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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学者对杜佑史学思想评价很高，对其中的进化论思想几乎是有口皆碑。的确，唐中期以后，由于国势日衰，边境少数民族和唐王朝间的摩擦增加了，吐蕃甚至占领了河陇地区。至德宗、宪宗时，原来“华夷一家”的思想和观念在淡化，“贵中华、贱夷狄”的观点重又抬头，许多人主张对吐蕃用兵。杜佑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认为中原地区在上古时代也有过和今天少数民族相差无几的落后社会，因而他们的落后并不足以成为唐王朝用兵的借口。这样，他的进化论观点也就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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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并在这些变化中不断前进。他首先客观地承认上古时代曾经有一个落后、野蛮的阶段：“上古穴处衣毛，未有制度。后代以麻易之，先知为上，以制其衣；后知为下，复制其裳，衣裳始备。”[60]那时中原地区的人们住地洞，光着身子，仅披一些兽皮毛，但后来一点点进步了。这种昔日的情景和今天的夷狄并没有什么两样：“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搏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61]在这个质朴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既无礼仪的约束，也无伦理的规范，华夏上古时代与少数民族同样过着最原始的生活，因此“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62]。只不过今天的中华已经由野蛮走向了文明，走向了先进。这就是杜佑的进化论，是杜佑史学思想的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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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自上古的落后至唐朝的文明，这一社会变化发展的动力的解释，杜佑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他认为从巢居穴处的野蛮社会进化到文明社会，其发展的动力是“地”和“气”。他指出：“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63]华夏民族处于地的中间，所以“气”就正，从而人就“性和”、“才惠”，这样便产生了圣哲，引导了社会走向文明。而四夷民族居于地的边上，气就不正，从而人性就不和，脑子也就不灵慧了。这一观点在《通典》一书中曾多次阐述。在《边防典》中，他的描绘更加详尽，他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贵，实在于斯。……（四夷）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64]这里杜佑一再着重的是“地”和“气”这两个概念。用通俗的话说，所谓“地”就是地理环境。杜佑认为华夏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华夏民族早日地走向文明，因为物产丰富，品种繁多。而四夷民族地处偏僻，因而直至唐代仍处在野蛮时期。如此，“地”决定着社会由原始走向文明。就事实而言，地理环境确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生活、生产方式起着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但决不是唯一的决定作用。华夏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发展确有有利的因素，但绝对不是指“地”是文明发展的唯一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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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又引出了“气”。华夏处于地中，因而“气正”，才出现了圣贤哲人；四夷“气梗”、“气犷”，圣贤诞生不出来。这儿的气就无非是指民族的优劣了。他认为，由地理环境决定了华夏民族优于四夷民族，因而早日走向文明。更况且，在杜佑的言论中，常把华夏文明与个别圣贤挂上了钩。他主张只有在圣贤的“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和“渐革弊风”下，华夏民族才有可能进入文明。三皇五帝以后，因为世代都有圣贤的出现，所以礼仪、法制才得以建立，君臣、父子之名分才得以确定，社会才得以长治久安。所以，杜佑主张的无疑是个别圣贤的英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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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在杜佑的史学思想中，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是贯彻始终的，也是比较积极、可取的，但他在论述社会进化的动力时并没有摆脱时代的局限，也没有跳出儒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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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对杜佑在经济、政治、史学思想方面的一些局限性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杜佑思想在总体上应予以肯定。但并不排斥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落后于时代的观点，如对土地兼并、商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认识等方面，与同时代的一些士大夫相比，杜佑显得跟不上时代的节拍，这就是本文所指的局限性。指出杜佑思想中存在着局限性，并不是以此来否定杜佑的思想，相反是将杜佑的思想放到恰当的位置上进行解剖，既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又指出其落伍的一面，这样，我们对杜佑思想才有真正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杜佑研究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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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署名剑光、国慰，发表于《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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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六朝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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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周边地区教育事业的建设在六朝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荡而完全放弃，从朝廷到文人学者都顽强执着地从事教育建设的种种基础性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和进展，在教育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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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太湖地区，指以太湖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包括今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以及今镇江以东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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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吴、东晋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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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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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一方。