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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又引出了“气”。华夏处于地中，因而“气正”，才出现了圣贤哲人；四夷“气梗”、“气犷”，圣贤诞生不出来。这儿的气就无非是指民族的优劣了。他认为，由地理环境决定了华夏民族优于四夷民族，因而早日走向文明。更况且，在杜佑的言论中，常把华夏文明与个别圣贤挂上了钩。他主张只有在圣贤的“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和“渐革弊风”下，华夏民族才有可能进入文明。三皇五帝以后，因为世代都有圣贤的出现，所以礼仪、法制才得以建立，君臣、父子之名分才得以确定，社会才得以长治久安。所以，杜佑主张的无疑是个别圣贤的英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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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在杜佑的史学思想中，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是贯彻始终的，也是比较积极、可取的，但他在论述社会进化的动力时并没有摆脱时代的局限，也没有跳出儒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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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对杜佑在经济、政治、史学思想方面的一些局限性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杜佑思想在总体上应予以肯定。但并不排斥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落后于时代的观点，如对土地兼并、商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认识等方面，与同时代的一些士大夫相比，杜佑显得跟不上时代的节拍，这就是本文所指的局限性。指出杜佑思想中存在着局限性，并不是以此来否定杜佑的思想，相反是将杜佑的思想放到恰当的位置上进行解剖，既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又指出其落伍的一面，这样，我们对杜佑思想才有真正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杜佑研究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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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邹国慰合作，原署名剑光、国慰，发表于《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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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六朝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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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周边地区教育事业的建设在六朝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荡而完全放弃，从朝廷到文人学者都顽强执着地从事教育建设的种种基础性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和进展，在教育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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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太湖地区，指以太湖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包括今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以及今镇江以东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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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吴、东晋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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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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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一方。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偏居东南的吴国一方面为开发江南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上也有很多作为，对文教事业十分重视。尽管吴国首都设在建康，但太湖地区也是其统治的核心所在，因此实行的教育制度对太湖地区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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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称帝后不久，即于黄龙二年（230）下诏立国学，设置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65]。都讲祭酒有可能只是个皇家教师，教育的对象大概限于皇子皇孙，但这是江南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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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在中央设博士祭酒主管全国教育，在地方设师友从事、师友祭酒、师友决疑等学官分管各地教育。景帝孙休在永安元年（258）下诏说：“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起好者，各令就业。”学生一年一考核，学习成绩优秀的，“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66]。江东地区素来是教育落后的地区，从这时起开始建立了系统的学校制度。孙休的兴学，估计主要指的是首都的官学，可能是属太学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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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吴国在各州另设有地方学校。孙瑜为丹阳守时，曾厚礼招待笃学好古的儒学家马普，并让将吏子弟数百人跟随了马普学习，“遂立学官，临飨讲肄”。估计太湖地区也有这样的官学。孙瑜之弟孙焕，特别钻研儒学，孙瑜“命部曲子弟就业”，这样的学校显然是私学[67]。太湖地区有不少私学，如吴县人顾雍，年轻时跟随了蔡伯喈学习琴书，后因品学兼优，州郡表荐，刚满20岁就出任合肥长。阳羡人周鲂，“少好学，举孝廉”，是接受了私学教育而出任宁国长的。不过，从总体上说吴国的教育成就是有限的，因为受到了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限制，即使像孙休设立的学校杜佑在《通典》卷53《礼典十三·大学》中说是“不行也”，说明办了没有多少时间。地方上的官学，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太湖地区的教育在这样的总趋势下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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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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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建立后，在官员中兴办教育的呼声很高，王导、戴邈、应詹等官员纷纷上书要求办学，发展教育。如应詹曾说：“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材，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68]东晋政府于建武元年（317）在江左设立了太学，第二年又增置《周礼》、《仪礼》二经博士2人，《春秋》三传置博士3人，其余经书各置1人，共计8人[69]。但后因军兴，屡废学。东晋学校规模最大的时候在孝武帝时期。太元九年（384），尚书谢石上书请兴复国学，于是这年选拔了官秩达二千石的公卿子弟百人为学生，并建造了校舍155间。一些学者认为东晋的太学、国子学的教育成效极低。由于门阀当政，国学教育贵族化加强，因而无论是太学还是国子学，有资格入学受教育的几乎都是贵族公卿子弟，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出身得到官职，仕途与治学无涉，因而视读书为苦差使，就千方百计逃避学业[70]。孝武帝时国子学竟然没有一个学生[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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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学的教师有国子博士、国子助教。此外还有律学博士和书学博士列于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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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央官学外，地方也有官方办的学校。但两晋时期地方学校并无定制，一般都是各级长官自动创办的。一般在州级机关设典学从事、劝学从事，郡国置文学掾，县设校官掾。谢石在请求恢复官学的上书中谈到：“班下州郡，普修乡校。”虽未见资料有普遍兴学的记载，但各地太守和名士们办的地方官学仍是比较多见的。太湖地区也有这类学校，如范宁出任余杭县令，在县府所在地设立学校：“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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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有不少私学，既有蒙学性质的低级学校，也有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深造学校。太湖地区也有规模较大的私学。吴郡范平学识渊博，当时有很多著名的人物拜他为师。他的几个儿子都因家学渊源精通儒术而做了大官。他的孙子范蔚有书七千余卷，各地到他家来读书学习的经常有好几百人，范蔚还供给来求学的学生衣食费用。如此看来，范蔚的私学基本上有了后代书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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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朝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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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偏居江南，各个王朝都曾提倡过儒学，对教育有所重视，从总体看，各个政权重视的都是中央官学，且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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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立国后，刘裕于永初二年（422）颁布兴学诏，广延胄子，选备儒官。宋文帝即位后，曾在京师开设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馆，广聚生徒。这样的单科学校，开了隋唐以后专科教育的先河。元嘉二十年（443），文帝又诏立国子学和地方官学，“修复学舍，采召生徒”。国子学的老师中，如著名学者何承天官为国子博士，苏宝为《毛诗》助教[73]。宋明帝时，设立总明观，置国子祭酒1人，国子博士2人，国子助教10人，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这所学校看来已不是前代单单攻读经书的学校了，兼有教学与研究的双重功能。刘宋地方上可能也有学校，因为宋文帝时曾令鲁郡修复校舍，广召生徒，所以地方上有学官的制度。太湖地区的各州郡当也有学校的设立，唯详情不可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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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朝建立后，萧道成采纳了崔祖思的建议，于建元四年（482）正月下诏立国学，学生员额为150人，学生以官员子弟为主，要求年龄在15至20之间[74]。学校办了不到一年，因为萧道成死了，遂停办罢废。齐武帝时又下诏办学，学生员额有200人，以王俭为国子祭酒，“由是家寻礼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齐朝的太学博士是主管太学的，国学设祭酒、博士、助教等官职来优待老师。地方学校在州一级设儒林参军1人，文学祭酒1人，劝学从事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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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齐官学，时断时续，《南史》卷71《儒林传序》评价说：“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这应该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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