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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就当时经学之传授观之，亦可见其专固衰敝焉。据《隋书·经籍志》：诗家之学，《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惟《毛诗》、《郑笺》独立。《书》则欧阳、大、小夏侯，并亡于永嘉之乱。杜林所传《古文尚书》，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者独行。又有所谓孔安国《古文尚书》者。云：“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安国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为之作《传》。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兴方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此即近世累加考证，断言其伪之《伪古文尚书》也。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礼：汉世《礼经》，惟指今之《仪礼》，魏、晋已降乃与《礼记》、《周官》并列，称为三礼。《隋志》云：“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此郑于《礼经》，糅合今古二家也。又云：“汉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案《周官》本非《礼经》之类。刘歆歆所欲立者为《逸礼》，据《礼记郑注》，《投壶》、《奔丧》，皆同《逸礼》，亦非《周官》之伦。《考工记》与《周官》，又不同物，安可相补？其说之牴牾不仇如此，则知出自河间献王之说，亦系子虚乌有之谈。《隋志》又云：“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刘向考校经籍检得，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44】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百三十一篇，出于河间献王，说亦无据。《汉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盖本今学。《志》又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合《记》百三十一篇，凡百八十五。此外《曲台后苍记》，后苍为二戴之学所自出，其记盖与二戴之书相同。《中庸说》、《明堂阴阳说》皆说。《周官经》、《周官传》，别为一家。《军礼司马法》，乃班氏所入。《封禅议》、《封禅群祀议奏》皆汉时物。惟《古封禅群祀》，亦记之伦。其书凡十九篇，合百八十五得二百有四，与《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者相当。《叙录》又引陈邵《周礼叙》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今《礼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分上下，合为一篇计之则四十六，分为二篇计之则四十九，故《隋志》云小戴之书四十六，陈邵云四十九。四十六加八十五，适百三十一。盖七十子后学所记，大戴取其八十五，小戴取其四十六耳。小戴书本今学，然至马、郑为之，则亦杂糅今古矣。《隋志》云：“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惟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则礼家之学，惟郑氏专行也。《易》：《隋志》云：“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惟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寖微，今殆绝矣。”案高氏之学，亦出费氏，不可云费氏兴而高氏衰。盖出于费氏之高氏衰，而其后起之郑氏，与之代兴，至最后，则又为王弼所夺耳。《春秋》：《隋志》云：“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穀梁》三家并立。《左氏》：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陈元又上书讼之。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穀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惟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寖微，今殆无师说。”盖《左氏》行而《公》、《穀》微，《左氏》之中，杜又代贾、服而起也。《五经》而外，诵习所先，厥惟《孝经》、《论语》已见上节。《孝经》：《隋志》云：“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惟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案郑玄晚主古学，早岁则治今文。《御览》引其《孝经注叙》，谓作于避难南城山时，严铁桥云：玄盖尝避党锢之难，时尚未治古文，故立说与后来不同，其注初不必伪。（据皮鹿门说，见所撰《孝经郑注疏》。）若孔安国传之伪，则不俟论矣。《论语》：《隋志》云：“汉初有齐、鲁之说，其齐人传者二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惟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大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惟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亦汉末今古杂糅之学，与魏、晋后杂有玄谈之说并行者也。《齐书·刘陆澄传论》云：“西京儒士，莫有独擅。东都学术，郑、贾先行。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而王肃依经辨理，与硕相非。爰兴《圣证》，据用《家语》。外戚之尊，多行晋代。”今案《隋志》：肃于《诗》、《书》、《三礼》、《易》、《左氏》、《孝经》、《论语》，皆有注解。又有《孔子家语》二十卷，《隋志》云王肃解，而后人以为肃所私定。《孔丛子》七卷，亦肃所伪为。《圣证论》十二卷，则肃所造以难郑者。盖肃当汉、魏之际，亦为遍注群经之人，其才力实与郑玄相亚。晋世《诗》家或申王难郑，或右郑排王。言《礼》者亦各有左右。《尚书伪孔安国传》，虽不能定为何人，其说与肃同流，则无疑义。《魏书·儒林传》云：“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书》、《诗》、《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北齐书·儒林传》云：“经学诸生，多出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遵明于《易》、《书》、《三礼》，皆传郑氏，《春秋》则服氏。其《毛诗》则出魏朝博陵刘献之。王弼之《易》，河南及青、齐之间多讲之，然师训甚寡。孔氏《古文尚书》，武平末，河间刘光伯、信都刘士元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左传》，河外诸生，俱伏膺杜氏。河北有姚文安、秦道静，初学伏氏，后兼讲杜。以上所说，《北史》皆同，而又总括之曰：“江右：《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合诸说而观之，则今文之学，除《公羊》一经外皆亡；魏、晋新起之学，与汉世旧有之学，分庭抗礼，而南偏于新，北偏于旧；至隋世统一之后，则北又入于南也。然不论何派，皆系经生之业，支离破碎，无益世务。较有思理之士，皆折而入于他途矣。《魏书·儒林传》：陈奇，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著《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缙绅所称。奇后为游雅所陷，（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即由雅“赞扶马、郑”而奇非之也。《隋志》云：《诗》惟毛、郑独立。又云：又有《业诗》，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又梁有《礼记》十二卷，业遵注，亡。