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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史（图文版） [:170695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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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史（图文版） 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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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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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执政权者称皇帝，皇则徒为尊称，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一节。晋、南北朝之世，此义仍存。石勒以大兴二年伪称赵王，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后乃僭即皇帝位。【1】盖称王犹同于人臣，称天王则已无所降屈，然其号犹未及皇帝之尊。勒死后，子弘为季龙所替，群下劝称尊号。季龙下书曰：“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其视天王之尊不如皇帝，较然可见。咸康三年，史称其僭称大赵天王，盖去居摄之号也。勒之僭号赵天王也，尊其祖曰宣王，父曰元王，立其妻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大子。逮僭即皇帝位，乃追尊其高祖曰顺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大后，而立刘氏为皇后。谥父为帝，已违汉人追谥定陶徒称共皇之义；季龙僭称大赵天王，乃追尊祖为武皇帝，父为大宗孝皇帝，则去古弥远；又立其妻郑氏为天王皇后，以子邃为天王皇大子，王皇并建，尤为不辞。时又贬亲王之封为郡公，藩王为县公，则尤不可解。《魏书》谓虎自立为大赵王，年号建武；又云：初虎衣衮冕，将祀南郊，照镜无首，大恐怖，不敢称皇帝，乃自贬为王；又云：虎又改称大赵天王；则当其僭称天王之前，实曾但自号为王，故贬其亲王、郡王之号，《晋书·载记》记事不具，又有错乱也。石鉴之死也，石祇僭称尊号于襄国，逮为冉闵所攻，乃去皇帝之号，称赵王，使诣慕容儁、姚弋仲乞师，盖自同于人臣，故并不敢称天王。冉闵诛石鉴，便即皇帝位。后为慕容儁所获，立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闵盖以诛逆胡自负，故一得志即称尊，且始终无所降屈也。儁送闵龙城，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乃复遣使祀之，谥曰武悼天王，犹不与以皇帝之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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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之至左国城也，其下刘宣等上以大单于之号，（见第三章第四节。）盖自谓恢复旧业。其后则以是为统御夷人之称，故石勒之称赵王，以其子为大单于，当时群臣请者，谓以镇抚百蛮也。是时以季龙为单于元辅。及勒僭号，季龙谓大单于必在己，而勒更以授其子弘。季龙深恨之。私谓其子邃曰：“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盖其时汉人不甚乐与夷狄之争斗，夷酋所恃以攘窃篡夺者，实以诸夷之众为主，故其争之甚力，争而不得，则怨毒形于辞色也。冉闵欲攘斥夷狄，而亦署其子为大单于，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盖亦为此，已见第五章第三节。苻健之入长安，其下表为侍中大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单于秦王，健不乐，改称天王大单于，盖亦不欲为人臣，然终不去单于之号者，盖亦欲抚用诸夷也。赫连勃勃称天王、大单于，意亦不过如此，彼非知民族之义者，未必有恢复旧业之意也。（参看第六章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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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坚初亦称大秦天王，盖其人少知治体，故未敢遽自尊大，姚兴，《晋书·载记》谓其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姚绪、姚硕德以兴降号，固让王爵，兴弗许。案兴即欲自贬抑，无容与绪、硕德同号，《北史》云：兴去皇帝之号，降称天王，盖是？然则绪、硕德之让，即石虎时贬亲王、藩王之封之故事也。吕光初亦称天王。及病笃，立其大子绍为天王，乃自号大上皇帝。案魏献文之禅位也，群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大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统之，谨上尊号大上皇帝。”其言颇合古义。吕氏未必知此；光既病笃，亦必不能更知政事；盖徒取皇帝、天王之称为尊卑之等差耳。观吕纂、吕隆亦皆称天王，而隆追谥其父宝为文帝可见也。慕容云、冯跋亦称天王，盖亦以国小民寡，不敢自尊。慕容盛去皇帝之号，称庶人大王，庶人盖谓无爵，以知政事，故曰大王，则弥自贬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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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虏非知故事者，而献文禅位时，群公之奏，顾颇合古义，盖臣虏士夫，知故事者尚多也。然虏终不免沐猴而冠。胡灵后之秉政也，追尊其母京兆郡君为秦大上君。及其父国珍死，追号为大上秦公，张普惠为谏议大夫，陈其不可。左右畏惧，莫敢为通。会闻胡家穿圹，下有磐石，乃密表言之。大后览表，亲至国珍宅，集王、公、八坐、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议其事。遣使召普惠，与相问答。然卒不用其言。孝庄之立，尊其考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妣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大庙，以高祖为伯考。临淮王彧与吏部尚书李神儁表谏，不听。