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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管借商政策在赵赞为度支后仍在推行，但借商政策并不是赵赞提议和具体实施的，因而借商出现的后果主要不应由赵赞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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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赞理财的中心是为国家聚集更多的军费，因而在他的理财措施中对百姓的搜括是难免的。尤其是间架、除陌法，影响最大。泾原兵变时，士兵以“不税汝间架除陌”的口号来号召长安百姓呼应他们的叛乱，这本身就说明了间架、除陌的扰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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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管对赵赞的各条措施作如何评价，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赵赞的理财措施就一定意义而言是有成效的。自从赵赞由建中三年五月出任度支始，至次年十月德宗出奔奉天，国家财政的军费支出主要是靠了赵赞的规划、筹措。财政费用的紧缺匮乏在赵赞上任以前就已出现，而时间过了一年又五个月经济仍未崩溃，这实际上就是赵赞理财的结果。假如当时的政治形势依然如故，德宗不出奔，说不定赵赞的理财仍能支撑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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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赞的理财迫于形势，未能全面展开。倘若在正常时期，那么他的大田法、常平法、铸白铜大钱法实施后，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就应另当别论了，我们对赵赞的评价就有可能不同。赵赞任度支，受命于危难之际，韩洄、杜佑失败的事例就在他的眼前，而他有这等勇气面对困难，工作又有一定实效，对此我们均应加以全面考虑，给以恰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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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发表于《思想战线》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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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郭子仪的君臣之道与为人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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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政坛上，以战功卓著来衡量，郭子仪其实算不上第一人，如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在朔方接替郭子仪后，所率部队军容“气色乃精明”，治军带兵水准更胜一筹。然而历来人们却不是只以战功论英雄，史家对李光弼提出“功臣去就，可不慎邪”[170]，评郭子仪却认为是“完名高节，灿然独著”。请看《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史臣曰”的记载：“自河朔班师，关西殄寇，身捍豺虎，手披荆榛。七八年间，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及国威复振，群小肆谗，位重退辞，失宠无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显然。唐五代的史学家评价郭子仪，认为他再造了王室，功勋高过同时代的人。他是“大雅君子”，处世为人有较大度量；他是“社稷纯臣”，对帝王的忠诚十分纯洁。史学家又在此传的“赞”中说：“猗欤汾阳，功扶昊苍。秉仁蹈义，铁心石肠。四朝静乱，五福其昌。为臣之节，敢告忠良。”他们除了赞叹郭子仪扭转中唐危局的伟绩外，还颂扬他的仁、义，特别强调他的为臣之节。不难看到，郭子仪之所以在中唐名将中评价特别高，他的君臣之道和为人处世是得到后人大力赞许的。因此本文主要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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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郭子仪的君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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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深谙君臣之道，与同时代大部分的武将有所不同。据颜真卿和苗晋卿记载，郭子仪出身于官员的家庭。其太祖郭履球任隋朝金州司仓，“克己复礼，州邦化焉”。