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48784
1706948785
4.科举制度对太湖教育的影响
1706948786
1706948787
隋唐改革了前代的选举制度，采用了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科举制的施行，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1706948788
1706948789
隋朝统一全国后，迫切需要补充新的人才以解决官吏缺乏。隋一方面沿用了前代的荐举制，另一方面又开创了科举制。不过，由于始创，隋开科取士数量极少。唐朝初年，实行偃武修文政策，大力扩建校舍以振兴教育，又通过科举取士来网罗人才，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并重，这样的政策在整个唐五代基本得到了执行。唐朝的科举考试有常科和制举两种类型。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其中进士和明经录取的人数最多，最为士人看重。两者之中，进士更是文人的终生梦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即生徒和乡贡。在中央和地方官学学习并成绩合格者报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生徒，不经过官学学习而由州县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乡贡，但乡贡往往也是在乡塾和私学中学有所成。在隋唐五代以前，学校教育和选举做官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到这时，科举制将学校教育和考试做官紧密地揉合到了一起。学校培养学生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合格，通过吏部铨选，就能做官，这样迫使学校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安排必须围绕科举来执行。毫无疑问，科举制刺激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是学校教育的目的，学校是科举的前提和基础。隋唐五代实行的科举制对太湖地区教育也起了较大的影响。
1706948790
1706948791
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太湖地区的文人士子普遍文化素养较高。太湖地区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十分重视子弟的科举考试，人们往往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鼓励自己的子弟到首都参考。《太平广记》卷484引《异闻集》“李娃传”条谈到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这位常州刺史特别重视儿子的前途，鼓励他到长安考试，而且提供宽裕的财力支持，让他集中心思参加考试。再如苏州人吴全素，“举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长安永兴里”[104]。也是一个长年在都城考试的士子，只不过运气不好，五次考试仍未中第。
1706948792
1706948793
在唐代的笔记小说中，记录太湖地区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年轻士人数量很多。唐代的笔记小说，谈南方人到长安参加科举，特别喜欢将主人公安排为苏州的年轻人。如苏州人梅权衡，“入试不持书策”[105]；苏州人翁彦枢，曾应进士举[106]；苏州人陆颙，“从本郡贡于礼部”[107]；开元中，有一位吴郡人应明经[108]；举元和初，长乐冯生居住在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109]。
1706948794
1706948795
参加科举考试的，一般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弟，有的来自世家大族，有的出身官宦之家，但《太平广记》卷72《原化记》“陆生”条告诉了我们另一种讯息：“唐开元中，有吴人陆生，贡明经举在京。贫无仆从，常早就识，自驾其驴。”这位陆生显然既不是富裕大族，亦不是官宦子弟，他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有可能出身自普通家庭。《太平广记》卷74引《纂异记》“陈季卿”条说：“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羁栖辇下，鬻书判给衣食。”这位陈季卿的家可能也是在太湖地区，同样家庭不富裕，是一般的家庭，没有充裕的经济实力可以提供。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可见我们从一般平民亦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现象上，可以看到整个太湖地区对科举的重视，教育和科举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
1706948796
1706948797
事实上，太湖地区参加科举考试，成功的例子很多，考试的成绩可以说是处于出类拔萃的地步。如常州在唐代中进士、明经的有数十人，蒋洌、高智周、许景周、蒋涣、蒋伸、施肩吾、蒋俨等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他们中有很多人在文学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散文家萧颖士是常州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润州的小小一个丹徒县，据不完全统计在唐代出了进士七人，他们是马怀素、陶翰、申堂构、包佶、包何、刘太冲、李绅[110]。苏州在太湖地区中考取的进士、明经、诸科人数最多。据明朝《正德姑苏志》记录，有唐一代苏州共取进士52人，明经1人，诸科10人。一人既中进士，又制举及第的，统计在进士数内。由于明人统计的局限，实际上苏州的科举及第者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该书连一些状元也没有罗列进去。苏州文人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卓著，唐末曾连出七位状元。如唐懿宗咸通十年（869）的归仁绍，咸通十五年的归仁泽，景福元年（892）的归黯，乾宁元年（894）的苏检，光化四年（901）的归佾，天祐二年（905）的归系等。
