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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至宋代，地理类著作突然增多，尤其是各类方志大量涌现，这些书中对泰伯的事迹特别注重搜集。如不少全国性的地理总志都记述了与泰伯相关的建筑、庙宇、事迹、人物等，如《太平寰宇记》卷92记录了太伯城，“西去县四十里，平地高三丈”。《元丰九域志》卷5谈到平江府古迹有吴泰伯庙，常州古迹有泰伯城，引《越绝书》说是吴泰伯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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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关于苏州的一些方志，记录泰伯的史迹，更是不惜笔墨，比较突出的如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该书卷上《封域》中叙述吴地历史，就免不了从泰伯和仲雍让位开始说起，并谈到了吴国的都城。同卷《风俗》中谈到泰伯精神对吴地的影响，如：“泰伯逊天下，季札辞一国，德之所化远矣。更历两汉，习俗清美。”卷中《桥梁》谈到宋代有至德桥，在泰伯庙前，“以庙名桥也”。《祠庙》内谈到汉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泰伯庙，“在阊门内，旧在门外。汉桓帝时，太守麋豹所建，钱氏移之于内。盖以避兵乱也”。卷下《冢墓》引三国时的《皇览》说泰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又引刘昭的说法云：“无锡县东皇山有泰伯冢，去墓十里有旧宅，其井犹存二。”在书中，作者对泰伯是充溢着赞赏的口吻，谈到太伯“清风大节，足以兴万古之善”，是人间的最高境界，并将永远影响后人，而“仲雍比德泰伯”，与太伯一样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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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吴地记》，也有相似吴国历史的记载，如：“周太王三子，长曰泰伯，次曰仲雍，次曰季历。季历贤而生圣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让于季历焉。周与吴皆后稷之后，姓姫氏。吴国泰伯在位四十九年，无子，弟仲雍立。”稍后出现的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在卷12《寺庙》中记录了泰伯庙不同时代的变化，卷48《考证》大量征引了两汉以来各类史书对泰伯事迹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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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于吴地的笔记也不时记载到有关泰伯的史迹，如《中吴纪闻》卷6“苏民三百年不识兵”条云：“承平时，泰伯庙栋犹有唐昭宗时宁海镇东军节度使钱镠姓名书其上，可谓盛矣。”与泰伯相关的史迹，只要吴人谈到，就十分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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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一些文人，常常用诗歌来表达对泰伯的敬崇。如蒋堂的《春卿遗稿》，有《泰伯庙》一诗：“泰伯何为者，不以身为身。逊避天下位，奔走句吴滨隐。德昭来世遗，祀传斯民吁。”再如范仲淹的《苏州十咏》，内中有《泰伯庙》诗，云：“至德本无名，宣尼一此评。能将天下让，知有圣人生。南国奔方远，西山道始亨。英灵岂不在，千古碧江横。”[168]刘敞《公是集》卷17《题浙西新学》云：“吴前泰伯后季札，礼让继为天下师。迄今遗风未全灭，得逢贤侯益昭晰。”类此诗歌还有很多，不再列举，说明泰伯遗风在宋代仍很浓烈，而宋代文人对泰伯是十分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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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宋朝政府，顺应民意，对泰伯也是表露出敬崇的态度。哲宗元祐年间，知苏州黄履言“吴泰伯以礼义变蛮荆之风，今庙貌虽崇，而名号未正”，于是恳请朝廷为泰伯高赐匾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0谈到元祐七年二月丙辰，“诏吴泰伯庙以‘至德’为额”。表面上看，这件事情并不复杂，但实际上却是表明了朝廷对泰伯“至德”精神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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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泰伯“至德”精神内核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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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人对泰伯的敬崇，更加突出地表现在对其史实、思想的探索与讨论上。宋人的这种讨论十分热烈，无论是专门为《论语》作注作疏的书，还是其他的文集篇章，关于泰伯思想和史实的探索在学术界十分普遍。我们粗略地分成这样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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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伯“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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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数，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王将王位传给了小儿子季历以及孙子昌。在这个过程中，一般认为太伯、仲雍两人是将王位让给了季历。宋代学者对太伯的这个“让”进行了严肃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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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叫“让”?叶梦得《春秋考》卷4说：“让者，己所当得，不自有而推之与人之名也。尧有天下而推之舜，舜有天下而推之禹，谓之让。故周之有国，泰伯不自有而推之仲雍，仲雍不自有而推之季历，泰伯终谢而去焉，以授于文王。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本来应该是泰伯所有的，现在让给了季历，这就叫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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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宋开始，很多人认为泰伯之让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让了个王位给弟弟，而是要从整个“天下”的角度来考量。《程氏经说》卷7：“泰伯之让，非谓其弟也，为天下也。其事深远，故民不能识而称之，而圣人谓之至德。”这种观点为宋人普遍认同，如钱时在《融堂四书管见》卷4中认为“殆非让国也”，“泰伯让国，而直曰让天下”。从让王位到让天下，泰伯的精神在不断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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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周部落刚刚从岐山来到关中，所占之地只限于一隅，泰伯所让最多只是一个占地不足百里的王位，何谈是整个天下?宋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刘敞《公是先生弟子记》卷4进行解释说：“惟至德者，能以百里王天下。能以百里王天下者，虽未得天下，能以百里让，是亦让天下矣。让者，推己之所能有而与人者也。”