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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变中，郭元振向睿宗奏“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说明玄宗动兵睿宗是知悉的，甚至是一同参与，互相配合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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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之所以能够和玄宗合作，恐怕还存在着复政的幻想。他可能以为玄宗会念父子之情，在消灭太平公主后还政于他，但事实上这是没有一点儿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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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二年七月三日，玄宗和睿宗对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发动了攻击。在消灭太公主的队伍中，主要的力量是玄宗的：以龙武将军王毛仲、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为首的禁军、太监势力，睿宗派参加这一事变的唯有兵部尚书郭元振，即使算上挂有空名的岐王范、薛王业，其实力也不能与玄宗派相比。所以事变结束后，政权自然落到了玄宗的手里，局势按照玄宗的设想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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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在这一事变中特别显得紧张，“诛凶逆，睿宗恐宫中有变，御承天门，号令南衙兵士以备非常。郭元振帅兵侍卫，登楼奏曰：‘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惟陛下勿忧。’睿宗大喜”[147]。睿宗究竟害怕什么?我们认为恐怕他以为玄宗要加害于他。睿宗知道玄宗在禁军中的实力，消灭太平公主以后接着是否会对自己采取措施，他就不能确定了，所以睿宗不得不命令南衙兵士保卫自己。《新唐书·郭元振传》云：“玄宗诛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门，诸宰相走伏外省，独元振总兵扈帝。事定，宿中书者十四昔乃休。”睿宗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否则郭元振不会如此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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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睿宗一朝的史实，大多来自于刘知幾、吴兢的《睿宗实录》，此书修成后于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奏闻[148]，所以其详略笔削有利于玄宗。而主要据之而编著的两《唐书》，关于这一段史料实际上存有诸多可商榷之处。我们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玄宗和睿宗的权力之争绝不是一方拱手让出，一方一推再推地无奈接受，而是双方在经过实力的较量后玄宗取得胜利，睿宗被迫退出政坛。事变后，睿宗吓得躲在承天门楼上，唯有郭元振率领了一批人在下边守卫。时玄宗本可以带人一哄而上，但可能顾虑到影响和郭元振的力量，所以对睿宗没有动手。史云：“上寻至楼上，上皇乃下诰罪状怀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亲党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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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说明当时玄宗上楼和睿宗谈论了一些内容，可能一方面主要是双方对消灭太平公主重申一致态度，另一方面谈论的主要内容大概是玄宗通过武力威胁的手段，迫使睿宗同意退位，从而保全他的性命。因为直接的反应是两人谈的第二天，睿宗下诰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睿宗被迫交出全国政权，并在这天徙居百福殿，直至开元四年六月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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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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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稍微有些平稳后，先天二年十月，玄宗秘密地将自己的亲信姚崇召回，接替刚被他解职的郭元振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使姚崇成为自己的谋主，全面着手清除不稳固因素。其主要措施有二：第一，斥逐睿宗派大臣，捣毁睿宗复政基础，扼杀动摇帝位的任何可能。斥逐大臣从郭元振开始。在诛太平公主事件中，郭元振表现出了对睿宗的忠心耿耿，令玄宗无法忘怀。而且当时玄宗向睿宗动手的主要障碍，恐怕就是郭元振。因此先天二年十一月，也就是诛太平公主以后的第四个月，玄宗以郭元振坐军容不整，“将斩以徇”，欲施重法。要知道尽管睿宗派大臣只有一个郭元振还掌握少许兵权，但玄宗无论如何是不能将其放在朝中的。张说、刘幽求在玄宗面前死谏说：“元振有翊赞大功，虽有罪，当从原宥。”玄宗在众人面前无法做得太露骨，故将郭元振流于新州。此后，玄宗再也不敢重用他，尽管郭元振实际带兵能力的确很强。而“元振自恃功勋，怏怏不得志，道病卒”[150]。说明郭元振至死仍被玄宗当作睿宗的人。其次遭斥的是刘幽求、钟绍京、张说、魏逢古等人。就是连王琚本不是睿宗派人，也被疑为刘幽求同党，贬泽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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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物史书大都说与姚崇私人关系不和，说来也怪，与姚崇不和的这些人恰恰都是睿宗派的主要人物，在今天我们自然很容易看清玄宗、姚崇的用心了。贬削睿宗派的大臣，在开元二年以前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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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上台后的第二大措施，就是对有可能动摇玄宗帝位的诸王使其外刺，不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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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夺得政权后，诸王小心起居，“成器尤恭慎，未尝议及时政”。但玄宗仍不放过他们，“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请循故事出刺外州。（开元二年）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幽州刺史，幽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就是连一起参与诛太平公主的弟弟岐王范和薛王业也不肯放过，“（七月）乙卯，以岐王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151]。诸王不准长期留居中央，只能周而复始地每季二人入朝，这样便可以割断诸王和大臣的交结。