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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墓之风，汉世极盛，魏、晋来亦稍衰，然犹有行之者。《魏书·王慧龙传》言：宋文帝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绢一千匹。玄伯伪为反间来，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使人探其怀，有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也。”舍之。及慧龙死，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侧，终身不去。此或出于意气感激之私，不可以常理论。《周书·孝义传》：荆可葬母之后，遂庐于墓侧。可家旧墓，茔域极大，榛芜至深，去家十余里，而可独宿其中，与禽兽杂处。哀感远近，邑里称之。此则近于矫伪矣。又《柳霞传》：（《北史》作柳遐。）萧詧莅雍州，选为治中。寻迁别驾。及誉于襄阳承制，授霞吏部郎、员外散骑常侍。俄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赐爵闻喜县公。寻进位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萧詧践帝位于江陵，以襄阳归于我，霞乃辞詧曰：“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大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惟留先臣，独守坟柏。常诫臣等，不违此志。今襄阳既入北朝，臣若陪随銮跸，进则无益尘雾，退则有亏先旨。伏愿曲垂照鉴，亮臣此心。”詧重违其志，遂许之。夫詧之于霞，恩顾不为不厚，而竟违之于流离颠沛之中，臣节岂云无缺？此亦重视坟墓大甚之弊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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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直非常，遂有所谓招魂葬者。观议礼之家，多以为非，而知重视形魄，不应过甚矣。《晋书·东海王越传》言：裴妃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宗庙寝祊，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制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大兴末墓毁，又改葬于丹徒。）案古人未尝不重形魄，读《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五节可见。谓形魄不足重者，盖一二哲人之见。然法古者固当法哲人，不当法流俗也。《晋书·五行志》云：“孝武晏驾，而天下骚动，刑戮无数，多丧其元。【64】至于大敛，皆刻木及蜡，或缚菰草为头。”夫非其形体，又何藏焉？乃若所为，则并亡其躯者，又可制刍偶以代之欤？其惑亦甚矣。又代北之俗，兵死者不入墓域。隋文帝仁寿元年，为之下诏，谓其“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又曰：“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至坟茔，独在其外？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案禁兵死不入墓域，盖谓先人之灵，恒栖丘陇，恶见子孙之伤残，与汉人受刑者不上丘墓，张猛不欲其头过华阴历先人之墓同，（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五节。）亦重视形魄之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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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骨肉归复于土，魂气则无不之之义言之，客死者原不必归葬。魏孝文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迁北，（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未为非义也。然世俗则多重归葬。《魏书·孝感传》：赵琰，天水人。初为兖州司马。转团城副将。还京，为淮南王他府长史。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琰积三十余年，不得葬二亲。及蒸尝拜献，未尝不婴慕卒事。每于时节，不受子孙庆贺。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慨岁月推移，迁窆无期，乃绝盐、粟，断诸滋味，食麦而已。年八十卒。迁都洛阳，子应等乃还乡葬焉。又齐州人崔承宗，其父于宋世仕汉中，母丧，因殡彼。后青、徐归国，遂为隔绝。承宗性至孝，万里投险，偷路负丧还京师。张谠之死也，子敬伯，求致父丧，出葬冀州清河旧墓。久不被许。停柩在家，积五六年。后父丧得葬旧墓，乃还属清河。（《北史》本传。）《颜氏家训·终制篇》云：“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业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直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今虽混一，家道困穷，何由办此奉营资费？自咎自责，贯心刻髓。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旁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傥然奄忽，岂求备礼乎？”又曰：“孔子之葬亲也，云古者墓而不坟，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然则君子应世行道，亦有不守坟墓之时，况为事际所逼也？吾今羁旅，自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惟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湮没也。”其言未尝不达，然因不得归葬，创痛之情，终溢于言表焉。中国士大夫之见解如此，虏所由以必葬桑乾胁之欤？