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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为广大百姓所接受，这说明在吴地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并不能简单地用信仰的盲目性来解释。一方面，民众文化意识的形成是一种传承，具有强烈的延续性。吴地的众神信仰，历史悠久，代代相传，不断加入新的元素，因而传说内容越来越丰富，供奉的众神越来越多。人们将一些有功于社会的大臣、名人加入到这些祭祀的对象中，即使是唐朝反对淫祠的狄仁杰，后来也被立庙供奉。从南朝以来，淫祀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各郡太守顺应民心，往往就是淫祀的积极倡导者。至于普通百姓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寄托，向往美好生活，对众神崇敬更是发自内心。唐人继承了这种思想传统，思维的定势与他们的前辈保持着一致。另一方面，众神信仰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在唐代有现实意义。淫祀中供奉的对象，很多曾为吴地的地方官，他们在任期内政绩显著，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因此老百姓供奉的目的在于纪念他们，盼望以后还能有这样的官员来做他们的父母官。可以这么说，许多淫祀其实是后代官员为了满足老百姓的要求而为前任设立的祠庙，他们想通过这样的做法既表示自己是以这些前人为榜样，同时又是想通过这些前人来保护自己辖区内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平安。至于老百姓，他们希望得到神仙、好官的保佑，他们把神仙、好官和当时盛行的佛祖看得一样重要，只要能够保佑他们，他们就会供奉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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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吴地对佛教的信仰是耐人寻味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狂热程度比起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走进了百姓的生活。其时佛教的轮回、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等观念对普通百姓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许多人在期许和希望中剃度落发。敬宗初年，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聚积货财，在泗州置僧坛，“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前往剃度。李德裕派人守在蒜山渡口，每天去泗州的有一百余人，仅十四人是还俗的僧人，其余全是苏、常百姓[142]。大量农民剃度，李德裕认为是为了躲避徭役和赋税，但我们认为不排除吴地百姓确是对佛教有着狂热的信仰存在。许多老百姓除了烧香跪拜外，还舍宅建寺。如苏州长洲县的永寿教寺、常州义兴的大芦禅寺等都是老百姓捐献自己的房产作为寺庙。苏州开元寺有“金铜玄宗圣容”，是富商大贾“远以财施，日或有数千缗。至于梁柱栾楹之间，皆缀珠玑，饰金玉，莲房藻井，悉皆宝玩，光明相辉，若辰象罗列也”[143]。不计钱财，供奉佛寺，整个社会对佛教有着深深的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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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开始，吴地的地方官员也有很多人推崇佛法，对僧人优礼有加。《续高僧传》卷22记载，苏州通玄寺释慧旻，时刺史李廉、薛通、王荣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觐”。同书卷14谈到武德七年虎丘寺释智琰归寺时，苏州总管武阳公李世嘉与“内外公私同共奉迎，还归山寺”。许多官员自己本身就信佛，潜心于佛法教义。同书卷15载润州招隐寺朗然大师有道，御史中丞洪府观察使韦儇、吏部员外李华、润州刺史韩贲、湖州刺史韦损、润州刺史樊冕等先后向其请教，“皆归心奉信”。部分官吏干脆执弟子之礼，润州幽栖寺玄素大师，“受菩萨戒”弟子有吏部侍郎齐浣、润州刺史徐峤等，这些人“并道流人望，咸款师资”[144]。官员们凭藉着他们的权力，常常拨款维修、兴建寺庙。吏部侍郎齐浣采访江东，见丹徒天乡寺“殿宇倾圮”，“率同心愿善缮理”进行维修[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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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吴地佛寺之多难以想象，除继承前朝之外，上起州县官员，下至黎庶百姓，或用政府财力造寺，或个人施出旧宅，或大家集资共同兴建修缮，竞造佛寺成为当时的时尚。今天，我们已难以确切地统计出吴地的佛寺数目，只能根据一些史书看出个大概。如《宋高僧传》记湖州约有寺15所，《重修毗陵志》记载常州有寺庙70所，《正德重修姑苏志》和《吴地记后集》记苏州有寺庙11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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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吴地如此兴盛，应该说和唐代中央政府大力推行佛教有关，唐朝的大多数皇帝对“佛道玄妙”兴趣浓重，因而他们不断出台维护佛教的政策。其次佛教在吴地兴盛恐怕与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相关，是对南朝以来佛教继承的结果。南朝时期，江南地区朝野崇佛成风，上起王公权贵，下至黎庶百姓，皈依佛门，比比皆是，舍宅造寺，成为一种时尚。杜牧谈到南朝佛教兴盛时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146]六朝以来，佛教在江南流传之深广已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而吴地百姓佛教信仰，实际上是承继六朝惯性而推向前进，就如《吴中图经续记》卷中所说：“自佛教流入中土，旁及东南……其后梁武帝事佛吴中，名山胜境多立精舍，因于陈隋，寝盛于唐。”