时又尊其兄劭为无上王，寻遇害河阴，又追谥为孝宣皇帝。（妻李氏为文恭皇后。）彧又面谏，谓：“历寻书籍，未有其事。”帝不从，及神主入庙，复敕百官悉陪从，一依乘舆之式。彧上表，以为“爰自中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德，乃有皇号，终无帝名。今若去帝留皇，求之古义，少有依准”。又不纳。胡三省曰：“自唐高宗以后，率多追谥其子弟为皇帝，作俑者魏敬宗也。”虏不足责，中国人亦因其失，则诚不免野哉之诮矣。前废帝之立，以魏为大魏，诏曰：“三皇称皇，五帝云帝，三代称王，迭冲挹也。自秦之末，竞为皇帝，忘负乘之深殃，垂贪鄙于万叶，今称帝已为褒矣，可普告令知。”盖亦以丧乱荐臻，故颇自贬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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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孝闵帝始篡魏，亦称天王。时则追尊考文公为王，妣为文后，至明帝武成元年八月，乃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帝。《崔猷传》云：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盖时习以天王之称为卑于皇帝，后周制作，最为泥古，然卒不能变易世人之耳目，终不得不随之而变也。宣帝之立，尊皇后为皇大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女。）又尊所生李氏为帝大后。静帝立，一称为大皇大后，一称为大帝大后。又称天元大皇后杨氏为皇大后，天大皇后朱氏（静帝所生。）为帝大后。盖亦以在位者为帝，帝之父为皇，正后系其夫所生系其子名之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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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有《诘鲍》之篇，载时人鲍敬言无君之论，而己驳之，其言在今日，已不足论，然亦可见其时好老、庄之书者之见地也。敬言之言曰：“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之，亦欲之者为之辞哉？夫强者陵弱，则弱者服之矣。知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由争强弱而校愚知，彼苍天果无事也。”又曰：“天地之位，二气范物，乐阳则云飞，好阴则川处，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此辟君臣之位出乎自然之说也。又曰：“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此言无君之世天下之晏然无患也。侈言君道之美者，每谓君之出令，乃所以使民获遂其生。敬言则云：“促辔衔镳，非马之性，荷轭运重，非牛之乐。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治人者之所求，不过“役彼以养此”，“贵者禄厚，而民困矣”。“下疲怨则知巧生”，乱之既作，乃以“忠义孝慈”救之，幸而有济，亦所谓“死而得生，不如乡无死”也，况乎“茅茨土阶，弃织拔葵”，不过“盗跖分财，取少为让”；其恩之及下，亦不过“陆处之鱼，相呴以沫”哉？“关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为非；衡量所以检伪，而邪人因之以为伪；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靖难，而寇者盗之以为难”。信乎“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而塞之以最壤，鄣之以指掌也”。“桀纣穷骄淫之恶，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且夫“细人之争，不过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无疆土之可贪；无城郭之可利；无金宝之可欲；无权柄之可竞；势不足以合徒众；威不足以驱异人；孰与王赫斯怒，陈师鞠旅，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卤丹野”哉？此鲍生以世事之纷纭，举归咎于立君之大略也。其言善矣，然君臣之制，非孰欲立而立之也，其事亦出于自然。何策使之不作？既作矣，何道使之可替？于此无言，则论有君之弊，虽极深切著明，亦徒为空谈耳。葛生诘鲍之辞，颇多拘墟之论，然亦有其可采者。如曰：“远古质朴，盖其未变，譬彼婴孩，知慧未萌，非知而不为，欲而忍之。”“有欲之性，萌于受气之初，厚己之情，著于成功之日，贼杀并兼，起于自然，必也不乱，其理何居？”“橡芋可以生斗讼，藜蕾足用致侵夺。”则“私斗过于公战，木石锐于干戈”矣，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乱源既伏，何计可止其迁流乎？且也“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殡葬，川无舟楫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致殒毙；疾无医术，枉死无限。后世圣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受其厚惠。机巧之利，未易败矣”。“大极浑沌，两仪无质”，固未若“玄黄剖判，七曜垂象，阴阳陶冶，万物群分”。由斯言之，社会之开化，势固不可以已，昔贤心仪邃古之世人与人相处安和之美，疾后世之不仁，乃欲举物质之文明而并去之，岂不悖哉？然物质之文明，虽不可去，社会之组织，固未尝不可变，亦且不可不变，而昧者又欲并此而尼之，则其失，又二五之于一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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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封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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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初封建之制，及其时之人论封建之语，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晋书·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无分民。若乃大者跨州连郡，小则十有余城，以户口为差降，略封疆之远近，所谓分民，自汉始也。”【2】案古之建国，本为理民，其后此意无存，而徒以封爵为荣禄，则终必至于此而后已。此亦欲藉封建为屏藩者，所以卒无所就也。