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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洗烫家禽墓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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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食法，亦有流传中国者。【10】《齐民要术·笨麹饼酒篇》载《博物志》胡椒酒法：以好春酒五升，干姜一两，胡椒七十枚，皆捣末，好美安石榴五枚，押取汁，内着酒中，云：此胡人所谓荜拨酒也。其作和酒法，用荜拨六枚，《蒸法篇》载胡炮法，亦用荜拨，则荜拨酒胡人必以荜拨制之，中国乃改用姜、椒、安石榴等耳。然胡椒、安石榴，亦异域物也。此外《作酢篇》有外国苦酒法，《飧饭篇》有胡饭法。《晋书·五行志》：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则外国食法，流传中国者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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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武三王传》言：义恭爱宠异常。求须果食，日中无算。得未尝啖，悉以乞与傍人。庐陵诸王，未尝敢求，求亦不得。此《内则》所谓孺子食无时，俗语谓之杂食，亦曰零食，今又谓之闲食者也。此等物味甘者居多，其时中国似尚未有蔗饧，皆用米、麦所制之饧及蜜。【11】故颜悛上言：谓禁糃一月，息米近万斛。《武三王传》又言：废帝挑取义恭眼睛，以蜜渍之，为鬼目精。（见第九章第三节。）精，《南史》作粽。《通鉴》从之。胡三省《注》曰：“宋人以蜜渍物曰粽。卢循以益智粽遗武帝，即蜜渍益智也。”此即今之蜜饯也。《齐民要术》有《饧篇》，所用亦皆谷类。其《非中国物篇》有甘蔗，云：“雩都县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采色，余县所无。”则雩都附近，颇有甘蔗。然不云可制饧。又引《异物志》云：“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斩而食之既甘。笮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此即今之冰糖。然其物恐交、广以外，未必有之。《通鉴》：陈文帝天嘉元年，周晋公护使李安置毒于糖，以弑世宗。《注》云：“，丸饼也。江陵未败时，梁将陆法和有道术，先具大、薄饼，及江陵陷，梁人入魏，果见、饼，盖北食也。今城市间元宵所卖焦即其物，但较小耳。糖出南方，煎蔗为之，绝甘。”案齐明帝，大官进御食裹蒸，帝十字画之，曰：“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已见第十章第四节。《通鉴注》云：“今之裹蒸，以糖和糯米，入香药、松子、胡桃仁等，以竹箨裹而蒸之，大才二指许，不劳四破也。”（建武三年。）以糖和糯米粉入松子、胡桃仁蒸食，今所谓嘉、湖细点中犹有之，吾乡呼为玉带糕，但无香药，不以竹箨裹之耳，此古裹蒸之变也。盖米麦糖所制之物，不宜冷食，故齐明帝时之裹蒸，于朝食时进之，今人改用蔗糖，则以为无时之食矣。此说若不误，则南方尚用米麦所制之糖，北方安得有蔗糖？胡《注》释糖之糖为蔗糖，恐失之矣。又齐大庙荐茗粣，《通鉴注》曰：“粣，《类篇》云：色责翻，糁也；又侧革翻，粽也。《南史》：虞悰作扁米粣，盖即今之馓子是也，可以供茶。”侧革翻，似即今蜜饯之饯字之音，但上入异耳。以之供茶，实今之称点心为茶食之本。女真初兴时，其所谓茶食者固尚以蜜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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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饮食虽侈，然居丧则能守礼者尚多。《魏书·房法寿传》：法寿族子景伯，母亡居丧，不食盐菜。遂为水病，积年不愈。《周书·孝义传》：皇甫遐母丧，食粥枕凷。远近闻其至孝，竞以米、面遗之。遐皆受而不食，以营佛斋。皆其事。并有能持之以久者，如何子平母丧去官，属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日以数合米为粥，不进盐菜。杨愔遭离家难，常以丧礼自居，所食惟盐菜是也。甚有如甄恬，数岁丧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饭饲之不肯食者，（《梁书·孝行传》。）皆当时风气使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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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多用秫谷。《晋书·孔愉传》：愉从弟群，性嗜酒，尝与亲友书曰：“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麹糵事。”又《隐逸传》：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粇，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粇。是其事。酿酒耗谷颇多。魏正光后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魏书·食货志》）。官给之酒，所耗如此，私酿所费之广，不言可知。故历代皆有酒禁，其法且有颇酷者。（《晋书·孝武帝纪》：大元八年十二月，开酒禁。《安帝纪》：隆安五年，是岁饥，禁酒。义熙三年三月，除酒禁。《刘曜载记》：曜制季秋农事毕，乃听饮酒。《石勒载记》：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一年正月，南徐、南豫州、扬州之浙江西并禁酒。二十二年九月，开酒禁。《齐书·武帝纪》：永明十一年五月，诏水旱成灾，谷稼伤弊，京师二县，朱方、姑熟，可权断酒。《魏书·高宗纪》：大安四年正月，丙午朔，初设酒禁。