此等无论其说善否，要为别有所见，或唐世啖助、赵匡之先驱。张雕虎之为人，颇有抱负，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北齐书·儒林传》：刘昼，撰《高才不遇传》三篇。皇建、大宁之朝，又频上书，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数十卷书行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隋书·儒林传》：马光，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大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士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去，惟光独存。此等人或亦王通之流，【45】然当时皆不之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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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兼通道、释之学者，此时实不胜枚举。《晋书·儒林传》：徐苗，尝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卒，遗命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此杨王孙之志也。又《范宣传》：庾爰之问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大儒？”宣云：“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袒为高，仆诚大儒，然丘不与易。”宣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不治其学，而亦知其说，可见其学之盛行矣。《梁书·儒林传》：伏曼容，善《老》、《易》。尝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曼容子暅，幼传父业，能言玄理，见《良吏传》。）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贺玚子革，尝恨禄不及养。在荆州，历为郡县，所得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大史叔明，少善《庄》、《老》。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皇侃，性至孝。尝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陈书·儒林传》：沈德威，每自学还私室，即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全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张讥，笃好玄言。侯景寇逆，围城之中，犹侍哀大子于武德殿讲《老》、《庄》。陈后主在东宫，亦令于温文殿讲《庄》、《老》。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撰《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龚孟舒，善谈名理。陆庆，值梁季丧乱，乃覃心释典，经论靡不该究。筑室屏居，以禅诵为事。由是传经受业者鲜焉。《南史·儒林传》：顾越，微言玄旨，咸尽其精微。特善《庄》、《老》。著《老子义疏》。《魏书·儒林传》：刘献之，注《涅槃经》，未就而卒。孙慧蔚。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号惠蔚法师。卢景裕，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译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北齐书·儒林传》：孙灵晖，为南阳王绰师。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恒为请僧设斋，传经行道。《周书·儒林传》：卢光，好玄言，崇佛道。撰《道德经章句》，行于世。《儒林传》中人如此，可见释、老之震撼一世，儒家非极专固者，皆不容故步自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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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儒玄诸子之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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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之风，世皆以为起于魏之正始，亦非其实也。【46】秦、汉之世，黄老、老庄之学，传授迄未尝绝，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四节。其中如杨厚、范升、马融、虞翻，皆儒家，而或修黄老教授，或为《老子》训注；升与向长所习，亦以《易》、《老》并称；此已道魏、晋玄谈之先河。（升争立《费氏易》、《左氏春秋》，引《老子》曰：“学道日损。”又曰：“绝学无忧。”）严君平、周勰皆肥遁自甘，而史述其事，或云慕老聃清静，或云依老子、严周之指而著书，则又魏、晋以后，清谈不事事之先声矣。（《后书·耿弇传注》引嵇康《圣贤高士传》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少持《老子经》，恬静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成帝闻，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为巫医于人间。亦严君平之流也。）不特此也，郎，治术数之学者也，而其诣阙拜章，言“天地之道，其犹鼓籥，以虚为德，自近及远。”书奏，顺帝复使对尚书。条便宜七事。其三引《老子》曰：“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又上书荐黄琼、李固，并陈消灾之术，引《老子》曰：“大音希声，大器晚成。”刘陶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数术之家，率多明于天文，陶之学，盖亦与相出入者也。李固对诏问，引《老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47】《后书注》曰：“案《孟子》有此文，谢承书亦云《孟子》，而《续汉书》复云《老子》。”今案古人引书，经传不别，儒家如是，诸子亦然，进锐退速，固类道家之言，未必非《老子》传中语也。固迁将作大匠，又上疏陈事曰：“臣闻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炼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又与朱穆作《崇厚论》，谓道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者同符。廖扶，父为北地大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狱死。扶感父以法丧身，惮为吏。服终，叹曰：“老子有言：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处乱世而贵自全，又魏、晋以来治《老》、《庄》之学者数见不鲜之事矣。此外《后书》所载，尚有任隗光子。少好《黄》《老》，郑均少好《黄》《老》书，淳于恭善说《老子》。可知《老》《庄》之学，东京业已盛行，正始诸贤，实承其流风遗俗。特以居高明之地，譬诸登高一呼，故其所及者愈远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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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诸贤，居高明之地者，莫如夏侯玄、何晏及司马景王。