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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147《杜佑传》宪宗评论杜佑曰：“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这是杜佑死后宪宗的由衷之言，因而一定程度上是比较公允的，反映出杜佑为政时的民本思想倾向和意识。在《通典》序中，杜佑极力推崇孔夫子的“既富而教”的观点，即治政的最终目标必须使老百姓富裕足食，并且用礼仪开导、教育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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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卷185《边防典》序云：“夫天生丞民而树君司牧，语治道者固当以既庶而安为本生。”《通典》卷171《州郡典》序云：“夫天生丞人树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患在德不广，不患功不广。”杜佑不主张君权高于一切，不认为君主可以主宰天下，相反他认为上天生就了众庶百姓之后，才有了产生一个司牧他们的君王的必要，因此君王的产生是为了治理天下，“既庶而安”是其治理的目标，而不是以整个天下来侍奉一人。杜佑主张行郡县，其中他有一条十分主要的理由是“建国利一宗，列君利万姓”。《通典》卷31《职官典十三》云：“天生丞民树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则安所致，寡则危所由。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若以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诚宜政在列郡，然则主祀可求矣。主祀虽永，乃人鲜：主祀虽促，则人繁。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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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上天使君主治理天下，只有达到既庶又安，才算是“牧之理得”，从这一点看来，必须实行郡县制。反之，若君主治天下仅为了自己一人，则他势必是希望实行封建制。可知，杜佑力主郡县制的一大根基是建立在“列郡利万姓”的民本观念之上的。杜佑认为：“凡为国之本，资乎甿人。”[15]他把百姓放在政治的首位来考虑。他的民本思想具体地还表现在重人惜费上。《全唐文》卷478郑余庆《祭杜佑太保文》云：“始从郎位，职典邦赋，重人惜费，惠恕用布。”《全唐文》卷496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铭》云：“视阖境如枨 之内，抚编人有父母之爱，因其习俗而均安之，识其惨舒而导利之。”由于他对百姓在国家中的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所以不论是担任地方官还是在中央任官，他都十分注重重人惜费。他认为：“人安而政洽，诚为邦之所急，既理道之所先”；“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16]贞元二十一年（805）大丰收，杜佑上奏：“请权停河北转运。于滨河州和糴二百万石，以救农伤之弊。”[17]此可概见杜佑关心百姓疾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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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佑的史学思想中，民本的成分是比较浓厚的。实际上，这种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安史乱后的社会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安史乱后，不但国家实力大衰，而且民不聊生，国家赋税由于户口的流亡而减少，故杜佑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使民众富庶、户口增多，因此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农民，维持他们的小农生产。当然，杜佑的民本思想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谈论的，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的治国理论服务，这与马列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有着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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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信怪异的进步史观和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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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卷505权德舆《杜公墓志铭》云：“不徼福，不乞灵，物怪气焰不接于心术。诚明坦荡自得于天理，中正之外，无自人焉。”杜佑不信鬼怪神灵，不迷信盲从，这从权德舆对他的评论中就可看出。在杜佑的世界观中，他尤其强调人事，绝少言谈鬼怪。他对于古代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天人感应之类荒诞不经的迷信，通过事实分析，一概予以否定和批判。《通典》卷148《兵典》序云：“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训，其胜也或验之风鸟七曜，或参以阴阳日辰；其教阵也惑以天地五行，或变为龙蛇鸟兽……若以风鸟可征，则谢艾枭鸣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卢循；若以日辰可凭，则邓禹因癸亥克捷，后魏乘甲子胜敌。略举一二，不其征欤?似昔贤难其道，神其事，令众心之莫测，惮指顾之皆从。”军事上自古以来就有风鸟日辰的神化现象，究其原因，无非是一些军事家故弄玄虚的结果，以致普通人对之神秘莫测，都信以为真。杜佑用了谢艾、宋武、邓禹及后魏的史实，驳斥了这些阴阳五行现象的虚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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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宿分野的学说，出自于班固和皇甫谧。他们将天文上的星宿名称一一配上相应的地域，这实际上是阴阳五行学说的继续发展，在当时颇有影响。杜佑不信这套荒诞的理论，认为从地域的分合和时间的先后来看，东汉的这种理论实在是难以成立的。他对主张星宿分野的史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是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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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李百药主张郡县制，批驳封建制，他在上奏中说：“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宗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虽论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在，斯则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18]认为朝代的长短是上天安排好的，而政事的治理、国家的兴衰在于人的主观努力，和国祚长短无关。杜佑同样也主张郡县制，但他不相信这种虚妄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言论。他说：“观李、马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减否，故日终莫究详，斯之谓矣。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干强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长远，为理之道，其在兹乎?”[19]杜佑指出国祚的长短主要取决于适宜的典章制度的建立，和君臣关系的理顺，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是否具有安定富足的生活。他批评了“天时”“杳冥”的天命论观点，清晰地表明国祚不由天意而由人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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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唐代中期的一位名儒，杜佑对经书颇有研究，对经书的言论十分信赖。然而，他对儒家经书并不盲从，而是勇于疑古，善于求是。他在儒家经典对政治的作用这一问题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旧唐书》卷147《杜佑传》中载杜佑的话说：“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杜佑认为经书是君臣、父子伦理教育方面的“要道”、“宏纲”，应该研习遵循。但经书有不足之处，即对治理国家的各种典章制度叙述太少，因此执政者很难通过参考经书来制订方针政策。因为圣贤经典也有缺陷，所以杜佑想把《通典》编纂成补圣贤书不足，以资助政的一部宏著。虽然杜佑没有达到离经叛道的地步，但他敢于指责经书的不足，这是难能可贵的，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求是精神。