【65】《魏书·王慧龙传》：临没，谓功曹郑晔曰：“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蒙圣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愿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不谓婴此重疾，有心莫遂。修短命也，夫复何言？身没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依古墓而不坟，足藏发齿而已。庶魂而有知，犹希结草之报。”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乾。晔等申遗意，诏许之。《韩延之传》云：初延之曾来往柏谷坞，省鲁宗之墓，有终焉之志。因谓子孙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于此者，我死，不劳向代北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从其言，遂葬于宗之墓次。延之死后五十余年而高祖徙都。延之固忠义之士。慧龙，史言其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其人亦尚非全无心肝者流。盖以家难不得已而臣虏，尚未自绝于中国者。其乞葬河南之语，特其饰辞。延之之言，其为假托，尤显而易见。盖皆不欲葬北者也。虏岂易欺，度其必葬桑乾之法，本亦不能尽行耳。然为所牵制者必多矣。此法盖所以胁中国之士夫不敢叛之，并不能舍之而去也。然后来孝文之所以胁其族人南迁者，亦正是法也。南迁而鲜卑之亡也忽焉矣。天道好还，讵不信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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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葬之法，亦为使人必求归葬之一端。【66】宣王终制，既云后终者不得合葬。皇甫谧作《笃终论》，亦云：“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魏子建疾笃，顾敕二子曰：“吾生平契阔，前后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旧茔，坟地久固，已有定别，惟汝次母墓在外耳。可迁入兆域，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后。如此足矣，不须祔合。”（《魏书·自序》。）此已非流俗之见，然虽不祔合，而仍必同茔域，则仍无补于客死者之必求归葬也。况流俗之见，尚有不以同域为已足者乎？《宋书·孝武帝纪》：大明六年十月，诏上林苑内民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此所以顺民心，即可见民间求合葬之切矣。周、齐之分隔也，裴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卒于闻喜川。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属。东西分隔，韦氏坟陇，遂在齐境。及文举在本州，（保定三年，迁绛州刺史。）每加赏募。齐人感其孝义，潜相要结，以韦柩西归，竟得合葬。文举私痛，齐人何与焉？盖特贪其重募，而裴氏子孙，乃妄为之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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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葬之事，既已靡财，又因贫者慕效，至使停丧不葬，其诒害实为甚巨，故历代多有禁令。齐永明七年十月，诏曰：“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至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衒，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其一事也。《晋书·冯跋载记》：跋下书曰：“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于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则虽偏方之主，亦知之矣。一时士大夫，能为薄葬之论，若豫立终制，敕子弟遵奉者亦不少，并有生以侈闻，殁亦知遵俭德者。如夏侯湛，史言其族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及将殁，顾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是也。厚葬之无益于亡者，夫固中人知之矣。然俗之既成，能自拔者卒少。《魏书·高允传》：允条列时事，言：“今国家营葬，费捐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宋书·索虏传》云：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67】）上为之不辍，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元孝友言：“今人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殁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垅，盛饰祭仪，隣里相荣，称为至孝。”其上下波靡之情形，可以想见。王濬，功名之士也，而其葬也，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刘昶，奔亡之余也，而豫营墓于彭城西南，与三公主同茔而异穴，发石累之，坟崩压杀十余人，后复移改，为公私费害。张缅母刘氏，以缅父没家贫，葬礼有阙，遂终身不居正室，不随子入官府。河南辛普明，侨居会稽。兄将葬，邻人赙助甚多。普明初受，后皆反之。赠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来意，今何忍以亡者余物为家财邪？”（《齐书·孝义传》。）此即君子不家于丧之义，其人实非流俗，然犹兢兢于营墓，况其下此者乎？《魏书·外戚传》，讥高肇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瘞，此当时士大夫之舆论，而史家采之者也，其识乃出冯跋下矣。以厚葬为孝，已为识者所非，况又有如赵修之徒，焜耀道路，伤风败俗者哉？（见第十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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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棺、附身之物，求其必诚必信，固为礼之所许，然踵事增华，终必至于以死伤生而后已，故其激者，乃欲并衣衾棺椁而去之。