《三国·魏志·晏传》云：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注》引《魏氏春秋》曰：玄、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况诸己也。《荀彧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彧第三兄衍之孙融，与王弼、钟会俱知名。为洛阳令，参大将军军事。与弼、会论《易》、《老》义，传于世。第四兄谌之子闳，为大子文学掾。时有甲乙疑论。闳与鍾繇、王朗、袁涣，议各不同。文帝与繇书曰：“袁、王国士，更为唇齿，荀闳劲悍，往来锐师，真君侯之劲敌，左右之深忧也。”彧长子恽，亦知名。作《易集解》。又引《晋阳秋》，谓彧子，尝难鍾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弟粲，何劭为之传曰：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大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格不相得。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夏侯玄亦亲。管宁儒者也，而《魏志》本传载陶丘一等荐之之辞，谓其娱心黄老。《王粲传》云：嵇康好言《老》《庄》。《注》引康兄喜所为《康传》，言其著《养生篇》，知自厚者丧其所生，求益者必失其性。《傅嘏传》云：嘏常论才性同异，鍾会集而论之。《常林传注》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并、时苗四人为《清介传》。云：并豫作终制，戒其子以俭葬，曰：“夫礼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则为君子，不务者终为小人。然拨乱反正，鸣鼓矫俗之大义，未是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若乃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为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裴潜传注》：潜少弟徽，善言玄妙。子康、楷、绰，皆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少与琅邪王戎并为掾发名。鍾会致之大将军司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文王即辟为掾。《鍾会传》云：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注》引何劭《弼传》曰：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辨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弼与鍾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注《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大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尝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晋书·王衍传》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衍甚重之。惟裴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惟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乐广传》云：广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厌人之心。王戎为荆州刺史，闻广为夏侯玄所赏，乃举为秀才。卫瓘朝之耆宿，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广而奇之，曰：“自昔诸贤既殁，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于君矣。”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卫玠传》云：好言玄理。其后病多体羸，母恒禁其语。遇有胜日，亲友时请一言，无不咨嗟，以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天下大乱，移家南行。时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语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尝与嵇康为竹林之游，世称为竹林七贤。（《三国·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又有谢鲲、胡母辅之、毕卓、王尼、羊曼、光逸等，多善清言，遗世事，放荡不拘礼法，《晋书》皆有传。此皆魏晋世洛中人物。东渡已后，流风未沬。（江表之能玄言，初不自东渡后始，特东渡后此风愈盛耳。《晋书·陆云传》云：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余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可见云初入洛，即学为玄谈矣。《顾荣传》云：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坐。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此等举动，亦何异竹林诸贤邪？）帝王，（帝王之好玄言者，以梁武帝、简文帝、元帝为最。《颜氏家训·勉学篇》言：元帝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证以《南史》所载，魏师既起，帝犹于龙光殿述《老子》义，而知其说之不诬也。宋明帝答王景文诏，至有理致，已见第十九章第六节。晋明帝亦善玄言。尝论圣人真假之意，王导等不能屈，见《晋书·本纪》。在东宫时，阮放为大子中舍人庶子，虽戎车屡驾，而侍大子，常说《老》、《庄》，不及军国，帝甚友爱之，见《放》本传。《简文帝纪》，称其清虚寡欲，尤善玄言，重桓石秀、刘恢、张凭、韩伯、谢万、王懞，皆见本传。《魏书·高祖纪》，言其善谈《庄》、《老》，尤精释义。《世宗纪》亦云：每至讲论，连夜忘疲。贵戚，如晋范阳王虓，史称其清辩能言论。康献皇后父褚衷，史称其与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兴。）大臣，（《晋书·王祥传》：祥族孙戎，称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致清达。此一时风气使然也。）文吏，（《晋书·良吏传》：潘京，举秀才到洛。尚书令乐广，京州人也，共谈累日，深叹其才。谓京曰：“君天才过人，恨不学耳。”京感其言，遂勤学不倦。时武陵大守戴昌，亦善谈论。与京共谈，京假借之。昌以为不如己，笑而遣之。令过其子若思。京方极其言论。昌窃听之，乃叹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武夫，《齐书·柳世隆传》：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常自云：“马稍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此武夫之附庸风雅也。《陈显达传》：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有子十余人，诫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此武夫子弟，谬托风雅者也。）儒生，（见上节。）文人，（《晋书·文苑传》：应贞，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贞善谈论，以才学称。夏侯玄有盛名，贞诣玄，玄甚重之。《陈书·徐陵传》：年十二，通《老》、《庄》义。）艺士，（《晋书·艺术传》：郭黁，少明《老》《易》。《易》家本有言数一振，此最术士所易兼明也。）妇女，（《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安西将军奕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48】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北史·卢玄传》：玄孙道虔妻元氏，甚聪悟。常升高坐讲《老子》。道虔从弟元明，隔纱帏以听焉。）