自古以来，经学和政治密切相结合，经学作为统治者的不刊之典高高供奉在上，而杜佑却说经书“罕存法制”、“阙匡拯之方”，无疑对经学在政治上的作用发生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经书的神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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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记述郑国子产由于东周末年“王道浸坏，教化不行”，故铸刑书，而晋国叔向对子产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杜佑认为《左传》记述这件事时，笔法上有偏向叔向的倾向。他指出，子产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形制订刑书来治理国家是一个正确的措施，《左传》的倾向并不公允。同时，他对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照录《左传》原话也提出了批评。唐初孔颖达《五经正义》是国家颁布的经书注疏，比较具有权威性质，而杜佑指责在这件事上正义犯有主观倾向。他认为：“夫经籍指归，诚要疏义，固当解释本文，岂可徒为臆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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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客观和求实精神，杜佑也常常指出一些传统史学名著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史记》和《汉书》云：“尧崩后，舜以禹为司空，命平水土，以开九州。”杜佑经过详细考证，认为“禹之绩本在尧代舜未据摄以前也”，此乃“子长、孟坚之误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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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论古人时辩证的史学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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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古人时，杜佑的方法是比较辩证的，从不绝对化。他既不因人废事，也不因事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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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杜佑称颂的“六贤”之一，杜佑对他的评价极高。《通典》卷1称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使得“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卷13称赞商鞅重视官吏的实践才能，“唯辟田与胜敌”作为仕进之途。然而对这样的一位圣贤，杜佑并非是一味地高唱赞歌。在《通典》卷1中杜佑又说：“圣人因之设井邑、列比闾，使察黎民之数、赋役之制，昭然可见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降秦以后，阡陌既弊……”杜佑欣慕不已的井田至战国为商鞅所坏，尽管秦国富强起来了，但却带来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兼并的盛行，这种局面杜佑认为一直至后世都有影响。杜佑反对土地兼并，因此追根溯源又归罪到商鞅头上，但杜佑并没有贬抑商鞅，仍是作为一个圣贤的偶像树立在《通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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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卷21《职官典三·中书舍人》云：“开元二年十一月，紫微舍人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员，无一头商量事，诸舍人同押连署状进说，凡事有是非，理均与夺。人心既罢，所见不同者，望别作商量，连状同进……’敕曰：‘可。’因是舍人唯知撰制，不复分知机务。既文书填委，遂令书录委之堂后人，其权势倾动天下。姚竟因主书赵海赃犯所累罢相。姚诚多才，而隳政擅权，以成斯弊，可哀哉！”姚崇是玄宗初年著名宰相，杜佑对其评价颇高。在《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中，将与户口数量不甚相干的姚崇不妄迷信、主张灭蝗的言论，全文引录，足见杜佑对他的推崇。然上述这些话却是杜佑批评姚崇擅权改官制，对一个官员的优劣好恶，杜佑是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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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杜佑称赞建中初年的两税法曰：“建中新令并人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22]杜佑与杨炎私交甚密，建中时期杜佑还曾得到杨炎提携。但杜佑对两税法中的“折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往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安其业，不可得矣。”[23]他肯定了两税法实施的积极意义，但对中间的一些环节的实施发表了中肯的批评。杜佑这一对两税法的评价，一直影响到今人对两税法的看法，说明杜佑辩证的史学分析方法是为后人所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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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括上面对杜佑史学思想的分析，我们认为在杜佑的思想中，存在着许多积极的、向上的内容，如他继承了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传统，认为人类社会是逐渐进化发展的，并且提出了“师古”与“变革”这两个辩证的口号，等等。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大官僚，杜佑的史学思想是建筑在维护封建统治基础之上的，他的一些史学主张是唯心的。当然，我们并不应以现代的眼光来要求他、指责他。对杜佑的史学思想，应作公正的、辩证的分析，既无需拔高，也没有贬抑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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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署名为章见、郭伟，发表于《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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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杜佑思想局限性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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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通典》，奠定了杜佑在史学上的地位。以往学者们除了对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进行研究外，还对杜佑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在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看到了杜佑思想先进、积极、可取的一面，而关于他思想局限性的一面，则是在长篇赞颂后稍微点到一下即止，更有的文章是避而不谈。即使那些涉及到的局限性，也是空洞泛议，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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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研究杜佑的思想，重点应在探索他的先进、可取之处，但我们同时也不应放弃对他思想局限性的探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力求做到对杜佑思想研究的完善、合理，才能真正对杜佑思想有清楚的认识。同时，我们认为，在探讨杜佑思想局限性时，决不能用后人的眼光来苛求杜佑应具有超时代的思想，而是应把杜佑放到唐代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作出具体的、合情合理的分析。鉴于目前史学界对杜佑思想的局限性研究比较薄弱的情形，我们搜集了一些资料，拟从杜佑政治、经济、史学思想三个方面作一番探索。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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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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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杜佑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一些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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