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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所建树，恒视乎其所处之境。自然之境易相类，人造之境则万殊，故各民族之史事，往往初相似而后绝异，以其初自然之力强，入后则人事之殊甚也。东洋之有秦、汉，西洋之有罗马，其事盖颇相类；中国见扰乱于五胡，罗马受破毁于蛮族，其事亦未尝不相类也。然蛮族侵陵以后，欧洲遂非复罗马人之欧洲，而五胡扰乱之余，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如故也。此其故何哉？中国有广大之江域以资退守，而罗马无之，殆为其一大端。此固可云地势为之，我民族不容以之自侈，然其殊异之由于人事者，亦不乏焉。罗马与蛮族，中国与五胡，人口之数，皆难确知，然以大较言之，则罗马与蛮族众寡之殊，必不如中国与五胡之甚。两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则为人所同化，虽其道多端，而人口之众寡，殆为其第一义，此中国同化五胡之所以易，罗马同化蛮族之所以难也。此非偶然之事，盖中国前此同化异族之力较大实为之。又蛮族受罗马文化之薰陶浅，五胡受中国文化之涵育深。不特慕容廆、苻坚、元宏，即刘聪、石虎，号称淫暴，亦特其一身之不饬，其立法行政，亦未尝不效法中国。当是时，我之民族性，固尚未形成，彼辈之茫昧，殆更甚于我。试观五胡造作史实，绝无自夸其民族，只有自夸其种姓可知。以视后来金世宗、清高宗之所为，迥不侔矣。异族之与我族遇，民族性之显晦，辽、金之间，殆为一大界。【2】自辽以前，异族无不视汉族为高贵而思攀附之、效法之者。自金以后，则无是事矣。此其故，盖由辽以前诸族，始多附塞，或且入居塞内，女真、蒙古、满洲，则皆距塞较远也。此可见我民族同化异族之力，不待五胡扰乱，而潜移默运，业已有年矣。又不独此也。罗马受蛮族之侵陵，欧洲遂倒演而入于封建之世，而中国自五胡乱后，其为大一统依然也。此又何故哉？此实由罗马之为国，本不如中国之统一，故一旦覆亡，一文官、武将，若地方豪右，教中尊宿，蛮族酋豪，皆能成为一区域之大长，其权力历久而不敝，既无能一统之者，则其彼此之间，遂互相隶属，层累相及，而封建之局成矣。中国当晋、南北朝时，亦是处有豪族、游侠；兵乱之区，又有堡坞之主；亦未尝不专制一方，然地势平衍，风俗大同，中枢之力较强，民情亦习于统一，故虽有可成封建政体之端倪，卒无竟成封建政体之事实。此就政治言之也。以宗教言：则罗马之于基督，关系殊疏，而两汉之于孔子，关系极密。政教分张，事起近世，实由世事日新，而宗教笃旧，不能与时俱进之故。以理言，政治之设施，固应与教化相合。罗马之为治，实未能符合此义。人生虽不免屈于力，其意固恒欲附于德，故罗马解体以后，欧人乃欲奉教主为君王；其教主亦欲以此自居。然实不胜其任也，而政教之分争，遂为欧洲扰攘之大原焉。我国自汉武以后，儒教殆已成国教，然儒之所以为教者，实在人伦日用之间兼示为政者以轨则，而非恃迷信以锢人心，故与异教之相争不烈。国家既已一统，前此各地方之宗教、仅足维系一地方之人心者，既无以厌人之求，而急须一通行全国之大宗教，杂沓之神、祇、鬼、魅，遂稍合并、变化，而成所谓道教者；而佛教亦于此时传入。丁斯时也，所以慰悦人之魂神者，孔教则让诸道、佛；而施于有政，以及人伦日用之际道、佛亦不与儒争。道佛二家之间，道家本无教义，时时窃取佛说以自附益；甚至并其仪式而窃之；一似无以自立。然旧来所信奉之神、祇、鬼、魅，必非一日所能刬铲除，佛教入中国后，虽亦竭力与之调和，或且网罗之以为己助，然佛为异国之教，于中国旧所信奉，固不能一网打尽，亦必不能囊括无遗，而道教于此，遂获有立足之地焉。我国本无专奉一神之习，用克三教并立，彼此相安，即有他小宗教，与三教异同者，苟非显与政府为敌；或其所唱道者，实与当时社会所共仞之道德、法律，藉以维持秩序者不相容，亦未有痛加迫蹙者。【3】获慰悦魂神，指道行为之益，而不酿争夺相杀之祸，要不能不谓我国之文化，高于欧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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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正光三年观世音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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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虽已深切著明，读者终将疑我民族之所长，偏于文事，而于武德不能无阙，请更有说以明之。韩陵之战，齐高祖谓高昂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云何？”似乎鲜卑之战斗，非汉人所能逮矣。然卫操、姬澹说魏桓、穆二帝招纳晋人，晋人附者稍众。及六修难作，新旧猜嫌，迭相诛戮，卫雄、姬澹，谋欲南归，乃言于众曰：“闻诸旧人忌新人悍战，欲尽杀之，吾等不早为计，恐无种矣。”晋人及乌丸惊惧，皆曰：“死生随二将军。”于是雄、澹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数万众而叛。是晋人之悍战，又过于鲜卑也。【4】齐高祖之雄武，读史者应无异辞，然其先固亦汉人，特久居北边，遂习鲜卑之俗耳。云、代间鲜卑，号称悍战者，其中之汉人，必不少也。大抵当时五胡与汉族之杂处，其情形，当略如后世之汉与回。传奕言：“羌、胡异类，寓居中夏，祸福相恤；中原之人，心力不齐；故夷狄少而强，华人众而弱。”正与后世回强汉弱之情形，后先一辙也。【5】然则五胡之乱华，亦不过如清代咸、同间西南、西北之回乱耳，恶得谓华夷之强弱迥异，且由于天之降材尔殊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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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北朝史事，端绪最繁，而其间荦荦大端，为后人所亟欲知者，或仍不免于缺略。又文学取其诙诡可喜，史学则贵求真，二者之宗旨，绝不相同，而当史学未昌之时，恒不免以文为累。晋、南北朝之史，带此性质犹多。试观有言于先者，必有验于后；而敌国材智，所见多同，又恒能彼此相料可知。其时史家，好法《左氏》，实则与后世平话，同一臼科耳。其不足信据，固无俟深求也。至于行文，喜求藻饰，遂使言事，皆失其真，则知幾《史通》，固已深讥之矣。