皇甫谧《笃终》之论曰：“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实时服，幅巾故衣。以蘧蒢裹尸，（蘧蒢，芦。）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蘧蒢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68】《南史·刘歊传》：大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椁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从素若申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此子孙不能奉行遗制，而藉王命以断之者也。然如是之制，能行之者已少矣，固知变俗之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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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之与棺，所以防狐狸之食，蝇蚋姑之嘬，故曰毋使土亲肤。形魄既终归于地，则如是亦足矣，不必更厚为之隔也。王祥遗令，谓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实协于理。颜之推欲还葬其父母，豫于扬州烧砖，盖亦以扬都下湿之故。（亦《终制篇》中语。）杜预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小山，皆用洛水圆石，已非达者矣。然吴逵葬其家十三丧，夜烧砖甓，王彭营葬父母，乡里亦出夫力助作砖；（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则以砖甓葬者极多。【69】《周书·孝义传》：皇甫遐遭母丧，庐于墓侧，负土为坟。后于墓南作一禅窟。阴雨则穿窟，晴明则营墓。晓夕勤力，未尝暂停。积以岁年，坟高数丈，周回五十余步。禅窟重台两匝，总成十有二室。中间行道，可容百人。吴逵、王彭固贫士，遐亦累世寒微，而其所为如是，当时营葬之厚，诚非今人所能想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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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更侈于此者，则为石室、石兽、碑铭之属。所费既广，且易开虚美之风，长导谀之习，故历代亦有禁令。【70】《宋书·礼志》曰：“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大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只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大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隋书·礼志》曰：“梁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惟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惟记名位，似无虚美之嫌，然事易寖离其本，为防微杜渐计，似仍以一切断之为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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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葬既终不能革，故发掘之事，亦终不能绝。《晋书·张方传》言：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发哀献皇女墓。《王机传》言：杜弢所在发墓。《石季龙载记》言：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苻丕载记》：丕左丞相王永檄州郡，言姚苌残虐，慕容垂凶暴，所过灭户夷烟，毁发丘墓。陈宣帝罪状薛安都之诏曰：“椎埋发掘，毒流泉壤。”《南史·刘杳传》言：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田益宗归魏被代，表言代者毁发坟墓，露泄枯骸。此皆在兵乱之际者，然平时亦所不免。《晋书·何充传》：充为会稽内史，以墓被发，去都改葬。《齐书·周山图传》：山图为淮南大守，有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高祖十二王传》，又言有盗发温女冢者。《陈书·世祖九王传》言：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北史·齐本纪》言：文宣帝死，先是霍州发楚夷王女冢，得珠襦玉匣，帝珍之，还以敛焉。《周书·贺兰祥传》言：荆州境多古墓，其俗好行发掘。【71】此皆在平时者也。甚有以贵人而躬椎埋之行者。《宋书·前废帝纪》，谓其以魏武帝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祐领之，其说不知信否。《陈书·始兴王叔陵传》，言其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库中、府内，则说必不诬矣。《南史·齐宗室传》：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张骞坟。有欲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椎埋者惧而退。萧斅（颖达第七子。）谓无此理，求自监督。及开，惟有银镂铜镜方尺。此亦叔陵之类也。《魏书·高宗纪》：大安四年十月，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其刑可谓甚峻。《宋书·桓护之传》：护之伯父之子阆，元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母墓为东阿寺道人昙洛等所发，阆与弟殿中将军闳共杀昙洛等五人。《齐书·孝义传》：朱谦之，年数岁，所生母亡，其父昭之假葬之于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产姊密语之。谦之虽小，便哀戚如持丧。年长，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杀幼方。其相报亦可谓甚惨。然椎埋者踵相接也。