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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旧唐书》卷92《赵彦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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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旧唐书》卷97《刘幽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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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旧唐书》卷106《王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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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张剑光、邹国慰：《玄宗朝初期政治斗争论略》，《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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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资治通鉴》卷209景云元年六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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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资治通鉴》卷210景云元年十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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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正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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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资治通鉴》卷210先天元年七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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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六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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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资治通鉴》卷210先天二年七月《考异》引《玄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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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汪籛：《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汪籛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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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汪籛：《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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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汪籛：《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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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旧唐书》卷96《姚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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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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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史学思想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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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735~812）是唐代中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通典》是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最早的政书体著作。《通典》一书蕴涵着杜佑丰富的史学思想、理论，值得今人予以总结、学习。本文即对杜佑史学思想诸方面作一些简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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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学为政治服务的著述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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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著述中，最重要的是《通典》。它清晰地反映了杜佑著述时较强的政治动机。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杜佑自己对作史目的的表白。《通典》卷1序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旧唐书·杜佑传》载杜佑的话：“略观历代众贤论著，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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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现象源远流长，在唐初也曾出现过一个高潮。唐初设馆修史，轰轰烈烈，其目的就是“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1]，总结历代的兴灭规律，为唐王朝治政提供借鉴、参考。至中唐，社会由盛转衰，有见识的史学家又重操史学这一传统武器为政治服务，企图从历代的盛衰兴亡规律中寻找出一剂挽救唐王朝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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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轻时见到了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他的一生主要活动在安史叛乱以后唐帝国由盛开始走下坡路时期。这一时期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初的高度中央集权为藩镇割据所取代，维护小农经济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也瓦解了，边疆各族如吐蕃、南诏不断生事，这些变化使得唐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引起如杜佑一类的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焦虑竭思，想尽一切办法来拯救唐帝国的颓势。《玉海》卷51《艺文》引杜佑话曰：“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杜佑将数千年来的典章制度一一列出，试图将《通典》编成一本供统治者便于征引的类似法典的制度类书，为统治者提供实用的理道诀窍，这便是杜佑编史的目的和宗旨。他在处理所援引的唐代史料时说：“国家程式，虽则俱存，今所在纂录，不可悉载，但取其朝夕要切，冀易精详，乃临事不惑。”[2]他认为《通典》的作用在为帝王决断大政时提供方便，以使遇事不慌乱疑惑，随时可以和上古的制度进行参照，故权德舆能将《通典》评价成“以究理道，上下数千百年间，损益讨论而折衷之，佐王之业，尽在是矣”[3]。不只如此，杜佑仍觉得上奏的《通典》篇幅过大，帝王是没有这么多时间来阅读的，便又从《通典》中辑出十卷精华编成《理道要诀》，“颇采政理，窃究始终，遂假问答，方冀发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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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编撰《通典》的目的还在于使天下学者、士人读后有所启迪，使他们能知天下事实，通达人间情理，与帝王一起共同来关心国家的命运。杜佑编辑的史书是一本教科书，它帮助、指导士大夫们入仕、为政，从而达到“将施有政”。杜佑“虽履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尝轻废”[5]，编书的勤奋，实是受到了这一政治指导思想的鞭策。可见，杜佑从中唐现实出发，通过编纂史书这一形式，把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结合进振兴中唐的政治需要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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