《刑罚志》云：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王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亲宾，则开禁，有日程。《孝静帝本纪》：天平四年闰九月，禁京酤酒。元象元年四月，齐献武王请开酒禁。《北齐书·武成帝纪》：河清四年二月，以年谷不登，禁酤酒。《后主纪》：天统五年十一月，诏禁造酒。《上洛王思宗传》，言其子元海为右仆射，说后主禁屠宰，断酤酒，当即此时事也。武平六年闰月，开酒禁。《周书·武帝纪》：保定二年二月，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内禁酒。【12】案历代酒禁，史之所载，未必能具也。）然《抱朴子·酒戒篇》论当时禁酒情形云：“曩者饥年荒谷；贵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搜索。收责榜徇者相续，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弥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酿，油囊怀酒。【13】民之好此，可谓笃矣。又临民者虽设其法，而不能自断斯物。缓己急人，虽令不从。沽卖之室，废弃则困。遂修饰赂遗，依冯权右。所属吏不敢问。无力者独止，而有势者擅市。张垆专利，乃更倍仇。从其酤买，公行靡惮。法轻利重，安能免乎哉？”以葛氏之言推之，历代酒禁，恐皆利少弊多矣。《魏书·列女传》：乐部郎胡长命妻张氏，事姑王氏甚谨。大安中，京师禁酒。张以姑老且患，私为酝之。为有司所纠。王氏诣曹自告，曰：“老病须酒，在家私酿，王所为也。”张氏曰：“姑老抱患，张主家事，姑不知酿，其罪在张。”有司疑其罪，不知所处。平原王陆丽以状奏，高宗义而赦之。法过严者不能行，势非至于屈法纵舍不止，立之复何益哉？要之风俗之所由成，其道恒隐曲多端，断非一切之法所能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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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酒之法，《齐民要术》第六十三至六十七篇详之。中有《祝麹文》，启五方、五土之神，（东方青帝、土公、青帝威神，南方赤帝、土公、赤帝威神，西方白帝、土公、白帝威神，北方黑帝、土公、黑帝威神，中央黄帝、土公、黄帝威神。）求使“出类绝踪，穴虫潜影”，则今酿酒者之迷信，由来旧矣。【14】《晋书·刘弘传》：弘为荆州刺史，下教曰：“酒室中云斋中酒、听事酒、猥酒，同用麹米，而优劣三品。投醪当与三军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别。”酒之优者盖较厚，故其性亦较烈。《齐民要术·笨麹饼酒篇》云：“米酎，先能饮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饮三升大醉。三升不浇，大醉必死。凡人大醉，酩酊无知，身体壮热如火者，作热汤，以冷解，名曰生熟汤。汤令均，小热得通人手，以浇醉人。汤淋处即冷。不过数斛汤，回转翻覆，通头面痛淋，须臾起坐。与人此酒，先问饮多少，裁量与之。若不语其法，口美不能自节，无不死矣。一斗酒醉二十人。得者无不传饷亲知以为恭。”黍米酎，“悉同酎法，芬香美酿，皆亦相似。酿此二酝，常宜谨慎，多喜杀人。以饮少，不言醉死，正疑药杀。尤须节量，勿轻饮之。”观此二酝，当时名酒，盖多味厚性烈者，【15】此亦酒祸之所由滋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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茗饮始见正史者，为《三国·吴志·韦曜传》，已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一节。《困学纪闻》言荼字有三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日知录》言：荼字中唐始变作茶。同声异韵之字，减一画而化为两字，中华造字，旧有此法，实即六书中之转注也。《齐民要术》论茶，引《尔雅》“槚，苦荼。”郭璞《注》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盖茶味亦苦，故藉苦菜之名以名之，久乃变其韵而析为二语也。《日知录》云：“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据其说，茗饮盖始于蜀而浸淫于吴、楚。《齐民要术》列茶于《非中国物篇》中，【16】又引《荆州地记》曰：浮陵茶最好。盖其所谓中国，限于北方，故云尔。然亦可见是时北方尚未有茶也。又引《博物志》云：饮真茶令人少眠，则其时已有伪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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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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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之用愈微，则实物之储愈富，故古代仓廪，恒较后世为充实。【17】晋承丧乱之后，然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陈敏建议，谓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朝廷从之，转漕颇有成效，可见南方储谷之多。北方虽云丧乱，而离石大饥，刘渊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大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又使其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则亦未至全乏也。晋迁江东，《隋书·食货志》云：“其仓：京都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也。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大仓，东宫所贮，总不过五十余万。