1706948798
1706948799
苏州大族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卓著，这是十分显著的一个特点。据《旧唐书》卷149、《新唐书》卷164《归崇敬传》，归氏自天宝末以后，先后有四代八人科举出身，具体如归崇敬、归登、归融、归仁晦、归仁翰、归仁宪、归仁绍、归仁泽，加上唐末的归黯、归佾和归系，归氏共有十一人科举中第。归仁绍兄弟二人先后为状元，实际上就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其曾祖父归崇敬特别“注礼家学，多识容典”，曾举明经，天宝中又举博通坟典科，对策第一。祖父归登代宗大历中举孝廉高第，德宗贞元元年又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父亲归融宪宗元和七年进士及第，文宗朝为翰林学士。因此至唐末，受家学熏陶，归家连出父子、兄弟状元。父子同为状元，如归仁泽和归黯，归仁绍和归佾、归系；兄弟同为状元，如归仁泽和归仁绍、归佾和归系。所以后人称他们为“父子状元及第”，父子三状元[111]。再比如《旧唐书》卷177《杨收传》，苏州杨氏一门共有十一人全部为进士，如杨发、杨假、杨收、杨严、杨乘、杨鉴、杨钜、杨 、杨涉、杨注和杨凝式。父子、兄弟都举进士的十分多见，如顾少连与儿子顾师邕，沈传师与儿子沈枢、沈询，张籍与儿子张黯，等等。这多少说明了太湖地区既重视学校教育，同时也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家学的流传和学术文化的保存。毫不怀疑，太湖地区崇尚文化教育，注意提高百姓素质，是造成这一地区人才辈出的主要原因。
1706948800
1706948801
四、余 言
1706948802
1706948803
六朝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制度初步建立了起来。可以这样讲，太湖地区正式有学校教育，始于孙吴时期，此后时置时废，但教育已深入人心，很多人已经有了重视教育的理论。隋唐时期，太湖地区的教育基本上已现制度化的趋势，不仅各州县都设立了学校，而且私学仍然保存着。一批既有教学实践经验又有教学理论的教育家，他们对太湖地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通过科举可以任官的吸引，使太湖地区的教育异乎寻常地快速发展。我们认为，太湖地区兴教办学的优良传统，就是开始于这一时期。
1706948804
1706948805
（本文原发表于《论史传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这次收录时部分内容作了修改）
1706948806
1706948807
1706948808
1706948809
1706948811
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代吴地经济、文化与社会控制的思考
1706948812
1706948813
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唐以后，吴地几乎成了唐朝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唐政府重要的财赋基地。经济上的这种变化，固然与经济发展规律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关。由于宗教信仰及教育的发展，吴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环境，因而中唐动乱时，吴地的各级政府对社会仍然进行着有效的控制，并未出现大的动乱，政府仍是积极安置流动人口，组织大规模的农业屯垦。
1706948814
1706948815
一、水田种植农业带动下的吴地经济发展
1706948816
1706948817
吴地经济在唐代的突起，首先表现在农业上。承继了六朝以来的传统，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后，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的种植在技术和管理上更为成熟，也更有特色。
1706948818
1706948819
唐朝吴地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对太湖和江南运河的整治。其时特别注意在太湖东南边缘筑堤防溢，将太湖与湖东水乡间隔开来。如贞元年间于 筑成自平望西至湖州南浔共53里的湖堤，并对沿途支流进行了疏浚[112]。再如元和四年（809）常熟令李素开云和塘，使太湖水可以直泄长江[113]。太湖东南地区建立起一些有效的排灌工程，如广德元年唐政府开浙西屯田，形成完整的排灌系统。对江南运河的整治主要是调节运河水位。唐朝在江南运河上设置堰埭，以节水济运，维持运道水深。自北至南有堰闸多处，如京口埭、望亭堰及望亭堰闸等，保证运河有足够的水深来维持航行。常州刺史李栖筠“浚河渠，引大江，漕有余之波，溉不足之川，沟延申浦，至于城下，废二埭之隘，促数州之程，海夷浮舶，弦发望至”[114]，沟通了长江和运河的航运。值得强调的是，吴地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润、常二州修治了练塘、绛岩湖、孟渎，苏州有荻塘、常熟塘（云和塘），湖州有吴城湖、陵波塘、蒲帆塘等，文献记载的水利工程有近40项[115]。其中个别大工程的兴修能解决数千顷农田的灌溉，数县或数乡都能得利。随着水利工程大量建设，吴地众多荒芜土地得到开垦，低洼地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1706948820
1706948821
唐代吴地经济发展最突出的一点是水田粮食作物大规模种植。其时水稻的种植分布十分广泛，整个三吴地区有成片的大面积水稻田。吴地的水稻声名远扬，杜甫曾有“云帆出辽海，粳稻来东吴”的诗句[116]，说明东吴的水稻大量输向北方。润州城外大量种植水稻，站在城楼上，只见“水接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117]，全是农业丰收喜气洋洋的景象。唐诗中，谈到苏州水稻种植的资料特别多，如李欣诗有“青枫半村户，香稻盈田畴”句[118]，罗隐有“水蓼花红稻穗黄，使君兰棹泛回塘”句[119]，杜牧更有“罢亚百顷稻，西风吹半黄”的感叹[120]。唐代吴地水稻培育出了大量的优质品种，如《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中常州有大小香粳，苏州有大小香粳，湖州有糯米，这些都是特殊的品种，得到朝廷的青睐。吴地水稻中比较出名的一种红稻，时人有“沃野收红稻”的说法。孟诜《食疗本草》卷下说这种米颜色为赤，米粒较大，而且发出浓烈的香味。当时的水稻还能按时间来划分，有早、中、晚的区别。从水稻的黏性上来区分，有粳、糯之别。苏州生产的糯米可以酿酒，《乾隆元和县志》卷16说：“金钗糯，粒长，酿酒最佳。”