兹编之作，钩稽芟落，虽竭吾才，去伪显真，犹恐十不逮一，纠缪绳愆，是所望于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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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民：晋时之移民，士庶等级平，地方畛域化，山胡越归化，江域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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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族：异族民族性之显晦，辽金间为一大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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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宗教：孔与道佛，善于分途，故东洋无政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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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宗教：拓跋氏中晋人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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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宗教：异族寓居相团结而强，国人散而弱，此略如后世之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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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史（图文版） [:170695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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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史（图文版） 第二章 晋初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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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俗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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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以荒淫怠惰，遗患后嗣名。然帝在历代君主中，实尚未为大恶。所不幸者，则以仅足守成之才，而当开创之世耳。盖晋之王业，虽若成于宣、景、文三朝，然其所就者，实仅篡窃之事，至于后汉以来，政治、风俗之积弊，百端待理者，实皆萃于武帝之初。此其艰巨，较诸阴谋篡窃，殆百倍过之。虽以明睿之姿，躬雄毅之略，犹未必其克济，况如武帝，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承前世之积敝，而因受恶名，亦可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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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尝诏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泰始四年。）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泰始五年。）临听讼观录囚徒；（泰始四年、五年。）守令有政绩及清称者，赐之以谷；（王宏，夏谡，刘霄，梁柳。见《纪》泰始五年、咸宁元年。）诏刺史、二千石纠秽浊，举公清；令内外群臣举清能，拔寒素；（大康九年。）又屡诏举人才；可见其非无意于为治。又尝增吏俸；（泰始三年。）班律令；（泰始四年。）平吴后即定户调式；罢军役；去州郡兵；则亦有意于更制垂后。然是时之所急者，非立法，乃行政；非文诰之频繁，乃督责之峻切；而帝于此，实最阙焉。伐吴之议，羊祜、杜预屡阵之，张华赞之，贾充始终沮遏，而帝仍以充总统诸军。孙晧降，充未之知，方以吴未可平，抗表请班师，谓“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虽要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其表与告捷同至。（见《晋书·秦秀传》。）王浑与王濬争功，诏责濬不受浑节度。濬言：“前被诏书，令浑、濬等皆受充节度，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当受浑节度之诏，以十二日起洛阳，濬十五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符。”诏文及发至日时，无可诬罔之理，而帝皆漫无别白，为之下者，不亦难乎？帝当篡位之初，即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见《纪》泰始元年。）以皇甫陶、傅玄共掌谏职。玄复历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刘毅亦尝为司隶。然毅终以峭直不至公辅。其所纠弹者，亦不能尽法惩治。刘颂言：“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未可一旦直绳御下。”此或亦出于不得已。然颂又言：“为政矫世，自宜渐出公涂。张正威断，日迁就肃；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渐靡而往，终得其济”，此诚当日之急务也。朋党之弊，蠹政伤民，所恃在上者有以烛其隐，折其机，乃能破私交而彰公法。杜预论伐吴之计曰：“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此武帝之宽所不当宽者也，而严所不当严，其弊尤大。愍怀大子之废也，阎缵舆棺上书，以理其冤，不省。及皇大孙立，缵复上疏曰：“昔汉武既信奸谗，危害大子，复用望气之言，欲尽诛诏狱中囚。邴吉以皇孙在焉，闭门拒命。后遂拥护皇孙，督罚乳母，卒至成人，立为孝宣皇帝。历观古人，虽不避死，亦由世教，宽以成节。吉虽距诏书，事在于忠，故宥而不责。自晋兴以来，用法大严。【1】迟速之间，辄至诛斩。一身伏法，犹可强为，今世之诛，动辄灭门。昔吕后临朝，肆意无道。周昌相赵，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征昌入，乃后召王。此由汉制本宽，得使为快。假令如今，吕后必谓昌已反，夷其三族，则谁复敢杀身成义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经远。又汉初废赵王张敖，其臣贯高，谋弑高祖，高祖不诛，以昭臣道。田叔、孟舒十人为奴，髡钳随王，隐亲侍养，故令平安。乡使晋法，得容为义：东宫之臣，得如周昌，固护大子；得如邴吉，距诏不坐，伏死谏争，则圣意必变，大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从不罪者，则隐亲左右，奸凶毒药，无缘得设，大子不夭也。臣每责东宫臣故无侍从者，后闻颇有于道路望车拜辞，而有司收付洛阳狱，奏科其罪，然臣故莫从，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马，所以宿卫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谨严覆请审者，此由恐畏灭族”云云。此过严之弊也。过宽之弊，由于武帝之纵弛，过严之弊，则其所由来者远矣。《晋书·阮籍传》言：“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当时如籍者，盖不少矣。