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已见第一节。《苻融传》云：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尚之。《苻朗传》云：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可见其时清谈之风甚盛，坚欲崇儒，所以不得不禁之也。《姚兴载记》言：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可见洛下遗风，北方迄未尝绝。《魏书·程骏传》：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骏师事刘昞。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显祖屡引与论《易》、《老》之义。是清谈之风，传播河西，又还归洛下也。）入隋乃息。（《北齐书·卢潜传》：潜从祖兄怀仁，怀仁从父弟昌衡。武平末，尚书郎沈靖有才识，风仪蕴藉，容止可观。天保中，尚书王昕以雅谈获罪，诸弟尚守而不坠。自兹以后，此道顿微。昌衡与顿丘李若，彭城刘泰珉，河南陆彦师，陇西辛德源，大原王修，并为后进风流之士。案其见于史者，又有羊烈，能言名理，以玄学知名。杜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尝注《老子》及《庄子·惠施篇》。《隋书·张煚传》：父羡，少好学，多所通涉。周代公卿，类多武将，惟羡以素业自通，甚为当时所重。撰《老子》、《庄子》义，名曰《道言》，五十二篇。煚好学有父风。《长孙览传》：从子识，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馆学士，识应其选。则周初粗犷之风，至此亦稍变矣。《北史》：卢辩弟光，好玄言，崇佛道，注《道德经章句》行于世。武帝少尝受业，无怪其有此雅尚也。要之北方谈玄之风，至周、齐而少衰，然迄未尝绝也。）自正始至祯明之末，历时凡三百五十年，通东汉之世计之，亦可云天道五百年而一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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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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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之大功，在于破除拘执。其说之最要者，为贵道而贱迹。道者今所谓原理，迹则今所谓事实也。前此之言治者，率欲模放古人之形迹，自经玄学家之摧破，而此弊除矣。然人之善恶，实因其所处之境而不同。日与人相荡相劘者，人事固较天行为尤切。前此经世之家，欲举社会组织，解弦而更张之，其所操之术或疏，而谓非解而更张，无以为治，其说固未尝误。而承新莽败绩之后，人莫敢言治本之计，徒欲移易人性，以求臻于上理。玄学之家，已有此蔽。继以佛学，其蔽愈深。宋世理学，力辟二氏，此见亦未能改，遂至冥冥千载，视社会一时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不可变焉，屡变无成，实由于此。此则深可叹惋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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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玄学之家，所见究非恒人所逮。故有世俗拘守，视为天经地义，而实则拂逆人性者，惟玄学家为能冲决其网罗。《晋书·阮籍传》：文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49】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前言由衷之辞，后语则随顺世俗耳。此与孔融“父之于子，当有何亲”之说，皆疾世俗拘执，所谓道者悉非其道而然。名士之逾越礼法，盖亦有所激，不忍随俗而出此也。（时人所重，莫如居丧，而诸名士居丧，率多违礼。《晋书·王戎传》：以母忧去职，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裴顾往吊之，谓人曰：“若使一恸能伤人，濬冲不免灭性之讥也。”时和峤亦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逾于戎。武帝谓刘毅曰：“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毅曰：“峤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此等说，乃爱好诸名士者，造作之以自解免于流俗耳，非其实也。《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毕卓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王忱传》：妇父尝有惨，忱乘醉吊之。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匝而出。此等惊世骇俗之举，皆人所难行，而诸人忍而为之，必有大不得已于其中者矣。《隐逸传》：戴逵，常以礼法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著论曰：“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其弊必至于本薄。”诸家之愤激，则亦疾其时之为伪而已。）然方内之士，则以为伤化败俗，疾之若仇矣。（《晋书·何曾传》：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坐曰：“卿乃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坐？宜屏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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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落世务，最为尚论者之所訾，此本非学之咎，抑其事更不可以一概论也。【50】正始诸贤，本皆有意于当世，观夏侯玄论治之语可知。鍾会区区，志复魏室，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八节。嵇康之死，【51】说者谓为会所陷，殆不其然。康之死，《世语》谓由其欲助毌丘俭，其说盖信。会或不能救，或则不欲芘之，以求自信于司马氏而为后图耳。果如是，则其用心愈苦矣。山涛尝欲援康出仕，盖欲使其屈节以自免，涛与阮籍，所为正是如此，亦足见其曲相维护之苦衷也。（《晋书·嵇康传》云：性绝巧而好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鍾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愿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案谓会之怨康，由往造康不之礼，说出《魏氏春秋》，见《三国志·会传注》。《注》又引《世语》曰：毌丘俭反，康有力焉，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裴松之云：“本传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诛，而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皆云正元二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盖绿《世语》云康欲举兵应毌丘俭，故谓破俭便应杀康也。其实不然。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者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又《鍾会传》亦云：会作司隶校尉时诛康，会作司隶，景元中也。”干宝等之误，诚如松之之说，然仍足见康之死，与毌丘俭之叛有关。《三国志·会传》云：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亦可见康之诛为极有关系之事。岂得如《魏氏春秋》所云：由安兄巽淫安之妻，诬安不孝，而安引康为证哉？