故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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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元桢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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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刻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是属于北魏中期的典型碑刻。1926年夏出土于洛阳城北高沟村东南，后经于右任先生收藏并移存西安碑林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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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掘报怨、肆毒者，亦时有之。《魏书·毕众敬传》言：众敬为申纂所恨。会有人发众敬父墓，众敬疑纂所为。其弟众爱，乃亦遣人密至齐阴掘纂父墓，以相报答。此已为非理。鲁爽与弟秀南奔，魏毁其坟墓；北齐文宣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此则更尸帝王之名，而同盗贼之行已。其尤堪发指者，则为隋文帝纵王颁掘陈武帝墓事。颁者，僧辩之子，其父固叛国当诛者也。颁仕周，后从韩擒虎灭陈。颁密召父时士卒，得千余人，对之涕泣。或曰：“郎君仇耻已雪，而悲哀不止，将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陇，斫榇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颁顿颡陈谢，额尽流血。曰：“某为帝王，坟茔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既而自缚，归罪于晋主。王表其状。高祖曰：“朕以义平陈，王颁所为，亦孝义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问。天下有此义欤？武帝奋身以保中国，而国之人不能保其封树，是则中国民族之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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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素重埋葬，实则弃尸不葬者甚多。此与其日言上天好生，父杀子为极恶，而生子实多不举同理。生计所迫，固非空言所能挽也。《汉鼓吹铙歌曲》曰：“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宋书·乐志》。）可见战死不葬者之多矣。梁武帝中兴元年十二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亦同此科。”陈宣帝大建五年四月，诏北伐众军，所杀齐兵，并令埋掩。魏显祖皇兴二年十二月，诏敕郡县：张永军残废之士，听还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瘗之。此等似极宽仁，然文诰不必其能行也。诸臣能收瘗战骸，若围城中积尸者，亦时有之，如梁之韦叡、（《梁书》本传云：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万。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辄盈满。叡料简隐恤，咸为营埋。于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业，百姓赖之。）安成康王秀，（《梁书》本传云：为郢州刺史。先是夏口常为兵冲，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秀祭而埋之。一夜，梦数百人拜谢而去。）魏之李神俊皆是。（《魏书》本传：为荆州刺史。萧衍遣将曹敬宗来寇，攻围积时。又引水灌城，不没者数版。诏遣都督崔暹，别将王罴、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时寇贼之后，城外多有露骸，神俊教令收葬之。）然如侯景聚尸而焚之之事，终在所不免，（《梁书》本传：初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其势固有所不给也。此外凶荒、（《齐书·本纪》：东昏侯永元元年七月，京师大水，死者众。诏赐死者材器，并振恤。《梁书·萧景传》：为南兖州刺史。会年荒，死者给棺具。《始兴王憺传》：为荆州刺史。天监六年，州大水。分遣诸郡，遭水死者给棺槥。《魏书·高祖纪》：大和五年四月，诏时雨不沾，春苗萎悴，诸有骸骨之处，皆敕埋藏，勿令露见。《世宗纪》：景明三年二月，诏阳旱积时，农民废殖，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瘗。正始三年五月，诏时泽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馁疾，无人赡救，因以致死，暴露沟壑者，洛阳部尉依法棺埋。《肃宗纪》：神龟二年二月，诏农要之月，时泽弗应，可敕内外：掩胔埋骼。冀、瀛之境，往往寇暴，死者既多，白骨横道，可遣专令收葬。《孝静帝纪》：天平二年三月，以旱故，诏京邑及诸州郡县收瘗骸骨。三年十一月，诏尚书：可遣使巡检河北流移饥人。邢陉、滏口所经之处，若有死尸，即为藏掩。案遇旱则敕瘗埋，盖为魏氏之故事，然此等循例之文诰，亦多成具文而已。）疾疫之际，（《宋书·文帝纪》：元嘉四年五月，京师疾疫。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孝武帝纪》：大明元年四月，京邑疾疫。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四年四月，诏都邑节气未调，疠疫犹众，其死亡者，随宜恤赡。《梁书·止足传》：顾宪之，齐高帝即位，除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为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此良吏之真能从事掩埋者也。）贫弱无依之徒，《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二年二月，诏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贫弱困窘。存阙衣裳，殁无敛槥。朕甚伤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恤。赙赠之科，速为条品。）