再次，佛教在吴地的兴盛与佛教自身的发展有关。唐代法相、华严、密、净土、禅、天台等宗基本形成，尤其是净土和禅宗特别受知识层次较低的平民百姓的欢迎。净土强调一心念佛，以减少杂念，其成佛的方式比起通过定慧修行要简便得多，深为大众接受。禅宗主张顿悟，“明心见性”，凭己意解佛法，其见性成佛的宗旨最具革新精神，对劳动阶层及文人学士很有吸引力。这时的佛教提倡看破荣华富贵世俗情欲，尽知宠辱穷达死生之性理，得到的是心灵自由和超凡欲的人生，满足了普通老百姓对人生的追求和向往。唐武帝会昌毁佛后，吴地佛教也受到影响，不过我们发现由于禅宗散居各处山林与平民接近，不讲究义理，无求于经籍，相对而言受到的影响较小，所以宣宗上台后，一反会昌之政，禅宗寺庙改建修复最快，吴地到处都在“重盛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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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简述中可以看出，唐代吴地百姓宗教信仰问题十分突出，宗教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民众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吴地民众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常常会以自己特有的态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方式来创造各式各样的神灵，赋予它们以不同的神性，来护佑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老百姓利用宗教来解决现实的问题，他们乞求神灵消灾祛病、赐福避祸，他们希望神灵给其一个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因此吴地的宗教气息十分浓烈，从地方官到老百姓，对宗教的依恋到了可以用“难舍难分”一词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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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浓烈，影响了唐代东南文化发展的轨迹，也对形成吴地特殊的民风民俗有着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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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唐吴地动荡中的有效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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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吴地社会秩序比较平静。中唐安史之乱以后，与全国许多地区一样，出现了动荡不定的情况。吴地社会环境出现的这种变化，与社会传统和地理环境大有关联。《新唐书》卷202《萧颖士传》谈到唐代的东南地区“重山复江，自古中原扰，则盗先起”，复杂的地理环境容易引发动乱，中原乱象刚显现，江南就开始动荡不定，盗贼出没。受安史之乱的影响，“江淮多盗”局面出现了，江南地区动荡不定，各地的叛乱风起云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与战时唐朝中央政府过重的经济掠夺有关。为筹集军费，朝廷加大了对东南各州的搜刮，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为了活命，江南农民“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也就是说，政府对很多地区失去了有效的社会控制，摸不清户口数量的变化，无法有效地组织生产，从而征收到必要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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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体情况如此，不过吴地的情况却显得比较特殊。中唐时期，吴地的叛乱也接连发生，虽然次数不少，但却有自身的特点，叛乱一般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影响有限。润、常州靠近长江，多次遭到来自军人叛乱的骚扰，如安史之乱中，永王璘企图自立，“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南下江东，击败了淮南和江东派来的军队，导致“江、淮大震”[147]。但这场混乱时间短，影响仅限于长江以南的丹阳、常州周围。肃宗时期的刘展之乱，虽说是祸及整个浙西五州，但不久平卢兵南下平叛，在润、常地区就将刘展击败。再如李琦之乱，未及起事而自平，其主要影响仅限于浙西润、常两州。这几次叛乱中，吴地百姓并没有呼应，这是几场纯粹的兵变，不久就烟消云散，没有动摇吴地的社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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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也有来自下层百姓的叛乱，但规模很小，如响应浙东袁晁之乱的吴兴人朱潭只在余杭地区寇掠一番；聚众阳羡山的张度，利用“其地接宣城，逼之则鸟散坡谷，缓之则公行寇掠”，对太湖西部的常、宣等州有一定危害，后为常州刺史李栖筠设计所破[148]。浙西地区北依长江，故出没于长江上的“江贼”，对附近州县乡村有一定影响。如肃宗至德初“吴郡晋陵之江东诸界，已有草窃屯聚，保于洲岛，剽掠村浦，为害日滋”[149]。这些滋扰沿江村浦的草寇，往往政府以招抚即可解除其武装。如宝应中，“苏、常等州草贼寇掠郡邑，代宗遣中使马日新与光弼将兵马同征讨之。（张）建封乃见日新，自请说喻贼徒。日新从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贼营，以利害祸福喻之。一夕，贼党数千人并诣日新请降，遂悉放归田里”[150]。可以说，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的草寇，根本不可能摇动地方统治，对社会经济不会有毁灭性的破坏。当然，对于太湖南部的湖州而言，有时会受到来自浙东变乱的外围影响。