《魏氏春秋》又云：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鍾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亦可见其死，非以其兄之诬告也。信史之不传久矣。安兄诬安不孝，盖欲加之罪之辞，方康于华士、少正卯亦然：二人之所以获罪，则秘不得闻矣。康与魏宗室昏，又为志节之士，其欲倾晋，自在意中。《晋书·向秀传》言：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足见三人志同道合。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作《思旧赋》，以哀康、安。有云：“叹黍离之愍周，悲麦秀于殷墟。”其所志者，自可想见。《山涛传》云：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康与涛之交情，亦可想见。欲助毌丘俭而问于涛，事所可有。然而涛卒获全者？盖以其与宣穆后有中表亲，又知其不可而不为，故非司马氏之所深忌也。抑当时思倾司马氏之人盖多，诛之不可胜诛，司马氏亦未尝不思笼落之，故如向秀者，虽亦康、安之党，后既应计入洛，则亦释之不复问矣。《阮籍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亦山涛之知其不可而不为也。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此不如山涛犹有葭莩之亲矣。鍾曾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可谓不为君用。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孺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其郁勃之情，亦何减嵇康、吕安？然文帝辅政，求为东平，后又求为步兵校尉，则司马氏亦释之矣。此山涛去选官，所由欲举康以自代欤？委虵于朝，可以免祸，康、安宁不知之，而卒不肯，以与祸会，可不谓之烈欤？康既被系，作《幽愤诗》，有“昔惭柳惠，今愧孙登”之语，而《籍传》亦记籍遇登于苏门山之事，登盖亦非隐沦之流？然则一时名士，欲倾司马氏者多矣。非遭屠戮则皆隐遁，司马氏之威力，可谓重矣。然其运祚卒以不长。威力岂足恃哉？可以为鉴矣。）刘伶，沉湎于酒者也，而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胡母辅之为乐安守，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不视郡事，然其始为繁昌令，亦曾节酒自厉，甚有能名。阮孚为元帝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则帝本不以事任处之。其后明帝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要与同行，升车乃告之，孚卒求下，徒步还家，则彼以为事不可为故尔。温峤能臣，而欲与共托孤寄命之重，亦可见孚之为人矣。阮放以清谈侍明帝，而迁吏部郎，甚有称绩。成帝时为交州，又能伏兵袭杀陶侃将高宝，终以力薄而败耳。庾敳在东海王越府，常自袖手，此与谢鲲为王敦长史，徒从容讽议同，犹能时进正论以匡敦，则所谓杀父与君亦不从也。从之者若郭象，则以任职当权称矣。可见玄谈之家，非皆不能事事者也。下特此也，庾亮，外戚之隽也，而史称其好《庄》、《老》，善谈论。殷浩、谢安，皆江左之望也，而皆为风流所宗。殷仲堪，亦一时之杰也，而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王敦、桓温，皆奸雄之尤也。而敦务自矫厉，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其襟怀，亦何以异于遗世之士乎？诸名士之诒害于世者，乃在其身家之念大重。《王衍传》言其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及其将死，乃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此盖其由衷之言，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其诒害于世者，祖尚浮虚为之乎？欲营三窟为之乎？恐其虽有悔于厥心，而终未能喻其故也。次则其人少居华膴，酖毒晏安，不能自振。周为王导所贼，事见第四章第四节。当时之不诛王氏，盖事势使然，之救导，决无背君党友之嫌，纵不能讼言于朝，何难以私语慰藉？而乃默无一言，卒招杀身之祸。此无他，纵弛既甚，则虑患自疏耳。《庄子·盗跖篇》，设为盗跖告仲尼之辞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当为庾，字之误。）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列子·杨朱篇》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列子》固张湛所为，《庄子》亦郭象所定，托于养生之论，为是恣睢之辞，此当时自暴自弃者之供状也。纵弛既甚，则不徒废事以自安，必且竞进以求利。庾翼讥王衍曰：“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既如是，则“当抑扬名教，以静乱原，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翼与殷浩书，见《浩传》。）所恶者华竞而非谈道，然则衍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特恶其为华竞主，萃渊薮，使天下之恶皆归焉耳。羊祜訾衍“以盛名处大位，败俗伤化”，亦此意也。王坦之著《废庄论》，曰：“君子游方之外，众人藉为弊薄之资。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庄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识解愈高，则其视世之所谓纲常名教者，不足严畏也愈甚，固不能谓其与学术无关，然鲁酒薄而邯郸围，究为充类至义之尽之语。必如范宁，谓王弼、何晏，罪深桀、纣，亦少过矣。旨趣异于诸名士者，其人亦分数科：卞壶、陶侃，盖由性勤吏职；（壶事见第十八章第二节。《侃传》云：侃性聪敏，勤于吏职。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常谓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弘达邪？”）乐广、庾亮，则由习于礼法，（广笑王澄、胡母辅之等，谓：“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皆见本传。《江统传》：子惇，性好学，儒玄并综。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亦道之所弃也。乃著《通道崇检论》，世咸称之。亦广、亮之俦也。）皆与识解无关。若应詹病元康以来，贱经尚道，而欲修辟雍，崇明教义；虞预憎疾玄虚，其论阮籍，比之伊川被发；则所谓游于方之内者耳。惟裴著《崇有》之论，谓：“以无为辞，旨在全有。生必体有，有遗而生亏。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其言深有理致。李充著《学箴》，谓：“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阮孝绪著论，谓：“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不垂其迹，则世无以平，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丘、旦将存其迹，故宜权晦其本，老、庄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迹。迹须拯世，非圣不能，本实明理，在贤可照。”其说亦极通达持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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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之始，盖诚欲以阐明真理，然及后来，则亦变为沽名钓誉之具，渐染口给御人之习矣。【52】《齐书·王僧虔传》：僧虔书诫其子曰：“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案《三国志·钟会传注》引孙盛论王弼《易注》，谓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又《管辂传注》引《辂别传》曰：辂为何晏所请，共论《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飏与晏共坐，飏言“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也？”