高祖父郭昶任凉州司法，“能世其业，以伸其道”。两人官职虽低，但“丕绪齐美，不殒其名，端操履正，有恒其德，故乡党交友以为法度”。祖父郭美原，官为县主簿，但“识兼精照，明究群书”。父郭敬之“受天正性，承家高范”，官历数州刺史，累勋上柱国，进阶中大夫。郭敬之天宝三年去世时，郭子仪从军不久[171]。郭氏祖上虽然官位都不算太高，只是唐朝的中级官员，但世代食大唐俸禄，自然是深深感受到了李唐的皇恩浩荡，认识到了忠君的重要和必要。尤其是到了郭子仪祖父这一辈，不仅自己品行端正，而且开始“明究群书”，认识到了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儒家的一套伦理纲常虽不能有深刻的研究，但基本的道德规范已经遵守。在这种家庭氛围的影响下，郭子仪自小就懂得要恪守忠君之道，端正自己的道德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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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君臣之道的核心是忠君，就是史臣说的“晏然效忠，有死无二”，他自己也是一再表白对帝王的忠诚。代宗即位，宦官程元振离间，郭子仪被罢副元帅，任肃宗山陵使。郭子仪拿出了肃宗前后给他的一千多首诏敕，上表自陈说：“世德薄蝉翼，命轻鸿毛，累蒙国恩，猥厕朝列。会天地震荡，中原血战，臣北自灵武，册先皇帝，乃举兵而南，大搜于岐阳。先帝忧勤宗社，托臣以家国，俾副陛下扫两京之妖祲。……臣本愚浅，言多诋直，虑此招谤，上渎冕旒。毕下居高听卑，察臣不贰，皇天后土，察臣无私。伏以器忌满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贤路。自受恩塞下，制敌行间，东西十年，前后百战……跋涉难阻，出没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172]这里并不是郭子仪要向代宗表白自己立了哪些战功，而是要让代宗知道他对唐皇宗是如何忠诚的。他强调自己是受肃宗之托，累蒙国恩，所以对帝王是“不贰”、“无私”。他说自己命轻鸿毛，对官位的高低和生死根本无所谓，出生入死前后百战，全凭了自己对“天”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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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入寇，代宗无奈之下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进行抵抗。吐蕃部队日益逼近，代宗出幸陕州，这时“官吏藏窜，六军逃散”，郭子仪急忙从咸阳回到长安。皇帝前脚刚出苑门，后面就有人对皇位有想法了。射生将王献忠带了几百个骑兵回到长安，“胁丰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丰王珙是玄宗的儿子，这时对王位也产生了窥觎之心。他们在开元门内碰见了郭子仪，子仪大声呵叱，献忠只能下马，对子仪说：“今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在一言耳。”也就是说，你郭子仪身为元帅，你一句话就马上可以换一个皇帝。郭子仪没出声，想不到丰王珙却从后面走过来，说：“公何不言！”他还真的想做皇帝了。这时的郭子仪愤然“责让之，以兵援送行在”，把丰王骂了一通，让士兵护送他们到代宗那里[173]。一场本想凭借了吐蕃势力的政变被郭子仪化解了。很显然，如果在这场动乱中郭子仪有一点点想法的话，那么唐朝的历史将会被重写。他忠诚于代宗皇帝，“晏然效忠，有死无二”，不管是什么情景，也不能改变他的态度。之后我们看到，就是郭子仪收集六军将士，“泣谕将士以共雪国耻，取长安”，将吐蕃赶出了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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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王的忠诚表现在碰到问题时，首先考虑是否有利于国家的治理而不从个人的安危来计较，国家有难时大臣能否挺身而出。吐蕃入寇，车驾东幸，宦官程元振等劝代宗干脆定都洛阳，代宗也认可颁诏了。郭子仪听说后，托人带了奏章给代宗，论述了从唐太宗以来大唐皇朝是靠了关中之地发家的，而近来政局不稳，是由于六军没有战斗力，以及“中官掩蔽，庶政多荒”，并不是“秦地非良”的缘故。而实际上安史乱后，关中遭到臣大破坏，“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洛阳根本不宜作为首都。他认为只要在政治上措施得当，再加上“委诸相以简贤任能，付老臣以练兵御侮，则黎元自理，寇盗自平，中兴之功，旬月可冀”。一方面劝代宗要回到长安，另一方面自己主动请战，立誓要将吐蕃人赶出关中。史书说代宗看罢奏表，流着眼泪对左右说：“子仪用心，真社稷臣也。”代宗大概是有表演的成分在内的，但他不得不认可郭子仪对国家和帝王的忠诚。唐代史臣评价说：“代宗幸陕时，令以数十骑觇贼，及在泾阳，又陷于胡虏重围之中，皆以身许国，未尝以然亡易虑，亦遇天幸，竟免患难。”郭子仪以“以身许国”的精神来表现自己对国家的忠贞，这连当代人也十分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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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王的忠诚还表现在他极少考虑个人的荣辱。