斯时也，封君之朘取其民，诚不如古代之悉，然邑户粟米，尽归私室，（徐陵食建昌，邑户送米至水次，见第二十一章第六节。）仍有损于国计。故度支窘促之时，所以分其下者，亦不能厚。《地理志》又云：“江左诸国并三分食一。大兴元年，始制九分食一。”《陈书·世祖高宗后主诸子传》云：“江左自西晋相承，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武帝受命，自永定讫于祯明，惟衡阳王昌，特加殊宠，至五千户，其余大国不过二千户，小国千户而已。”盖为物力所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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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治民之实，故王侯多不居其国，而朝聘之典亦寖荒。【3】《晋书·礼志》云：“魏制藩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已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受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故此礼遂废。”是其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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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兼膺方面之寄，似足以举屏藩之实，然西晋已事，徒成乱源；宋武欲以上流处诸子，亦开丧乱之端；其事皆已见前矣。齐世诸王，受祸尤酷，事见第十章第三节。《南史·齐武帝诸子传》：明帝遣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子伦时镇琅邪城，有守兵，子伦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执鸩逼之，左右莫敢动者。子伦整衣冠出受诏，谓法亮曰：“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残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举酒谓亮曰：“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命，当由事不获已。此酒差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时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此盖当时之人，哀杀戮之甚，为此惨楚之辞，非必实录。（如所记，子伦慷慨如此，何待伯茂执鸩逼之？故知《南史》此处，亦兼采两说也。）然时制之极弊，则可想见矣。李延寿论之曰：“齐氏诸王，并幼践方岳，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事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余风，及在齐而弥弊。”然使诸王皆长大能自专，则又成梁世之祸矣。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是时行事、典签，亦有因守正而为诸王所害者。《南史·齐高帝诸子传》：长沙威王晃，为豫州刺史，每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杀之。晃乃粗人，典签之裁之，未必不合于义。又《梁武帝诸子传》：南康简王绩，子会理，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刘纳每禁之。会理心不平，证以臧货，收送建业。纳叹曰：“我一见天子，使汝等知。”会理令心腹于青草湖杀之，百口俱尽。此则其曲必在会理矣。抑且不必会理所为也。大抵行事尚有正人，典签则多佞幸，故其弊更甚。《江革传》：革为晋安王长史寻阳大守，行江州府事。徙庐陵王长史，大守行事如故。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典签赵道智坐，道智因还都启事，面陈革惰事好酒，遂见代，可以见其一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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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陆机·平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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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官氏志》云：皇始元年，始封五等。天赐元年，九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北史·陆俟传》云：初尒朱荣欲循旧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阳郡王，寻而诏罢，仍复先爵，则异姓封王之制久废。）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是为差。于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延兴二年，五月，诏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贡献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袭。又云：旧制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大和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袭爵而已。《文献通考》云：“元魏时封爵所及尤众。盖自道武兴于代北，凡部落大人与邻境降附者，皆封以五等，令其世袭，或赐以王封。中世以后，不缘功而封者愈多。《程骏传》载献文崩，初迁神主于大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寮详议，群臣咸以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帝王所贵，山河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未闻与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一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书奏，从之，可见当时封爵之滥。然高允在大武时以平凉州勋封汶阳子，至文成时，史言其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第惟草屋，衣惟缊袍，食惟盐菜，恒使诸子采樵自给，则虽有受封之名，而未尝与之食邑。