以及犯法身陷牢狱者，（《魏书·高祖纪》：延兴三年九月，诏自今京师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狱致死，无近亲者，公给衣衾、棺椟，葬埋之，不得暴露。）或死而未葬，（《齐书·高帝纪》：建元元年六月，诏曰：宋末频年戎寇，兼灾疾凋损，或枯骸不收，毁榇莫掩，宜速宣下，埋藏营恤。若标题犹存，姓氏可识，可即运载，致还本乡。有司奏遣外监典事四人周行，离门外三十里为限。其余班下州郡。无棺器标题者，属所以台钱供市。按此诏所该，可谓甚广。）或葬而见发者，（《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正月，诏京师二县，有毁发坟陇，随宜修理。）咸蒙特下明诏，或则遣使分行，（《周书·明帝纪》：二年六月，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风俗，掩骼埋胔。按其时奉使，以此为诏条者甚多。《北齐书·循吏传》：宋世良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还见汲郡城旁多骸骨，移书州郡，令悉收瘗，则不奉诏条者，亦或以便宜行之矣。）甚有人主亲见，驻跸掩埋者。（《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九年八月，幸西宫，路见坏冢露棺，驻辇殣之。）其于士卒，尤多致恩意。（《晋书·姚兴载记》：兴下令：士卒战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所亲，为之立后。《南史·梁武帝纪》：中兴二年正月，辛卯，令义师临陈致命，疾病死亡，并加葬敛，收恤遗孤。《陈书·世祖纪》：天嘉五年十二月，讨陈宝应将士死王事，并给棺槥，送还本乡，并复其家。《宣帝纪》：大建二年三月，诏讨周迪、华晈已来，兵交之所，有死亡者，并命收敛。并给棺槥，送还本乡。《魏书·裴骏传》：子宣，世宗时上言：“自迁都已来，凡战陈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魄，祔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痍者，免其兵役。”朝廷从之。案此等政令，皆有要结之意，非尽出于仁心也。）然暴骨榛莽之象，卒仍随处可见，病源自别有在，夫岂小惠所能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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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葬之风，中国久绝，而代北则犹有之。【72】《魏书·叔孙建传》：子俊卒，大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荣，殁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缢而死。遂合葬焉。《王洛儿传》：洛儿卒，大宗鸩其妻周氏，与合葬。亦可谓野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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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所谓堪舆之学者，晋以后渐盛。《廿二史札记》云：“古人但有望气之法。如秦始皇时，望气者谓东南有天子气，乃南巡以厌之。又谓金陵有王气，乃凿淮水以泄之。光武未贵时，望气者苏伯阿过南阳，望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孙皓时，临平湖开，皓以问陈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知湖之开塞。陈敏反，或曰：陈家无王气，不久当灭。此古来专以望气占吉凶，未尝有相墓之术也。相墓术相传始于郭璞。然《后汉书·袁安传》：安觅地葬父，有三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从之，故累世隆盛。《晋书·羊祜传》：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气。【73】祜乃凿之。相者曰：犹当出折臂三公。后祜堕马折臂，果位三公。则又在璞之前。即璞本传载其卜筮灵验之处甚多，谓先有郭公者，精于卜筮，璞从受业，公授以青囊书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亦未尝及相墓也。又璞所著书，载其灵验事迹者曰《洞林》，抄京、费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韵》一篇，注《尔雅》、《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子虚》、《上林赋》，及所作诗、赋、诛、颂共数十万言，亦未有所谓葬经也。惟《传》内称璞葬母暨阳，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果沙涨数十里。又璞为人葬墓，晋明帝微服观之。问主人：何以葬龙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当致天子。帝曰：当出天子邪？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后世皆以为葬术之始也。而葬术之行，实即由是时而盛。陶侃将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谓曰：前冈见有一牛，眠山污中，若葬之，位极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侃寻得牛，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周访葬其父。后侃果为三公，访为刺史。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谓此非常地。后果为天子。齐高帝旧茔在武进彭山，冈阜相属，百里不绝，其上常有五色云。宋明帝恶之，遣占墓者高灵文往相之。灵文先给事齐高，乃诡白：不过方伯耳。私谓齐高曰：贵不可言。后果登极。齐高之母刘氏，与夫合葬，时墓工始下锸，有白兔跳起，及坟成，又止其上。荀伯玉家墓，有相之者，谓当出暴贵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骑常侍，坐事诛。（案《南史》：相墓者又云：当出失行女子。顷之，伯玉姊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随人逃去。）柳世隆晓术数。于倪塘创墓，与宾客往游，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正葬其地。富阳人唐寓之，祖父皆以图墓为业。