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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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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有大量的著作提到了泰伯，人们饶有兴趣地对泰伯的事迹和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们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那么，宋代人为什么对泰伯其人和思想是如此地推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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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与宋朝的时代理论需求有关，与《论语》学的发展有关。列代儒家独尊，“五经”受到政府的尊奉。孔子是儒家的开山祖，他跟“五经”关系密切，《论语》之学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有专家统计，从宋初到朱熹，有关《论语》的著作不下七十部[173]，至南宋末年，《论语》学的著作超过了一百多种，《论语》是理学尊信的主要经典，是理学价值系统的主要根据。理学家试图通过对《论语》的研究，填补以构筑适应于社会统治的理论体系，因此在意识形态中，《论语》被尊崇的局面就更加得以夯实。在《论语》中，泰伯是被孔子特别推崇的一个人，所以宋朝的学者从尊孔的角度出发，对泰伯也就特别敬重，对他的讨论十分丰富。简言之，宋朝人谈泰伯，是精神文化发展的一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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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宋人认为，泰伯的“至德”是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是对儒家精神传统的推广。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谈到“大王因为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说明泰伯原是只想继承王位而并没有想灭商的，毕竟商朝是周人的顶头上司，是天下的王。所以朱熹认为：“夫以泰伯之德，当商、周之际，固足以朝诸侯有天下矣，乃弃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则其德之至仍为何如哉！盖其心即夷、齐扣马之心，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宜夫子之叹息而赞美之也。”并不是泰伯没有才能灭商做个天下的国王，而是他不想做不屑于做，而且他让出王位又不留下自己的行迹，对自己的高品行不作任何宣扬，所以他的“德”为孔子赞美。而这一点恰恰朱熹认为是十分有时代意义的，而且是宋代文化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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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江南风》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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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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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典》卷2《食货典二·田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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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唐文》卷496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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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应麟：《玉海》卷51《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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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旧唐书》卷147《杜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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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旧唐书》卷147《杜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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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典》卷58《礼典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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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典》卷174《州郡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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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典》卷31《职官典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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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典》卷48《礼典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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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典》卷58《礼典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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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通典》卷74《礼典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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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典》卷7《食货典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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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通典》31《职官典十三·王侯总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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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通典》卷18《选举典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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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通典》卷12《食货典十二》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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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旧唐书》卷14《顺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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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通典》卷31《职官典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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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通典》卷31《职官典十三·王侯总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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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通典》卷166《刑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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