【4】又道武以来，有建业公、丹阳侯、会稽侯、苍梧伯之类，此皆江南土地，可见当时五等之爵，多为虚封。前史虽言魏制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案《魏书·高祖纪》：大和十八年，十二月，诏王、公、侯、伯、子、男开国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然若真食五分之一，则不至如高允之贫。且受封丹阳、会稽、等处者，虽五分之一，亦于何取之乎？”案《魏书·地形志》言：“魏自明、庄，寇难纷纠，攻伐既广，启土逾众，王公锡社，一地累封，不可备举，故总以为郡。”一地累封，食禄更于何取给？足证马氏所云之弊，至叔世而愈甚。然《张普惠传》言：普惠为尚书右丞。时诏访冤屈，普惠上书言：“故尚书令臣肇，未能远稽古义，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诏，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谓是亲疏世减之法；又以开国五等有所减之言，以为世减之趣；遂立格奏夺，称是高祖遗意，仍被旨可。今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议，咸云其苦。”然则不给禄者乃汉人如高允之俦，彼其所谓亲戚、勋臣者，固未尝不朘我以生也，亦可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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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帝保定二年，四月，诏曰：“比以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及租赋。诸柱国等勋德隆重，宜有优崇。各准别制邑户，听寄食他县。”则初亦未能给禄也。三年，九月，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改为五等爵。【5】州封伯，郡封子，县封男。此则以封建之名，去封建之实矣。闵帝元年，正月，诏封李弼为赵国公，赵贵为楚国公，独孤信为卫国公，于谨为燕国公，侯莫陈崇为梁国公，中山公护为晋国公，邑各万户。宣帝大象元年，五月，以洺州襄国郡为赵国，齐州济南郡为陈国，丰州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潞州上党郡为代国，荆州新野郡为滕国，邑各一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之国。史论其事曰：“大祖之定关右，日不暇给，既以人臣礼终，未遑藩屏之事。晋荡辅政，爰树其党。宗室长幼，并据势位，握兵权。虽海内谢隆平之风，而国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术。惩专朝之为患，忘维城之远图。外崇宠位，内结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潜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闻。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于公族。虽复地惟叔父，亲则同生，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从侯服于下国。号为千乘，势侔匹夫。是以权臣乘其机，谋士因其隙，迁邑鼎速于俯拾，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斯酷。岂非摧枯拉朽易为力乎？”（《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论》。）周势之孤，诚如所论。然使武帝不能去其芒刺，周之乱，又宁俟静帝时乎？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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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官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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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北朝之官制，盖承汉、魏而渐变。汉初官制，皆沿自秦，秦则沿自列国之世，不尽宜于统一之局，其后乃随事势而迁移，此自西京至南朝之末皆然。拓跋氏起北方，其为部族时之规制，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佛狸以降，模仿中国，稍有建置，实亦非驴非马。王肃北走，孝文用之，以定众职，则几与南朝无异矣。北齐因之。后周大祖，以为汉、魏官繁，思法周礼。大统中，命苏绰掌其事。未成而绰卒，卢辩继之。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于魏恭帝三年行之。其后世有损益。此实不切于时务，故至宣帝嗣位，而内外众职，又用秦、汉以来之制焉。（见《周书·文帝纪》魏恭帝三年及《卢辩传》。《辩传》云：先是已置六卿官，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年毕，乃命行之。又《崔猷传》言：猷与卢辩创修六官。薛寘、裴政，亦尝参与其事，皆见本传。《武帝纪》：保定元年，正月，己巳，祠大庙，班大祖所述六官，盖至是而其制始大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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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国、丞相，自魏、晋以来，已非复寻常人臣之职。（汉献帝建武十三年，置丞相，以魏武帝为之。文帝代汉，其官遂废。此后为之者，如晋之赵王伦、梁王肜成都王颖、元帝、南阳王保、王敦、王导，宋南郡王义宣等，皆非寻常人臣。其为相国如晋景帝、宋武帝、齐高祖等，则篡夺之阶而已，齐世相国，与大宰、大保、大将军并为赠官。陈丞相、大传、大司马，亦为赠官。）晋取《周官》之说，置大宰、（以景帝讳，改大师为大宰。）大傅、大保，而汉世三公之官仍存。（大尉、司徒、司空。）其大司马、大将军，汉世与大尉不并置者，（汉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大尉如故，非恒典。）至魏亦各自为官。晋武帝即位之初，尝八公同时并置。而开府、仪同三司，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镇、（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宋世又有安东、安南、安西、安北，谓之四安，平东、平南、平西、平北，谓之四平。）