按这种意思，泰伯在当时虽只让的是百里王位，但也已经可称为让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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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岊《毛诗讲义》卷7《大王论》也像许多当时人一样，谈到了泰伯“让”的实质：“泰伯孝乎父，率仲雍以之吴；季历友乎兄，施文王而缵绪。伯非无故而让，伯之让以天下而让也。何则?商之衰久矣，天下有待乎圣人之兴也。历为父，昌为子，旦发为孙，天之生大圣也，不数今其聚于吾季之门，安得不以天下之故而让吾国焉。”从历史的纵向来说，泰伯是为了以后周人能得天下才让国的，所以究其实所让的确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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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南宋陈埴对“让天下”有自己的理解。《木钟集》卷1云：“使不偕逃，亦自足以造周，故又言以天下让。”他认为孔子将泰伯和周文王一样称为至德，说明如果泰伯即位，也能缔造一个周王朝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让出了天下。所以他又说：“周之得天下来历，自泰伯之让始。”泰伯让位，周就开始得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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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学者冷静地认为所谓的“让天下”，只是后人的追述，在当时并不是真的让出了天下。洪迈说：“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让，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孙之事追言之。是时稷始封于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尝躬稼，因稷而称之。”[169]在宋代，很少有人能够这样客观地理解，并且用文字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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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泰伯的“三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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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说泰伯是“三以天下让”，这句话成为三千年来的美谈。至于孔子这里所指，究竟是一让天下还是让了三次，或是这个“三”有另外的理解，从汉朝以来学术界是有不少看法的[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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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孙盛《周泰伯三让论》曰：“孔子曰：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郑玄以为托采药而行，一让也；不奔，二让也；断发文身，三让也。”由此看来，较早对“三让”按实数进行探索的是汉代的经学大家郑玄，这种看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就拿这个孙盛来说，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不同于郑玄的“三让”，说：“称三让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业显于亶父，受命于昌，泰伯元览，弃太子之位，一让也。假托逊遁，受不赴丧之高，潜推大美，二让也。无嗣而养仲雍之子以为己后，是深思远虑，令周嗣在昌，天人叶从，四海悠悠，无复纤介疑惑，三让也。凡此三者，帝王之业。”[171]至于这种说法的依据，看来只是孙盛自己推理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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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江熙《论语集解》中提到时人的“三让”有两种看法，后来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4引用了这两种说法：“一云泰伯少弟季历，生子文王昌，昌有圣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传国于季历以及文王，因太王病，托采药于吴越，不反。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于此遂有天下，是为三让也。又一云太王病而托采药，出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死不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季历主祭礼，不祭之以礼，三让也。”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对此也作了引述，说明这两种观点当时有不少人是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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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这样一个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人们当然不会忽略这个问题，而且也不会只是恪守前人的观点而不作一些推进，所以讨论异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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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事志》说：“泰伯三以天下逊……《吴越春秋》云：‘古公病将卒，令季历归国于太伯，而三逊不受。’盖孔子称三逊者，著其实也。……王季尝归国于太伯，而泰伯不受，不为虚言也。”认为三让的确是事实。因为古公死的时候是想让季历把王位归于太伯的，只是太伯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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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程颢在解释孔子的这段话时说：“泰伯知王季之贤，必能开基成王业，故为天下而三让之，言其公也。三让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他的“三让”与前代略有不同，但总体上与郑玄的观点比较接近。程颐也说：“泰伯之让，……不立一让也，逃之二让也，文身三让也。”[172]兄弟两人的观点完全一致。二程的说法为不少宋朝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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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溪在《石鼓论语答问》卷中赞同二程的看法，认为三让根本不是让了三次天下。他说《史记》中泰伯知古公欲立季历而亡去荆蛮，断发文身，“却不曾见他三让”。如果泰伯“迁延退让至于再三，百姓亦自得而称矣”，与孔子的话就有矛盾了。如果泰伯当初“不立、不逃去，若逃去不断发文身，亦恐未免有顾恋意思”，所以程氏的“三让”解释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泰伯是不可能预先知道“文王之圣可以得天下而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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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虽和二程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但比较接近。如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卷4的解释是：“三让，先儒谓固让也；或曰逃荆蛮一也，文身断发示不立二也，并仲雍而去之三也。”与二程的观点是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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