1706948822
1706948823
吴地农业发展的另一特色表现在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吴地农村中种植麻、茶叶、甘蔗、蔬菜、果树和桑树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中唐以后，在润州、苏州等丝织业发展的地区，农民种植桑树的规模越来越大。陆龟蒙诗中有不少反映苏州农村种桑的诗句，如“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维桑半顷麻”[121]。吴地的果树种植也快速地发展起来，从农户宅前宅后庭院中的普遍种植，到规模较大的果园出现，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橘柚的规模种植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景象，在唐代的诗文中经常可见“橘林”、“橘园”之类的描述。如润州农村到处都是橘树成林的景色：“客路随枫岸，人家扫橘林。”[122]成片种植柑橘，所产必然有相当部分是要流入市场的。
1706948824
1706948825
唐代的吴地农村，农民家庭养殖业有较大的发展，不但养殖业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养殖动物品种繁多，鸡、鸭、鹅、牛、羊、猪、蜂都是十分常见的。如小家禽养殖在吴地十分普遍。方干《陪王大夫泛湖》诗云：“白波潭上鱼龙气，红树林中鸡犬声。”[123]家禽中鸡的豢养最为常见。吴地湖泊密布，为养殖家鸭提供了有利条件。《吴兴备志》卷16载湖州唐时每年要进贡朝廷单黄杬子一千三百五十颗，重黄杬子一千三百颗，可知湖州养鸭数量之多，品种之好。
1706948826
1706948827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了充足的原料。唐代吴地手工业中最值得一书的是纺织业。唐代前期丝绸纺织在吴地的一些地方就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如润州在天宝中已向朝廷贡方丈绫、水文绫及京口绫、衫段等众多产品。中唐以后，润州接受了北方先进的纺织技术，丝织业的发展更进一层。从产品看，润州主要生产的是绫、罗，此外还有绢、绵、纱、纩等。唐敬宗即位不久，诏浙西“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絛缭绫一千匹”[124]。再如唐前期的苏州，丝织业产品中最高档的是绫和绵巾，以生产红纶巾和方文绫出名。唐后半期，苏州的丝织业得到快速发展，范成大《吴郡志》卷1载苏州贡有丝、绵、丝布、八蚕丝、朱绫等；又引《大唐国要图》，说苏州贡有丝、绢、绫绢、乌眼绫、衫段罗，可知苏州在唐后半期纺织业已接近润州水平。
1706948828
1706948829
优质粮食的生产，使制酒业跟着兴起，酿酒技术不断得以改进，吴地酒的名声向四方远播。丹阳县出好酒，据《嘉定镇江志》卷6，曲阿新丰酒从南朝就已十分出名。《吴郡志》卷29谈到中唐时苏州产名酒叫五酘酒，“今里人酿酒，曲米与浆水已入瓮。翌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投者，谓之酘。其酒则清冽异常，今谓之五酘，是米五投之耶?”吴地酒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湖州制造的箬下酒，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共列13种全国名酒，湖州箬下酒名列其中。
1706948830
1706948831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吴地的商品经济以较快的步伐发展起来。润州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犹称列岳”[125]，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126]。常州被称为“毗陵大藩”，城市经济作用比较突出，“当全吴之中，据名城沃土……吴中州府，此焉称大”[127]，“江东之州，常州为大”[128]，商业十分繁荣。苏州被称为“雄郡”，“东吴繁剧，首冠江淮”[129]，商业经济是江南城市中最为活跃的，“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130]，“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131]。吴地城市的经济功能日益增强，具体表现在城市的市场商业普遍繁荣。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坊市制及只能白天经商的规定，在江南显示出了比其他地区更高的灵活度。一方面主要商业活动在市中进行，另一方面市制的规定并不严格，一些城市中新的小规模商业市场不断涌现，加上对居民夜间活动较少限制，在城内随处可见夜间商业交换现象。其次，由于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大量各个行业的手工业工人来为他们服务，城市服务性行业蓬勃兴起，如皮日休谈到苏州城内有大量制造金银器的工人。服务性商业的兴盛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
1706948832
1706948833
在商品交换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是县市及农村各类集市。常州无锡县东二百步跨运河有大市桥，县南一里有南市桥，两市均建在县城的主要河道边，有桥梁与对岸相通，水陆交通运输十分方便。江阴县市上交换的物品，以水产品为多，早在唐朝前期就已“海鱼朝满市，江鸟夜喧城”[132]，渔业经济特别发达，大量的水产品进入到流通领域。县市以下，村市、草市等各类固定和不固定的集市遍布于吴地农村交通便利处，这些市场与农村的关系最为密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表明了吴地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如长兴县进入茶山的交通要道口有水口草市。杜牧为湖州刺史时，亲自到茶山监督贡茶生产，并有《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云：“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133]草市在山脚下，旁有河流可通，便于茶叶运输，市中还有酒制》。楼，各色人员众多。
[
上一页 ]
[ :1.70694878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