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皆得置官属，此实多费无谓，故自隋、唐以降，遂专以无官属之三师为荣宠也。后魏放南朝之制，亦有三师、（大师、大傅、大保。）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三公、（大尉、司徒、司空。）特进、仪同、开府、左、右光禄、金紫、银青光禄及诸将军之号，以褒赏勋庸，而北齐因之。孝庄初，拜尒朱荣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将军，而以元天穆为大宰，此亦非寻常人臣之职矣。北齐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为左、右。然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同为宰相，皆兼侍中，则实权初不在是也。后周初置大冢宰。后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又以隋文帝为大丞相，而罢左、右丞相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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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文吏（顾恺之·洛神赋图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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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之权，实归台阁。尚书有令、仆。令职无不总，仆射副令，（置二则为左、右仆射。令阙则左为省主。）又与尚书分统诸曹。（汉世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灵帝以梁鹄为选部尚书，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二仆、一令为八坐。及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咸宁二年，省驾部。四年，又置。大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为六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书止于六曹，不知此时省何曹也。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通职，不恒置。宋高祖初增都官曹。其起部尚书，营宗庙宫室则置，事毕则省。）又有左、右丞，佐令、仆知省事。郎主作文书，分曹数十。（魏世凡二十三，后为二十五。晋武帝时三十四，后为三十五。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江左初十七，后十八，最后十五。宋初十九，后二十。梁二十二。）下有都令史、令史等，分曹如尚书。正始以降，俗尚玄虚，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之手焉。（姚察说。）录则尚书权重者为之，不恒置也。尚书为庶政总汇，然自魏、晋以后，又不敌中书、门下之亲。中书者，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丞，以典尚书奏事。文帝代汉，改为中书。置监、令，以刘放、孙资为之。其后遂移魏祚，事已见《秦汉史》。晋因之，各置一人。魏文帝又置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为帝省读书可。晋改曰中书侍郎。晋初又置舍人及通事。江左令舍人通事，谓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后省，以中书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诏命。宋初又置，而侍郎之任，遂寖轻焉。（见第十章第四节。）魏文之置中书令，秘书改令为监，以掌艺文图籍。明帝大和中，置著作郎，隶中书省。晋武帝并秘书于中书，而著作之局不废。惠帝复置秘书监，著作改隶焉。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有佐著作郎八人。侍中之与机要，自宋文帝时始。侍中世呼为门下；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众事，世呼为小门下；遂以门下名其省。散骑常侍者，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东京省散骑，中常侍用宦者，魏黄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是为散骑常侍。魏末又有在员外者，曰员外散骑常侍。晋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谓之通直散骑常侍。魏初又置散骑侍郎。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元帝使二人与散骑侍郎通员直，谓之通直散骑侍郎。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给事中，西汉置，掌顾问应对。东汉省。魏世复置。奉朝请，本不为官。汉东京罢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焉。东晋罢奉车、骑二都尉，惟留驸马，诸尚主者为之，后遂沿为故事。自散骑常侍以下，宋别为集书省，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齐谓之直书省，而散骑常侍、员外、通直称东省官，其二卫、四军、四校、称西省官焉。魏、齐有中书、门下、集书、秘书诸省，设官略与南朝同。魏门下之官尤重，世呼侍中、黄门为小宰相。（见《魏书·王慧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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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行台之制，起自魏末，晋文帝讨诸葛诞，散骑常侍裴秀、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钟会等以行台从。晋永嘉四年，东海王越率众许昌，亦以行台自随。后魏、北齐亦有之。《隋书·百官志》云：“行台在《令》无文。其官置令、仆射。其尚书、丞、郎，皆随权制而置员焉。其文未详。”行台兼统人事，自辛术始，见《北齐书》本传。留台之名，起自晋惠帝西迁时。置于洛阳，以总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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