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唐仓，并是大贮备之处。自余州郡、台传，亦各有仓。”《晋书·五行志》：海西公大和中，郗愔为会稽大守。六月，大旱。灾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虞潭传》：潭转吴国内史。徙会稽。未几，复还吴郡。是时军荒之后，（苏峻乱后。）百姓饥馑，死亡涂地。潭乃表出仓米振救。《陶回传》：回迁吴兴大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粥卖，以拯一时之急。回上疏，言不如开仓廪以振之。乃不待报，辄便开仓。及割府郡军资数万斛米，以救乏绝。由是一境获全。既而下诏，并敕会稽、吴郡，依回振恤。二郡赖之。《王羲之传》：羲之为会稽内史。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良吏·邓攸传》：攸守吴郡，时郡中大饥。攸表振贷。未报，辄开仓救之。《外戚·王蕴传》蕴补吴兴大守。属郡荒人饥，辄开仓赡恤。赖蕴全者十七八。此等事，具见地方贮备之丰。三吴固富庶之区，在辇毂之下，然桓玄乘殷仲堪振恤饥者，仓廪空竭而伐之；又《王长文传》言：大康中，蜀土荒馑，开仓振贷，长文居贫贷多，后无以偿，郡县切责，送长文到州，刺史徐幹舍之，长文不谢而去；则偏远之区，振贷亦未遂成为具文也。拓跋焘之南侵也，江夏王义恭次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沈庆之、何勖，咸欲弃城逆奔。以张畅言而止。事见第八章第七节。《宋书·畅传》载畅之言曰：“今军仓虽寡，朝夕犹未窘罄。量其欲尽，临时更为便宜。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则其时仓谷实未大乏，庆之等自怯懦耳。《传》又云：时大祖遣。徐爰乘驿至彭城，取米谷定最。爰既去，城内遣骑送之。焘闻知，即遣数百骑急追。爰已过淮，仅得免。初爰去，城内闻虏遣追，虑爰见禽，失米最，虏知城内食少。义恭忧惧无计，犹欲奔走。会虏大众至，乃不果。则当时城内之人，视其粮储，实已岌岌，然彭城初未奔溃。《梁书·庾域传》：长沙宣武王为梁州，以为录事参军，带华阳大守。时魏军攻围南郑。州有空仓数十所；域封题，指示将士云：“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众心以安。是当时梁州，粟亦空乏。然萧懿坚守六十余日，未曾失陷。（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则虽空乏，亦未至于绝无。故能以空言安众心也。《宋书·沈庆之传》：南新郡蛮帅田彦生反叛，攻围郡城。庆之遣柳元景赴之。未至，郡已被破。焚烧城内仓储及廨舍荡尽。是凡有兵备之处，仓谷皆略有存储。《隋书·食货志》言：南朝自侯景之乱，国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别惟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秩。此与《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言其时军旅洊兴，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之事，可以参观。（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各种给赐皆绝，而米廪犹存，可见其仓储实较后世为充实。若在后世，则即财政宽裕之时，京官亦不能皆给米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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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韩麒麟传》：大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振。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又《李彪传》：彪上封事七条，其三曰：“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而乃达。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臧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彪之封事，据《食货志》，事在大和十二年。《志》谓孝文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则魏当大和大饥以前，积贮之情形甚恶，自此以后，乃颇有更革。故至宣武延昌元、二、三年，复遭饥馑，颇能有所振施也。（见《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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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虽云有备无患，然死藏其谷，不能生利，亦非计之得者。得轻重敛散之意者，莫如常平。故历代论者，多主行之也。《晋书·武帝纪》：咸宁三年九月，起大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杜预传》谓预拜度支尚书，乃奏兴常平仓，五十余条，皆纳焉，盖即此时事。《刘颂传》：颂上疏言：“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平籴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所谓成制，盖亦常平之类也。《宋书·沈昙庆传》云：时岁有水旱，昙庆议立常平仓，以救民急，大祖纳其言而事不行。史臣谓“大明之末，积旱成灾，口减过半，若常平之议，兴于中年，或不至是”。可见其相需甚殷。然又谓“若笼以平价，则官苦民优，议屈当时，盖由于此”。盖主其事者，未能计及远利也。魏立常平仓，事在大和二十年，见《纪》。常平之所患者，谷物之贸迁已盛，而公家之资本较微，不足以制其轻重。李彪之议，年丰籴积，时俭出粜，亦即常平之意，而析州郡常调，分京都度支以为之，资力较雄，此其所以能收公私丰赡之效欤？