梁武丁贵嫔薨；昭明大子求得善墓地，被俞三副以己地奏帝买葬之。有道士，谓其地不利长子，教以用蜡鹅诸物厌之。后事发，昭明以此惭惧而薨。（案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命墓工恶为之，逾年而嶷卒。吴明彻葬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过此，此是最小子大贵之征。明彻后果大贵。此皆见于各列传者，可见六朝时此术已盛行。如《昭明传》曰不利长子，《明彻传》曰最小子大贵，则术家所云长房、小房之说，亦即起于是时矣。”案郭璞事见于史者，又有《南史·张裕传》。云：初裕曾祖澄，尝葬父，郭璞为占墓地，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某处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澄乃葬其劣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孙遂昌。又《宋书·符瑞志》：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许步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此非凡气，孙氏可兴矣。”（案此说亦与望气相夹杂。）《南史·毛喜传》：言喜以母忧去职，陈宣帝遣员外散骑常侍杜缅图其墓，上亲与缅案图指画，其见重如此。此皆相墓之术见于史，而为赵氏征引所未及者也。又《晋书·羊祜传》言：祜都督荆州诸军事，时长吏丧官，后人恶之，多毁坏旧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书下征、镇，普加禁断。《魏舒传》：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谓应之。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宋书·王僧绰传》：初大社西空地一区，吴时丁奉宅，孙晧流徙其家。江左初为周、苏峻宅，其后为袁悦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以凶终。后给臧焘，亦颇遇丧祸。故世称为凶地。僧绰尝以正达自居，谓宅无吉凶，请以为第。始就造筑，未及居而败。此后世所谓阳宅者，以是占吉凶，其术亦盛于晋、南北朝之世矣。【74】《晋书·艺术传》：韩友能图宅、相冢；《北史·艺术传》：陆法和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皆兼是二术者。《隋书·经籍志》：五行家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五姓墓图》一卷。又云：梁有《冢书》、《黄帝葬山图》各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不传》各一卷，《杂相墓》四十五卷，亡。观其卷帙，南方远多于北方，则知其术南盛于北。此最为世所附会之郭璞，所以亦在南方欤？又有庾季才《地形志》，一家之中，两见著录，前作八十七卷，后作八十卷。盖系重出，而卷帙之数，传写有讹。季才以术数名家，所论者或不止一人一家之事。以地运推国家兴废，古来本有是说。江陵洲满百出天子，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晋书·索靖传》：靖行见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后当起宫殿。”至张骏，于其地立南城，起宗庙，建宫殿焉。《齐书·州郡志》：益州，晋世以处武臣，宋世亦以险远，诸王不牧。泰始中，成都市桥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硕有术数，见之曰：“洲生近市，当有贵王临境。”永明二年，而始兴王为刺史。皆其说之可考者也。又《魏书·阉官传》言：刘腾以正光四年三月死。腾之初治宅也，奉车都尉周特为之筮，不吉，深谏止之。腾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于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听事甫成，陈尸其下。则北方占宅之吉凶者，尚并用卜筮，不尽恃今所谓堪舆之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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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谓堪舆之术之兴，实缘廛里茔墓，皆无定地。去古寖远，一切度制，皆稍废坠，不徒冢人之职无存，如汉人之丛葬北邙者，亦不可复见矣。陪陵之制，兆域实有定地，然其所及者有限。当时又以墓地赐其臣，如晋武之于鲁芝，所赐乃至百亩，则益风其下，使之侈于营葬耳。《魏书·肃宗纪》：神龟元年十二月，诏曰：“民生有终，下归兆域。京邑隐赈，口盈亿万。贵贱攸冯，未有定所。为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以西，拟为九原。”【75】此举颇得古司空度地之意，惜乎后世知此义者甚少，而在当时亦未必能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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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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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考异》云：“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后稍见贵，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按古制：乘车、兵车、田车，皆曲辕驾驷马，惟平地任载之车驾牛，乃有两辕，《考工记》所谓大车之辕挚，其登又难者也。牛车本庶人所乘。《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则汉初贵者已乘之矣。晋时，御衣车、御书车、御轺车、御药车、画轮车皆驾牛，则并施于卤簿。《隋书·阎毗传》言：属车八十一乘，以牛驾车，不足以益文物，是自晋至隋，属车皆驾牛也。《石崇传》：崇与王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王衍传》：衍引王导共载，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在牛背上矣。《王导传》：导营别馆以处众妾，妻曹氏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驱牛而进。