诸王在地方上不领州务，实际上只是挂个虚名，根本无法在地方上发动颠覆政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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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两条有力的措施，玄宗基本上在开元二年以前肃清了自己政权的异己势力，稳固了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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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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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和姚崇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缩影，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张说是睿宗派大臣的代表人物，姚崇是玄宗派大臣的代表人物，睿宗和玄宗之间的矛盾和倾轧，也造成了张说和姚崇之间相互不容。实际上，张说和姚崇个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大的矛盾，只不过两人代表的政治背景不同而已。形势发展最终结果是玄宗迫使睿宗放弃了政权，因而张说被姚崇驱出朝廷是必然的。况且，张说在后来又企图以岐王范作为援助，更是触犯了玄宗的大忌。这无疑使玄宗和姚崇会怀疑张说和岐王在结党，有颠覆政权的嫌疑。因此开元初年，张说被姚崇轻易地赶出京城，实际是在玄宗认可支持下的动作，与姚崇的矛盾仅是表面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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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籛先生早在解放初期发表的《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一文中就注意到了姚崇和张说等人不和的问题。他认为，开元元年末及二年中，即姚崇始相之时，在讨韦氏、诛太平公主二役中有功的大臣或罢或贬或流，“这一重公案必有其重大背景，不可仅以姚崇的嫉功作为解释”[152]。这的确是汪先生的卓越见解，是前人根本没有谈到过的问题。不过，汪先生仅仅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深入地谈下去，从而来揭示这一重公案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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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认为睿宗朝末期，政坛上存在着三股互有矛盾的势力，以太平公主、睿宗、玄宗为代表，最后睿宗、玄宗联合起来诛夷了太平公主。而本文主要想说明的是，在睿宗和玄宗之间，存在着较深的矛盾，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政治势力，在政权的争夺上颇费了一番周折。由于史书记载隐晦模糊，因而迄今为止，治唐史者从未揭示过这对矛盾。倘若我们对这对矛盾看不清楚，那么我们是无法解释这一时期政治上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因此，睿宗末期及玄宗初年的历史，实际上是玄宗和太平公主、睿宗斗争的历史，是玄宗从睿宗手里夺得政权的历史。玄宗先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然后又一点点地肃清睿宗的势力，但因与睿宗之间是父子关系，且政权取得又没有经过流血冲突，所以玄宗对睿宗势力的肃清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从而达到了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睿宗的势力随着睿宗的失权，渐渐地被玄宗、姚崇驱逐出朝廷。至开元四年睿宗死，玄宗的心病才被治愈，这时政权也已稳固，开元之治的局面渐渐露出端倪，玄宗也不再觉得有谁会来抢夺其政权了，所以宋王宪、申王成义、岐王范、薛王业等陆续停刺史，回到京师，甚至连张说也于开元九年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辅助玄宗治理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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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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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简论唐代中期赵赞的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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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中期复杂的政治舞台上，短暂地出现过赵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查考两《唐书》，没有为赵赞立传，因而既不知他出生于何年，也不知他卒于何时、何地。不过，对赵赞评价的各类史书却不少。据林宝《元和姓纂》卷7记载，赵赞的籍贯为河东，最早是从天水迁徙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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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赞从政的时间极其短促，仅仅在唐德宗建中数年间。其间赵赞曾官至中书舍人。建中二年十月，赵赞权知贡举。建中三年，正式知贡举，对科举制度的一些弊端作了一定的改革。大约从这时起，赵赞的才干得到了德宗的赏识。此年五月，判度支杜佑因工作不力被撤职，赵赞接替了他的职务，升为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唐王朝的财政主要由他来负责[153]。在短短的一年半主管财政的期间，虽然赵赞对财赋的聚集方式作了一系列的改革，企图尽可能地拓宽财源，但由于战争而造成军费缺额严重，他的努力随着唐王朝与藩镇之间战争的失利而最终失败。今天我们评价赵赞执掌财权的得失，对研究唐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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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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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赞为度支使是在建中三年五月。自建中二年起，唐王朝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重大的变化。建中二年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德宗不允[154]。于是李惟岳联合了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一起发动武装叛乱。自安史叛乱以后，河北方镇各聚兵数万，皆连衡盘结以自固，朝廷虽时加恩宠，但常怀二心。至此，数藩镇遥相应助，“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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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民骚然惊骇”。针对这一情况，德宗便调兵遣将，令李洽、路嗣恭、李勉等节度严加防守，又调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镇守关东，大发各路节度使的兵马讨伐叛军，一场大战打得难解难分。至建中三年，朱滔、王武俊与田悦“合纵而叛”，德宗不得不再次调动兵将东讨。如此庞大的部队频繁调动，战争的旷日持久，使得每月花费度支军费一百多万贯，政府国库中的铜钱已到了“不支数月”的地步。战争要打赢，各路节度使必须精诚团结，战略战术运用得当，但当时最大的问题恰恰是各路兵马之间缺乏协调，使得战争难以速战速决，白白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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