仆固怀恩叛乱时期，已身为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的郭子仪被代宗加了太尉一职，他坚辞这一职位，说：“臣畴昔之分，早知止足，今兹累请，窃惧满盈。……自兵乱以来，纪纲浸坏，时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赏厚，实繁有众，不可殚论。……臣诚薄劣，窃慕古人，务欲以身率先，大变浮俗，是用勤勤退退，愿罢此官，庶礼让兴行，由臣而致也。”官位和荣誉每个人都想要，但国家大事还没有安定下来，个人就不要去多作考虑。哪怕即使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郭子仪仍然是对帝王一片忠诚。乾元二年，宦官鱼朝恩怕郭子仪功高难制，设法将他从河南道召回，夺去天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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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元帅的职务，让赵王李系和李光弼掌握了军权，“子仪虽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寝息”。对唐王室的如此忠诚，在唐代中期的武将身上并不多见，这种“不挟憾以报仇雠”，完全与个人的道德伦理修养有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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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王的忠诚也表现在不贪恋官位，主动避贤路。大臣为官有义务做好自己的工作，但不能只从一己私利考虑，贪恋官位。代宗大历九年，郭子仪入对延英殿，君臣之间谈到了吐蕃不断入寇的问题。郭子仪之后上书，献上制胜之术，认为各地要“抽精卒”，“教之战阵，则军声益振，攻守必全，亦长久之计也”。那么是不是他自己想出了这个办法后，这支部队由他自己来控制呢?郭子仪认为尽管是天下诸使副元帅，但自己年纪大了，要让年轻的将领来掌握兵权：“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齿发已衰，愿避贤路，未可执辞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郭子仪对国家大事是殚精竭虑，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要让出位子，让年富力强的将领来掌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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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准则，郭子仪随时随地牢记自己作为一个大臣应处的地位，绝不越位，表示出对帝王的绝对忠诚。代宗要授予他为尚书令，他一再上表恳辞，说自己薄劣褊浅，素乏行能，又寡智谋，自己不“敢乱大伦”。他又指出，尚书令是武德之际唐太宗担任过的职位，唐太宗是“立极之主，圣德在人，自后因废此官，永代作则”，自己“安敢轻受”?如果一旦接受了这个官职，就是“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贻万方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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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对大臣多猜疑，尤其对手握重权的大臣将帅更是如此。当郭子仪手握军权之际，中唐的肃、代、德这几个帝王有疑虑心态自然是十分正常的。今天的史书记载着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在肃宗和代宗面前挑拨，常常害怕郭子仪等名将功高难制，所以“巧行离间”，一会儿罢官罢职，一会儿召回京师，一会儿置于散地不让掌兵权，一会儿不让见皇帝，其实这些事情很明显就是帝王对大臣的怀疑，只不过事后宦官做了个替罪羊而已。仆固怀恩、李光弼之类的将领就是因为受不了近臣谗间于前，庸主怀疑于后，结果“遂陷嫌隙”，授人以话柄。如李光弼，吐蕃入寇，代宗让他勤王，他十分害怕朝廷要对他不利，“迁延不就”，瞻前顾后。相反我们见到的郭子仪则完全是另一番风格，唐代史臣裴垍说他“事上诚荩”，尽管程元振、鱼朝恩对他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宋祁也说：“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谗间不行。”[174]他的这种表现，就是连程元振、鱼朝恩之类的宦官也无话可说，而帝王自然不会再对他有所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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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的忠诚还表现在处处维护帝王的权威，不言帝王的短处。肃宗乾元二年，九节度在相州失利，鱼朝恩乘机在肃宗面前说郭子仪的坏话，这年七月肃宗派人召郭子仪回京师。《邠志》记载：“肃宗使丞相张公镐东都，慰勉诸军。郭公陈馔于军，张公不坐而去。军中不悦，朋肆流议。居十日，有中使追郭公。”肃宗对郭子仪的态度十分明朗。不过郭子仪手下的士兵“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子仪绐之曰：‘我饯中使耳，未行也。’