辂寻声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传载孔曜荐辂于裴徽曰：“俯览《周易》，则齐思季主。”又曰：辂过鍾毓，共论《易》。辂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无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复筮。然则辂之于《易》，实无所知，所晓者只是卜筮之术。其与何晏、鍾毓共谈，亦恃明悟之资，初非经生之业也。然则玄学初兴，重在明悟，不在多闻。及其抗辞求胜，则不得不炫博矜奇，如经生之专务应敌，破碎大道矣。不特此也，卫玠以玉人见称。后刘琰、谢尚共论中朝人士，或问杜乂可方卫洗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间可容数人。”惔又云：“杜乂肤清，叔宝神清。”王羲之目乂：“肤若凝脂，眼如点漆。”齐世风流，莫如张绪。袁粲谓其有正始遗风。每朝见，齐武帝恒目送之。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武帝以植于大昌灵和殿前，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此等直是以貌取人耳，尚何学问之可言哉？故凡学皆贵本原，恶流失，而尤恶其为哗世取宠之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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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而外，诸子之学，稍以式微。数术与《易》相出入，又言哲理固有本于物理者，治之者尚较多。《后汉书·张衡传》云：衡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大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三国·吴志·陆绩传》言：绩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陈寿称其于杨《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严周。《陆凯传》云：好《大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王肃亦尝注《玄经》，见《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晋书·忠义传》：刘敏元，好星历、阴阳、术数，潜心《易》、《大玄》，不好读史。常谓同志曰：“诵书当味义根，何为费功于浮辞之文？《易》者义之源，《大玄》理之门，能明此者，即吾师也。”又《王长文传》：著书四卷拟《易》，名曰《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大玄》。同郡马秀曰：“杨雄作《大玄》，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晚遭陆绩，玄道遂明。长文《通玄经》，未遭陆绩、君山耳。”此等皆可见魏、晋间人于《玄》乡往之深。【53】《干宝传》：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隐逸传》：郭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穀梁》、《京氏易》，百卷。索袭，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魏书·屈遵传》：曾孙拔，少好阴阳学。盖其学尚较他家为盛。然宋立五学，言阴阳者已无其人。（见第一节。）《南史·刘传》：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之曰：“江左已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能得其方佛。”吴明彻就周弘正学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术，遂以英雄自许，陈武帝亦深奇之。盖尚玄谈者多，能究心于数理者，亦已微矣。与道家相近者，莫如法术之学。【54】鍾会道论，实乃刑名，已见前。清谈其名，华竞其实，督责之术，相须实亟，故亦有留意其说者。王坦之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深抑浮虚之士是也。然亦能通其说而已，不能有所发明羽翼，观《隋志》名法之书，率皆三国以前物可知也。名家之学，与法家相辅车，然寡实用，故其道尤微。《晋书·隐逸传》：鲁胜，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自邓析至秦时，名家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然则名家之书单行者，已皆亡佚，此可证今之《邓析》、《公孙龙子》，皆为伪物也。【55】《三国·魏志·鍾会传注》云：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称。每与王弼语，尝屈弼。王衍以好论纵横之术，卢钦举为辽东大守，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晋书·袁悦之传》云：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阕还都，止赍《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此皆好尚纵横家言者，然亦无所发明羽翼。《隋志》有《鬼谷子》三卷，【56】皇甫谧注，盖即谧之所缉。谧之言多不可信，此书不必即今《鬼谷子》，然谧之书即存，亦未必可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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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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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述作，多在东观；魏世始置著作郎，或隶中书，或隶秘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及本编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史通·史官建置篇》曰：“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迷，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案《隋书·经籍志》曰：“史官废绝久矣。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此其所以不得不别取他官，增设新职欤？《隋书·百官志》谓梁有撰史学士，《陈书·文学传》：张正见、阮卓，皆尝为撰史著士，盖即刘知幾所云修史学士。史官不必能举其职，丧乱时亦或暂缺其官，然载笔之司，究为执政所重，故少获安定，即复设立。元帝渡江，祖纳劝设史官，当时未用其议，未几，王导复以为言，即于建武元年十一月设立，是其事矣。（见纪。祖纳，逖兄。元帝作相，引为军谘祭酒。纳好弈棋。王隐以其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所闻见，劝以记述。纳因荐隐于元帝。元帝以问记室参军钟雅。雅曰：“纳所举虽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云：“史官之立自纳始，”盖纳实首发其议者也。见《晋书·逖传》。）割据僭伪诸国，亦多设置。《史通》言之颇详。亦有散见诸载记者。（《史通》云：“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大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郎韶为国纪祭酒，始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嘉平，刘聪伪号。和苞撰《汉赵纪》十卷，见《隋书·经籍志》，此外皆无可征。