《世说》：刘尹临终，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答曰：某之祷久矣。《南史·刘瑀传》：与何偃同从郊祀，偃乘车在前，瑀蹋马及之，谓偃曰：君辔何疾？偃曰：牛骏御精，所以疾耳。《徐湛之传》：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坏。《朱修之传》：至建业，奔牛坠车折脚。《刘德愿传》：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来至数尺，打牛奔从柱前直过。《梁本纪》：尝乘折角小牛车。《萧琛传》：郡有项羽庙，前后二千石皆于听拜祠，以軶下牛充祭。《北史·高允传》：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彭城王勰传》：登车入东掖门，度一小桥，牛伤，人挽而入。《北海王详传》：宣武之亲政，详与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并召入，共乘犊车。《常景传》：齐神武以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邺。《元仲景传》：兼御史中尉，每向台，恒驾赤牛，时人号赤牛中尉。《尒朱世隆传》：今旦为令王藉车牛一乘，车入到省西门，王嫌牛小，系于阙下槐树，更将一青牛驾车。《毕义云传》：高元海遣犊车迎义云入北宫。《琅邪王俨传》：魏氏旧制，中丞出，千步清道，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軶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和士开传》：遣韩宝业以犊车迎士开入内。《牛宏传》：弟弼，常醉射杀宏驾车牛。《艺术传》：天兴五年，牛大疫，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同日毙于路侧。此自晋至隋，王公、士大夫竞乘牛车之证也。”【76】案晋、南北朝之世，牛车盛行之事，出于钱氏所征引之外者尚多。《齐书·武陵王晔传》，言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上已还便殿，（世祖。）闻晔至，引见问之。晔称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车府给副御牛一头。是天子常驾牛也。《褚渊传》：渊死后，其弟澄赎渊常所乘黄牛。《谢超宗传》：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堕车仆射。（详见第三节。）是三公、尚书皆驾牛也。《宋书·江湛传》：家甚贫约，牛饿，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与饮。”《颜延之传》言：延之子竣贵重，权倾一时，凡所资供，一无所受，常乘羸牛笨车。《梁书·明山宾传》：家中常乏用，货所乘牛。《陈书·徐陵传》：大建中，食建昌邑。【77】邑户送米至于水次，陵亲戚有贫匮者，皆令取之。数日便尽。陵家寻致乏绝，府僚怪问其故，陵云：“我有车牛、衣裳可卖，余家有可卖不？”《魏书·胡叟传》言：叟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悖牛。是士大夫之清贫者皆驾牛。然《南史·陈显达传》言：家既豪富，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丽服饰。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宋书·五行志》言：元嘉三年，徐羡之大儿乔之行欲入广莫门，牛径将入廷尉寺，明日被收。合石崇、王恺争迅之事观之，是纨袴之子，豪富之徒，亦所精者在牛而不在马也。《宋书·宗悫传》言：悫有佳牛，堪进御，官买不肯卖，坐免官。《魏书·酷吏传》：张赦提为幽州刺史，颇纵妻段氏，多有受纳。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访牧守政绩，验案其罪。其妻，姑为大尉东阳王丕妻，诣丕申诉求助。陈列真香：昔因假过幽州，知赦提有好牛，从索不果，挟前事威逼部下，证成诬罪。说虽未知信否，然佳牛为贪求者所垂涎，则当时必有其事矣。《南史·王筠传》云：筠性俭啬，所乘牛常饲以青草，则当时贵富之家，饲牛必有不止于草者，恐率兽食人之事，亦在所难免矣。其时惟有关体制之事，尚贵马而贱他畜，以不用马为辱，如晋海西公、魏孝静帝见废，皆乘犊车而去；驾若弼令蔡征为陈叔宝作降笺，命乘骡车归己皆是。（《魏书·王肃传》：肃兄子衍，为尒朱仲远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骑牛从军，久乃见释。亦同。）其余殆无不乘牛者。《晋书·纪瞻传》言：召拜尚书郎，与顾荣同赴洛。至徐州，闻乱日甚，将不行。会刺史裴盾得东海王越书：“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乃与荣及陆玩等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魏书·崔玄伯传》：大祖还京师，次于恒岭，亲登山顶，抚慰新民，适遇玄伯扶老母登岭，大祖嘉之，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见第十七章第四节。）《外戚传》言：高宗保大后之母宋氏，就食和龙，无车牛，疲不能进。是取长途者皆以牛也。《序纪》言：桓帝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北齐书·神武纪》言：神武与同志图杜洛周，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于牛上抱负。文襄屡落牛。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后呼段荣求救。赖荣遽下取之以免。《北史·蠕蠕传》：道武谓崔宏：“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嚚，每来钞掠，驾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教以犍牛易之，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详见第八章第三节。）是虽代北多马，亦皆藉牛以为用矣。职是故，当时征发，亦遂多及于牛。《晋书·食货志》：杜预上疏言：“今典农右典牧种产牛，有四万五千余头，可分三万五千头，以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并佃牧地，岁当复入数千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石季龙载记》：季龙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又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宋书·殷琰传》：杜叔宝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刘顺，吕安国等抄之，烧米车，驱牛二千余头而还。