因跃马而去”[175]。明明是肃宗对他不满，前来的宰相连饭也不吃，一点不给郭子仪面子，但郭子仪仍然维护帝王的形象，不挑动士兵引起群情激愤来为自己申辩，而是毫不迟疑地跟了中使回京，并不计较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还有史书记述说大历十年郭子仪在汾阳时，“尝奏一县官，而敕不下”。判官张昙看不下去，于是对大家说：“以令公勋德，而请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体甚也”。郭子仪听到后，谓部下曰：“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写这则事情的赵璘感叹说：“闻者服其公忠焉。”[176]明明是朝廷中的宰相在搞鬼，大家都看得明白，但郭子仪还是从国家大背景上来体察帝王的难处，为帝王开脱。中唐时期，手握一点兵权的将领骄扬跋扈，对上级不尊重甚至倒戈的现象实在多见，而郭子仪的表现与这些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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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和代宗是儿女亲家，他的第六子郭暧和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在十余岁时结成夫妻，“恩宠冠于戚里”。按说儿女亲家，在礼节上可以随便一点，然而我们看到的郭子仪却完全不是这样，在处理与亲家的礼仪上十分小心谨慎，处处维护着皇帝的威严。史书载代宗独孤妃薨，赠贞懿皇后，将葬。当时郭子仪在邠州，因为是亲家，所以打算按时人礼节“欲致祭”。手底下的人说，从来就没有大臣祭皇后的礼节的，于是找到了殿中侍御史柳芳，柳芳一开始说的和众人一样，但后来一想说：“礼缘人情，令公勋德不同常人，且又为国姻戚，自令公始，亦谓得宜。”郭子仪说自己也是这个意思，于是让柳芳草祭文，上面写的官职是“驸马都尉郭暧父”，并且“叙特恩许致祭之意”。大臣是不应祭皇后的，但郭子仪摆出了亲家祭亲家的身份，既没有使君臣礼节受到损害，同时又表达了自己对代宗的忠诚，“辞简礼备”，使代宗十分满意[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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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少考虑私利而对帝王始终如一忠诚的将领，在唐朝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所以郭子仪死后，德宗下诏说他：“上以调三光，下以蒙五岳。允厘庶绩，镇抚四夷，体元和之气，根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处高而更安……尚父子仪，天降人杰，生知王佐，训师如子，料敌如神。昔天宝有难……公能扶翼肃宗，载造区夏。于国有患，劳其勘定。于边有寇，藉其驱除。”正因为郭子仪对帝王“忠贞悬于日月”，所以帝王对他“宠遇冠于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号，期寿考之永，养勋贤之德”，从而成了君臣关系和谐相处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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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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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赞为“大雅君子”的郭子仪，与同事及部下相处时，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御下恕”，处世为人讲究宽厚之道。《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说：“郭子仪为帅，以宽厚容众。”同卷《李怀光传》也说：“子仪性宽厚，不亲军事。”《旧唐书》郭子仪本传上引裴垍的话说：“汾阳……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裴垍还拿他与李光弼相比：“始与李光弼齐名，虽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从这些记载来看，郭子仪是以“宽厚”出名的，无论是他的同事还是一般的士卒，对他都是心服口服、感恩戴德的，所以部下和他的关系比较特殊，简直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幕府之盛，近代无比。”这样的宽厚仁爱，对部下的笼络，共事合作相处自然是达到了一个和谐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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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郭子仪的一生，我们发现史家说他的“宽厚”，并不是纯粹对同事的迁就和对部下无原则的宽松，而是在忠君的前提下对人以真诚相待，以情感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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