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偏居东南的吴国一方面为开发江南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上也有很多作为，对文教事业十分重视。尽管吴国首都设在建康，但太湖地区也是其统治的核心所在，因此实行的教育制度对太湖地区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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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称帝后不久，即于黄龙二年（230）下诏立国学，设置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65]。都讲祭酒有可能只是个皇家教师，教育的对象大概限于皇子皇孙，但这是江南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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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在中央设博士祭酒主管全国教育，在地方设师友从事、师友祭酒、师友决疑等学官分管各地教育。景帝孙休在永安元年（258）下诏说：“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起好者，各令就业。”学生一年一考核，学习成绩优秀的，“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66]。江东地区素来是教育落后的地区，从这时起开始建立了系统的学校制度。孙休的兴学，估计主要指的是首都的官学，可能是属太学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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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吴国在各州另设有地方学校。孙瑜为丹阳守时，曾厚礼招待笃学好古的儒学家马普，并让将吏子弟数百人跟随了马普学习，“遂立学官，临飨讲肄”。估计太湖地区也有这样的官学。孙瑜之弟孙焕，特别钻研儒学，孙瑜“命部曲子弟就业”，这样的学校显然是私学[67]。太湖地区有不少私学，如吴县人顾雍，年轻时跟随了蔡伯喈学习琴书，后因品学兼优，州郡表荐，刚满20岁就出任合肥长。阳羡人周鲂，“少好学，举孝廉”，是接受了私学教育而出任宁国长的。不过，从总体上说吴国的教育成就是有限的，因为受到了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限制，即使像孙休设立的学校杜佑在《通典》卷53《礼典十三·大学》中说是“不行也”，说明办了没有多少时间。地方上的官学，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太湖地区的教育在这样的总趋势下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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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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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建立后，在官员中兴办教育的呼声很高，王导、戴邈、应詹等官员纷纷上书要求办学，发展教育。如应詹曾说：“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材，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68]东晋政府于建武元年（317）在江左设立了太学，第二年又增置《周礼》、《仪礼》二经博士2人，《春秋》三传置博士3人，其余经书各置1人，共计8人[69]。但后因军兴，屡废学。东晋学校规模最大的时候在孝武帝时期。太元九年（384），尚书谢石上书请兴复国学，于是这年选拔了官秩达二千石的公卿子弟百人为学生，并建造了校舍155间。一些学者认为东晋的太学、国子学的教育成效极低。由于门阀当政，国学教育贵族化加强，因而无论是太学还是国子学，有资格入学受教育的几乎都是贵族公卿子弟，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出身得到官职，仕途与治学无涉，因而视读书为苦差使，就千方百计逃避学业[70]。孝武帝时国子学竟然没有一个学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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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学的教师有国子博士、国子助教。此外还有律学博士和书学博士列于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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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央官学外，地方也有官方办的学校。但两晋时期地方学校并无定制，一般都是各级长官自动创办的。一般在州级机关设典学从事、劝学从事，郡国置文学掾，县设校官掾。谢石在请求恢复官学的上书中谈到：“班下州郡，普修乡校。”虽未见资料有普遍兴学的记载，但各地太守和名士们办的地方官学仍是比较多见的。太湖地区也有这类学校，如范宁出任余杭县令，在县府所在地设立学校：“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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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有不少私学，既有蒙学性质的低级学校，也有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深造学校。太湖地区也有规模较大的私学。吴郡范平学识渊博，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人物拜他为师。他的几个儿子都因家学渊源精通儒术而做了大官。他的孙子范蔚有书七千余卷，各地到他家来读书学习的经常有好几百人，范蔚还供给来求学的学生衣食费用。如此看来，范蔚的私学基本上有了后代书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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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朝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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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偏居江南，各个王朝都曾提倡过儒学，对教育有所重视，从总体看，各个政权重视的都是中央官学，且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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