魏道武天兴五年伐姚平，实以牛疫而还。（见上引《北史·艺术传》。）《世祖纪》：始光二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古弼传》：车驾畋于山北，大获麋鹿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世祖寻谓从者曰：“萧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行百余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县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吕洛拔传》：张永遣将王茂向武原援其运车，尉元遣洛拔击之，夺车二百余乘，牛二百五十头。《食货志》：大和十一年，牛疫，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北齐书·神武帝纪》：韩陵之战，连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有死志。《隋书·卢恺传》：周武帝在云阳宫，敕诸屯简老牛，欲以享士，恺进谏，帝美其言而止。赵修葬父，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北齐后主起大宝林寺，运石填泉，人牛死者，不可胜纪，见第十四章第四节。时殿内及园中须石，亦差车牛从漳河运载，见本章第四节。盖战阵及平时，无不恃牛运转者，牛之为交通所资，此时实非他时之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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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北方畜马，究较南方为多，故以马为赏赐者，屡见于列传。若南方则几无其事矣。宋孝武帝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见第九章第三节。）此盖以山行故尔。颜延之好骑马，敖游里巷，则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齐豫章王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命将所乘牛马送二宫及司徒。萧景先遗言：私马有二十余匹，牛数头，可简好者十匹，牛二头上台。马五匹、牛一头奉东宫。大司马、司徒，各奉二匹。骠骑、镇军，各奉一匹。则以豫章贵宠，景先久豫军旅，故有马也。《晋书·陈頵传》：父䜣立宅起门，頵曰：“当使容马车。”䜣笑而从之。后頵仕为郡督邮，大守刘享拔为主簿，州辟部从事，果乘马车还家。此尚为体制起见。其乘马之事见于史者：元谧与妃乘赤马犯卤簿，为御史所弹。王慧龙孙琼，道逢大保广平王怀，据鞍抗礼，自言马瘦。尝诣尚书令李崇，骑马至其黄。慕容恃德有疾，谓其子：持上马与卢潜，（见《北史·卢玄传》。）卢辩单马从魏孝武入关。卢勇有马五百匹，遗启尽献之。（《北史·卢同传》。）祖珽所乘老马，常称骝驹。卢光为京兆。郡舍数有妖怪，前后郡守，无敢居者，光入居之。未几，光所乘马，忽升听事，登床，南首而立，光不以介怀。（《周书·儒林传》。）达奚武居重位，不持威仪，行常单马，左右止一人而已。皆北人乘马之事。《魏书·杨机传》言：机家贫无马，常乘小犊车。《北史·常爽传》言：天平初，迁邺，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足见北方士大夫以乘马为常也。是时南方颇奖劝畜马，北方则每有竭泽而渔之事。周朗病当时用兵，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见第八章第七节。）谓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边亭徼驿，一无发动。此即古马复令之意。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制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统内，家有马一匹者，蠲复一丁，可谓行朗之议者。若北方，则石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马，匿者要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禁河南畜牝马。延昌元年，乃通其禁。尒朱兆遣孙白鹞至冀州，托言普征民马，欲待高乾兄弟送马，因收之。（《北齐书·乾传》。）齐后主时，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令土豪贵买，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闲马。（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其于征发、括藉，盖习以为常矣。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贼。贼退后，敕白建就彼检校。续使人诣建间，领马送定州，付民养饲。建以马久不得食，瘦弱，远送恐多死损，遂违敕，以便宜从事。随近散付军人。则其牧养之事，亦不免劳扰军民也。孳殖之不蕃，不亦宜哉。是时牧业，似以西北为盛，故魏之牧地在河西。（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吕光之入西域，以骏马万余匹还。《姚兴载记》：秃发傉檀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兴以为忠于己，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征王尚还。凉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诣兴请留。兴弗许。威流涕曰：“苟以马供国用，直烦尚书一符，三千余家，户输一匹，朝下夕办，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此虽非由衷之言，然可见凉州畜马之盛。《北齐书·慕容俨传》：俨蒙赐胡马一匹。《杜弼传》：萧明等入寇，高岳、慕容绍宗讨之。诏弼为军司，摄台左右。临发，世宗赐胡马一匹，语弼曰：“此属中第二马，孤恒自乘骑，今方远别，聊以为赠。”此胡马皆西域所产，非来自北方，以其时之人，习称西域人为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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