然则大和以后资储之充实，所恃者转不在常平之司矣。北齐河清定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籴贮。周司仓，掌辨九谷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之，秋敛之。（皆见《隋书·食货志》。）亦皆常平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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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释老志》：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18】至于俭岁，振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又云：世宗永平四年夏，诏曰：“僧祇之粟，本欲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自今已后，不得传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祇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振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征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责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又尚书令高肇奏言：“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永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振施。又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19】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列讼宫阙。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其暹等违旨、背律、谬奏之愆，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诏曰：“暹等可特原之，余如奏。”案《志》载昙曜元奏，本谓俭岁振给饥民；高肇奏辞，亦云不限道俗；而世宗诏谓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则其振施似以僧尼为主。竭民力以奉僧尼，已为无理，况又强取民户，规图赢息，其弊至于不可究诘乎？而僧暹等犹见特原，亦可谓无政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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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诏令出贷先尽贫穷，富有之家，不听辄贷，是当时僧祇之粟，反有贷于富家者也。近世农民银行之兴，富家或以微息贷之于行，而加重之以贷于民。主行事者，利富家易于征偿；又总贷之于数富家，而听其转贷贫民则事简；富家又或饵以微利；遂乐贷之于富家，今古之情弊正同也。诏又言或有私债，转施偿僧，此又民间放债，征责不得，而藉僧祇之力，为之索取者，参看第十九章第五节自明。僧人之举动如此，可谓不法极矣。货币用微之世，实物之储蓄恒多。凡物皆然，米谷尤甚。故在前世，不惟官家仓廪，较后世为充实，即民间之存谷亦多。《宋书·孝义·徐耕传》：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饥，耕以千斛助官振贷。诣县陈辞曰：“此郡虽弊，（耕晋陵延陵人。）犹有富室。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并皆保熟，所失盖微。陈积之谷，皆有巨万。旱之所弊，实钟贫民。温富之家，各有财宝。谓此并宜助官，得过俭月。所损至轻，所济甚重。今敢自厉，为劝造之端。”又《自序》言：沈亮转西曹主簿。时三吴水淹，谷贵民饥。刺史彭城王义康，使立议以救民急。亮议以“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劝使粜货，【20】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也”。此皆凡民虽饥，富家自有藏粟之证。齐竟陵王子良为丹阳尹，开私仓以振属县贫人。刘怀珍族弟善明，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赎命田。可见富贵之家，仓储亦自充足。此等人若能如徐耕之助官振贷，卢叔武之听民赊借，（见第十九章第五节。）自为最善。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剥削贫民者实多。《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五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民。《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正月，诏以往岁年谷不登，民多乏绝。令公私、道俗，凡有积贮粟麦者，皆准口听留，以外尽粜。此即沈亮之议，以理论，虽无可訾，然行之恐不易也。《北齐书·循吏传》：苏琼为南清河大守。天保中，郡界大水。琼普集郡中有粟之家，自从贷粟，给付饥者。此亦贤智之过，不能常行、遍行。无已，则仍惟有乞灵于通粜。故饥荒之岁，商贩最宜使之流通。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正月，诏东境去岁不稔，远近贩粥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仗自防者悉勿禁，即以此也。然遏粜者亦殊多。《南史·崔祖思传》：青州刺史张冲启：淮北频岁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邻接戎寇，弥须沃实。乞权断谷过淮南。南徐、兖、豫、司诸州，又各私断谷米，不听出境。