诸国置史官之事，见于载记者：《晋书·石勒载记》：勒伪称赵王，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蒱、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及僭号，又擢拜大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李雄载记》言雄兴学校，置史官，已见第一节。《苻坚载记》言：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魏书·临渭氐传》亦载其事。又《北史·序传》：凉武昭王时，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等集于园间。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诞，皆应时邕而至，氐有神光、甘露、连理、嘉禾众瑞，请史官记其事。昭王从之。此史官，当即知幾所谓门下也。）知幾又云：“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二人。其佐参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已来，参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阙而不载。”案《魏书·高宗纪》：和平元年，六月，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著作之设，当在此时。别置修史局，则史无可考。《序纪》言魏之初，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见第三章第八节。）《序纪》固不足信，然书契前事，十口相传，则理所可有。《奚斤传》云：斤聪明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之。《北史·魏诸宗室传》云：元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燕之际，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代都所询，盖即此辈。《魏书·王慧龙传》：曾孙遵业，位著作佐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慰劳蠕蠕。乃诣代京，采拾遗文，以补起居所阙。则迁洛以后，仍未尝不以是为重。末叶专任代人，事见《山伟传》。（《传》云：綦儁及伟等，谄说上党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是以儁、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冯藉。史之遗阙，伟之由也。未及谷纂。《刘仁之传》云：深为尒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为著作郎，兼中书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尝执笔。则其时之失职者，尚不仅纂、伟二人也。）盖由尒朱擅权，多行不义，【57】且曾戕贼朝士，虑中原士大夫直笔书之，故如是也。知幾又云：“高齐及周，迄于隋代，其史官以大巨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齐世如高隆之、赵彦深、崔季舒、张雕虎，周世如柳敏等，皆尝居此职。）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惟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字虽易，而班秩不殊。”又云：“又案《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燕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案《魏书·高祖纪》：大和十四年，二月，初诏定起居注制。十五年，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盖即所谓别置二人者？然《邓渊传》言：大祖诏渊撰国记，渊撰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盖即起居注之伦？足见其有纪录，由来已久。后来刘芳从驾南巡，撰述行事，亦起居注之类也。起居注直书其事，别无裁断，（《陈书·文学传》：何之元作《梁典》，其《序》曰：“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起居注亦有病其繁芜，加以删削者，如徐勉删起居注为六百卷是也。然此等删削，亦不足语于裁断。）然实为撰述之本，故历代皆重视其事，废绝之时甚少，（如魏建义初辛绍先曾孙贲，天平中陈元康、卢玄曾孙元明，西魏大统四年申徽，皆尝从事于此，皆流离颠沛之际也。）而其书之传者亦颇多。（《隋志》著录，凡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隋书·经籍志》：杂史类有《梁皇帝实录》，（一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一五卷，谢吴撰，记元帝事。）霸史类有《敦煌实录》，（刘景撰，景，唐人避讳之字，即刘昞也。）盖就此略加删削者。此为官家史料大宗。间有别行记录者，如《宋书·萧思话传》言：大祖使思话上平定汉中本末，下之史官；《梁书·萧子恪传》言：子恪启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记》；（其书凡五卷，亦见本传。）则似清世之方略矣。史事虽设官记录，然断不能备，故仍或求诸私家。《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八月，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旁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其询访所及，亦可谓广矣。官书固难信据，私家撰述，亦或苟阿所好，不必皆实。南朝之普断立碑，【58】（《南史·裴松之传》：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由是普断。）北朝之不受行状，（《魏书·甄琛传》：琛死，大臣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以为不实，奏请改谥孝穆。且言“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请自今已后，明勒大常、司徒：有如此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盖以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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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述之体，当时史家所习用者，为纪传及编年。（《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目十三：曰正史，曰古史，曰杂史，曰霸史，曰起居注，曰旧事，曰职官，曰仪注，曰刑法，曰杂传，曰地理，曰谱系，曰簿录。自起居注已下，皆只可谓之史材，非编纂已成之史籍也。杂史者，其书出于私家，《志》所谓“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者也。霸史则以其为偏方割据，别立一门耳。其实二者之体例，皆与正史、古史同。古史即编年也，《隋志》以其体放自《春秋》，谓之古史。刘知幾作《史通》，其《古今正史篇》，亦以纪传、编年，二体并列。）而纪传之体，尤为见重。（可看《魏书·高祐传》。）一以作者率循迁、固，一亦以纪传之体，兼有书志，可详典章经制，于史实之网罗，尤为该备也。（分史事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二类，说见马贵与《文献通考序》。此非贵与一人之私言，乃自来史家之公意也。高祐修魏史奏云：“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亦是此意。）自《汉书》而降，所谓正史，悉系断代为书，颇为主通史者所非议。然自唐以前，修史之家，实未尝谓史当断代【59】。特往史所重，偏在政事，而其记载多出史官，一姓之兴亡，自为政局一大变，新朝继起，必命史臣，搜集前朝之事，编纂成书，而断代之体，遂成于无意之间耳。东京以降，纪传之体，作者多家，而通行者率不过一种。《后汉书》为范晔。