《易》曰：“栋挠之凶，不可以有辅也。”宣王之诛戮名士，不几于自戕其辅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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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何曾传》云：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诒厥身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山涛传》：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刘颂言：“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彩，以避目下之谴。人主恒能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李重亦言：“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当时相需最殷者，实为督责之术，固夫人知之矣。刘颂又言：“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大奸犯政而乱兆庶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错所急而倒所务”如此，欲以求治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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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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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236—290），即司马炎，晋代开国皇帝，265—290年在位。西晋的建立使中国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暂时获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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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天资，本近夸毗，平吴以后，尤日即怠荒。史言其“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帝性好色。泰始九年，诣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使宦者乘使车，给驺骑，驰传州郡，召充选者。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大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嫔。司、冀、兖、豫四州二千石、将吏家补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大康二年，诏选孙晧妓妾五千人入宫。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及七年，出后宫才人妓女以下，仅三百七十人而已。怠荒如此，复何暇为久远之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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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功名之士，多非纯正之徒，故守成与创业异情，而栉风沐雨，共取天下之人，或不足以托孤寄命。然此亦随创业者之心量而殊，苟有安民定国之志，自亦有具公心，抱大志者，相与有成，如魏武帝之有荀文若，蜀汉先主之有诸葛孔明是也。晋之宣、景、文，则诚所谓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者。党附之者，自多倾险之徒。贾充父逵，为魏诚臣，而充党于司马氏，嗾成济以成高贵乡公之祸。文帝新执朝权，恐方镇有异议，使充诣诸葛诞，阴察其变。充既论说时事，因谓诞曰：“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何如？”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之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高贵乡公引王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燕属文。及将攻文帝，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荀勖者，钟会之从甥，少长会家。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文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勖曰：“会虽受恩，然其性未可许以见得思义，不可不速为之备。”帝即出镇长安。卫瓘以知数杀钟会，又虑后患而戕邓艾，即杜预亦讥其将不免。然预父恕，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而预尚文帝妹高陆公主，因此起家，以视王裒终身不应征聘，不西向坐，且绝管彦之婚者，能无愧乎？此外晋初元老，如石苞、郑冲、王祥、荀、何曾、陈骞等，非乡原之徒，则苟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托孤寄命哉？此晋之所以再传而即倾欤？刘颂论封建之利曰：“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其于魏、晋之兴替，可谓洞烛其情。晋初之众建亲戚，盖亦所谓“殷鉴不远”者。然逮八王之乱，而亲戚化为重臣矣。不惟圣人有金城之义，而恃私智以求安，庸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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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初所任，非功臣之后，则外戚之伦。如山涛为宣穆皇后中表亲，钟会作乱，文帝将西征，而魏诸王公并在邺，乃使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是也。然无督责之术，虽亲戚亦胡可信？景献皇后从父弟羊琇，居中护军、散骑常侍之职十三年，恒典禁兵，预机密。选用多以得意居先，不尽铨次之理。将士有冒官位者，为其致节，不惜躯命，然放恣犯法。每为有司所贷。其后司隶校尉刘毅劾之，应置重刑。武帝以旧恩，直免官而已。寻以侯白衣领护军。顷之复职。用人如此，虽有忠荩，亦何途以自靖？然偏任亲戚者，势固不得不尔也。王衍以妻为贾后亲见任，而卒覆公，诒谋之不臧，其祸固有自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