自是江北荒俭，有流亡之弊。元祖（祖思叔父景真之子。）乃上书，谓宜丰俭均之。即其一事也。夫遏粜非徒有害于邻境也，在本境亦为谷贱伤农。平时行之犹不可，况频岁不熟之后，饥疲之民，亟待振起之际乎？于此而遏其流通，亦可谓不达于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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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冲言青州邻接戎寇，弥须沃实，是也，然亦有宜慎者。兵戈之际，往往民食不足，而兵家之蓄有余。【21】《晋书·石勒载记》：勒将图王浚，引其舍人王子春问之。子春曰：“幽州自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赡恤，此亡期之至也。”《浚传》：勒既执浚，责以百姓馁乏，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则浚当时藏粟实多。然究何益哉？《刘聪载记》：刘曜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宋书·索虏传》：历城建武府司马申元吉破碻磝，获虏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梁书·夏侯亶传》：亶合韦放出兵，降城五十二，获米二十万石。弟夔出兵，凡获粟六十万斛。军中奏报，固多夸大之辞，然必不能全虚，则缘边要害之地，储粟无不充实矣。梁武帝以雍州为边镇，运数州之粟以实之。（见《南史·南平王伟传》。）后周之世，以澧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周书·郭彦传》。）《周书·王罴传》：罴镇华州，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榜棰，以是人有逃散。盖其取之之虐如此。然究何益哉？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宋书·臧质传》谓虏初南出，后无资粮，惟以百姓为命。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至是，钞掠无所，人马饥困，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故悉力以攻之。《魏书·卢玄传》：玄孙渊，曹虎遣使请降，高祖使督前锋诸军，径赴樊、邓。及知虎降之诈，诏渊进取南阳。渊以兵少粮乏，赭阳近叶仓，表求先攻之。高祖许焉。《慕容白曜传》言：白曜之陷肥城，获粟三十万斛；破垣苗，得栗十余万斛，由是军粮充足。克东阳后，史又最其凡云：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邢峦攻破宿豫、淮阳二戍，获米四十余万石。侯景之围台城，亦食石头常平仓。（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凡此皆赍盗粮而已。即不为敌所因，亦有不能自保者。《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十月，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焚谷米百八十万斛。据《王浑传》，所焚又有稻苗四千余顷。稻苗固难刈获，积谷亦未易迁移，然独不能自焚之乎？使佛狸南犯之时，是处坚壁清野，其不能守又不能移者，悉行焚荡；虏马虽健，能以饥军纵横于无人之地乎？固知焦土为御敌之上策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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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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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约321—379）曾担任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其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誉为“书圣”，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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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王羲之传》：羲之为会稽内史，遗谢安书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周书·裴侠传》：“侠迁民部中大夫。时有奸吏，主守仓储，积年隐没至千万者。及侠在官，厉精发摘。数旬之内，奸盗略尽。”仓储之难于管理如此，故后世积谷，多改储银钱。其弊则在荒歉之际，无由易为粮食。社仓之制，分谷诸社，令人民自行掌管，善矣，然民或不能自理，而至移之于县，则其弊亦与官所设仓同。愚谓各地仓屋，宜悉由官造。商人之贩易米谷者，皆不许自建仓屋，而责其必僦储于官仓。【23】官所造仓，易于合式，米谷存储，难于变坏，其善一也。可度远近适中，水陆利便之地造焉，平时既利转输，战时亦易移徙，其善二也。商人之营米业者，储谷于官仓若干，则官责其代管官谷若干，凡出陈易新，及严防耗坏之事悉属焉。此系以国权责成米商，不许辞避。存谷可分定期、不定期二种，一如银行存款。需用提取，悉按定章。寇至，责其运至后路，费由官给。不能运者，亦即责其焚毁。民间亦可存谷与商人，一如存钱于银行。如此，官民皆省管理之劳，而度年岁上下，外路来源多少，以定存谷之多少，悉由熟悉情形之商人为之，其计画必较徒事敷衍之官吏，不习其事之人民为精。不须存留，即可运用。不虞空乏，又免死藏；寇至易于运走，否亦不至资敌；一举而数善备焉。逮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此在今后，允宜惩前而毖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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