如湖州，“袁晁作乱，浙右县人朱泚、沈皓举亡命之徒以应之，分守两洞，攻陷城垒，县郭室庐，变为灰烬”[151]，但这种情况主要是在南部的丘陵地区，北部的平原地区相对是比较安定宁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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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浙西地区具体情势相比，浙东出现的叛乱，往往规模大，覆盖面广，几乎各州都有叛乱发生。浙东地区的叛乱一般以地方土豪势力为主，他们是引发众多叛乱的关键。如袁晁，按浙西观察使韩滉的说法，“此辈皆乡县豪黠”[152]，是当地较有实力的土豪，有强大的宗族乡党作为基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直接导致了政府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削弱。这是一种地方势力和政府统治之间的争斗，在动乱期间，政府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因而动乱带来的危害较为严重，对经济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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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吴地的苏、常等州在经历短暂的叛乱以后往往会很快稳定下来，因为地理平坦，缺少山丘，叛乱没地势可以依仗，区域内部相对安稳。问题是，除了地理环境以外，吴地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像浙东一样振臂高呼的地方土豪，吴地的动乱缺少来自民间力量的呼应，因而一般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再加上常有北方军队前来平叛，中央也挑选了许多优秀能干的官员到浙西任职，因而叛乱对社会的冲击较小，政府的控制仍然十分有效。显然，吴地缺少如浙东一样发生动荡的条件，于是相对来说民变发生的次数较少，出现的几次兵变也常是从外区域流窜而来的，这样吴地经济在平和的环境中仍是迅速向前发展。《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记载苏州在大历十三年二月升为雄州，这是社会稳定经济地位上升的明显标志。这月，丹徒县、无锡县、长洲县等升为望县，稍早，嘉兴县已升为望县。可见，润、常、苏一带在中唐之乱中社会经济并没有伤筋动骨，人口却是在不断增加，政府的控制仍然十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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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吴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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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想探讨唐代吴地经济发展的原因，这的确可以找到不少理由，如六朝以前经济的积累、有利的平原地形、唐政府的经济政策等等，但我们还是无法说明吴地在唐代异军突起的发展原因。在这里，我们试图尝试说明吴地经济的发展可能与吴地特有的文化环境有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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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唐宋之际吴地学校教育的创新发展》一文中，曾经探讨过吴地唐宋之际的学校教育，主要想说明学校教育对社会崇文风气的影响，对民风习俗的改变。在唐代，吴地各州县都建立起了学校制度，尽管州县学的规模一般，政府没有更多的系统发展措施，但我们毕竟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教育的发展已经对吴地社会风气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唐代昆山县学经县令王纲重建后，昆山地区的人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学习，而且还以“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不到学校学习要被人瞧不起。我们也发现，唐代以前，吴地常被人称为“吴好剑客”、“好剑轻死”，但宋朝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纪》卷上却谈到唐代的苏州地区“人尚文”、“吴人多儒学”，说明吴地的社会风气从唐代以后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和重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以苏州为核心的吴地各州钻研儒家学术的好学习俗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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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看到，重视教育风气形成后，直接导致了文人士子文化素养较高，吴地读书人自唐朝开始在科举考试中不断取得成功，吴地中进士和明经的人数特别多，远远高出相邻的一些地区。吴地教育取得了如此大的成效，不但使民众的文化水准普遍提高，而且使科举中第成了吴地人任官参政的重要途径，使得大量的南方人进入了北方的政治机构，造就了人才辈出的局面。同时，教育的发展还有效地发挥了学校教育在教化育民、化民成俗方面的社会功能。自古以来，江南社会风俗是以勇猛善战而著名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之后，人们一直认为“吴阻长江，旧俗轻悍”，“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但到了唐代，吴地却成了“俗好儒术，罕尚武艺”的文化之邦，“东南多文士”的说法也在唐末宋初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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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教育外，宗教化民成俗的功能应该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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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百姓自南朝以来养成了喜淫祠、好佛道的风气，宗教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民众文化意识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唐代，吴地民众更是利用神灵来消灾祛病、赐福避祸，他们希望神灵提供一个风调雨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来保障他们农业生产的丰收。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何兹全先生曾谈到佛教有劝化人民、对人民之保护与教育、救济贫穷等三个功能，之后全汉昇又补充说还有济贫赈灾、治病、戒残杀和慈善事业的宣传等功能[153]。这些功能从大的来说主要是教化和慈善两个方面，而在南朝隋唐时期，可能教化的功能更加突出。深受宗教影响下的吴地百姓从一开始就向往佛国乐土，如佛教中的净土宗在唐宋之际渐渐把发展重心移向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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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百姓重教育、广信仰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好文轻武的性格特征基本形成。他们做事讲究条理，遵守各种官私法规条例，安分守己，不轻易越轨，他们外表温柔敦厚，内在刚毅坚强、天真坦率。他们勤奋劳作，机灵聪明，通常是在符合政府的法律规定下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生产。他们向往美好生活，往往是通过自己的勤劳来获得，而很少想用暴力的手段去夺得。当中唐安史之乱影响全国时，浙西和浙东的局势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浙东的动乱大多是民间头面人物发动的叛乱，时间长，范围广，破坏力大，而浙西却往往是外来的兵变之类的骚乱，内部民变发生的叛乱大多缺少社会基础，没多久烟消云散，因为吴地人的性格特征和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不屑于反叛，而只愿靠自己的努力来创造美好的生活。这样，出现了中唐时期的一个奇特现象，同样在江南，浙西吴地社会秩序没有太大的骚动，仍在政府有效的控制之下，大量的粮食在浙西观察使的主持下运向北方，而政府却又不得不派出大量的军队到浙东平叛。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元和年间浙东的户口数量下降严重，下降幅度远远超过江南的平均数，这至少说明浙东存在着大量户口逃亡的现象，从而造成政府无法有效地控制户口，收缴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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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州为例，唐代后期，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有效组织农业生产的苏州，看到了苏州商业的繁荣景象。中唐以后，环境比较安定的苏州地区成为移民理想的庇护地。梁肃写《吴县令厅壁记》时描述了大量北人到达苏州的情景：“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154]他认为北方人迁入苏州吴县的，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或许有些夸张，但数量之多是可以肯定的。随着苏州人口急剧膨胀，至代宗时升为江南唯一的雄州，税户数量为江南最多，雄居江南各州之首。为了安排大量到来的人口，广德二年苏州地区开始了屯垦：“如地非要害，无所防虞，其团练人等，并放营休息。”[155]大历三年李栖筠被任命为浙西道观察使，官职中有“本道营田使”一职，说明地方政府中有专门管理营田的机构和人员。大历年间，唐政府决定开发苏州东南部的嘉禾地区，这次在太湖东南部开发的规模很大：“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156]自太湖边至东南沿海，环绕半个太湖的地区都在嘉兴屯垦的开发范围之内。唐代一般的屯田最少约五十顷，若按每屯80顷计算，嘉禾27屯，则辟田可达2160顷。据学者估算，唐代江南地区户均耕地为18亩[157]，因此此次垦田约可吸纳移民万余户。若每户以五口计，则可稳定移民五万余众。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崔翰为浙西观察巡官，在苏州屯田，“凿浍沟，斩茭茅”，一次垦田1700顷[158]，规模也是很大，估计也是在太湖东部地区，开垦后需要的劳动力估计也要数千户。苏州农业拓展式。的开发，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移民迁居其间，更重要的是能够将他们固定下来，使之成为稳定的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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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指出的是，文化不可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从唐代吴地发展变化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教育、宗教等文化要素对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而人又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必然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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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吴文化与区域发展》，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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