（谢承《后汉书》，成于三国之世，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隋志》所著录者，又有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梁书·萧子恪传》，言其弟子显，尝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传末叙所著书，有《后汉书》一百卷，则又《隋志》所未著录也。编年之体，《隋志》所著录者，有袁彦伯《后汉记》，张璠《后汉记》，袁晔《献帝春秋》三家。案范晔书十志未成，今《后汉书》中之志，乃后人以司马彪书补之者也。华峤书十典亦未成，其子彻、畅，相继成之，见《晋书》本传。）《三国志》为陈寿。（三国史记，王化有《蜀书》，韦曜有《吴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书》，正元中成于王沈。《晋书》本传云：与荀、阮籍同撰，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据《史通·古今正史篇》，同撰者又有韦诞、应璩、孙该、傅玄，《晋书·玄传》又有缪施。《隋志》著录：正史类有环济《吴纪》，编年类有孙盛《魏氏春秋》，阴澹《魏纪》，孔舒元《魏氏春秋》，据《史通》，又有鱼豢《魏略》，事止明帝。王隐《蜀记》，张勃《吴录》。《魏书·张彝传》：彝子始均，尝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之体，广益异闻，为三十卷。又《儒林·梁祚传》：祚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晋书》则唐代官纂之本。（晋史撰述，始于陆机。《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机为著作郎，撰三祖纪，束晳为佐郎，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而《隋志》古史类有机《晋纪》四卷。案《晋书·干宝传》载王导请立国史疏，谓：“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而纪传不存于王府。”则似王室无其书，而民间犹有传本也。王隐为著作郎，撰《晋书》。后为虞预所毁，免官。依庾亮于武昌，书乃得成。而虞预窃隐之作，亦成《晋书》四十余卷，事见《晋书》本传。隐之书，《隋志》正史类著录八十六卷，《注》云：本九十三卷，《史通》云八十九卷，未知孰是。要其书于西都旧事，最为该备，则无疑也。干宝为著作郎，著《晋纪》，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亦见《晋书》本传。《隋志》在古史类，云二十三卷。过江而后，《史通》云：“自邓粲、孙盛、王韶之、檀道鸾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纪两帝，近则惟叙六朝。至宋，湘东大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旧说数十余部，兼引魏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此即今之《晋书》，而唐人称为《新晋书》者也。邓粲、孙盛，《晋书》皆有传。王韶之，《宋史》有传。盛之书，本传云：有两本，其说殊不足信，韶之之书，有荀伯子同撰，见《宋书·伯子传》。法盛书，《南史·徐广传》谓其窃诸郗绍，说亦似不足信。十八家，浦起龙《史通通释》云：“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则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也。编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则陆机、干宝、曹嘉之、习凿齿、邓粲、孙盛、刘谦之、王韶之、徐广、檀道鸾、郭季产也。盖十九家，岂缘习氏独主汉斥魏，以为异议，遂废不用欤？”说近亿测，疑事毋质，不必尽求其人以实之可也。《隋志》著录，又有梁时有其书，而作《志》时已亡之者：郑忠《晋书》七卷，虞《东晋新书》七卷其不著录而见于史传者：晋荀绰有《晋后书》十五篇，谢沈有《晋书》三十余卷，沈约有《晋书》百一十卷。未成而颇传于世者：崔浩有《晋后书》五十余卷。有志而未成者：齐有袁炳，魏有宋世景、裴伯茂、魏长贤。沈约之书，据《宋书·自序》，凡成百二十卷，遇盗失其第五帙。以《梁书》所载卷数核之，所失者凡十卷。《序》云：“源流虽举，而采缀未周。”以被敕撰国史，后又撰起居注，遂无暇搜撰，则其书实未成。《宋书·谢灵运传》云：大祖令撰《晋书》，粗立条流，竟不能就。其书实亦未卒业也。）《宋书》成于沈约。（《宋书》，何承天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所撰书，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病亡，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徐爰踵成前作。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其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则系孝武自造。自永元至于禅让，十余年间，阙而不续。永明五年，沈约被敕撰著。六年，十月，表上之，云：“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事见《宋书》约《自序》。其书实多因徐爰之旧，故于革易之际，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说见《廿二史札记》。《齐书·文学·王智深传》言：世祖使沈约撰《宋书》，又敕智深撰《宋纪》，成三十卷。世祖后召见于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书。《梁书·裴子野传》，谓其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尝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松之之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冲之盛曾孙，事见《臧质》、《邓琬传》。其书盖未及成。《齐书·刘祥传》云：祥撰《宋书》，讥斥禅代。尚书令王俭密以启闻。武帝衔而不问。《陆澄传》云：欲撰《宋书》，竟不成。《隋志》著录，沈约、裴子野而外，纪传类有徐爰、孙严《宋书》各六十五卷，古史类有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齐书》成于萧子显。（子显之书，《梁书》本传作六十卷，《隋志》同。今本止五十九卷，盖佚《自序》一篇？其略，犹存于《南史》本传中也。《齐书》撰述，始于檀超、江淹。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淹掌其职。超史功未就而死。淹所撰凡十三篇，见《南史》本传。《隋志》正史类，亦著录淹《齐史》十三卷。《梁书·淹传》云：淹所著《齐史》十志，行于世。十志，《南史》作传志。按《史通》云：“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云先著，后必更有所述，则《南史》是也。此外《隋志》又有沈约《齐纪》二十卷，刘陟《齐纪》十卷。约著《齐纪》，亦见《梁书》本传。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则《隋志》有吴均《齐春秋》三十卷。均作是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梁武帝不许。均遂私撰。书成，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使诘其事之不实者，焚之。均坐免职。然其私本仍行。事见《梁书》、《南史》本传及《史通》。《齐书·檀超传》云：豫章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书·尧典》谓之《虞书》，故通谓之齐。”《南史》同。其书所述，盖不仅齐事。《隋志》不著录，而有王逸《齐典》五卷，萧万《齐典》十卷，皆在古史类。《梁书·裴子野传》，言其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梁》、《陈书》成于姚思廉。（梁史：《史通》云：武帝时，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承圣沦没，并从焚荡。《梁书·沈约传》言：所著有《高帝纪》十四卷。《隋志》著录谢昊《梁书》四十九卷。《注》云：本一百卷。盖相承至昊，共得百篇，非昊一人所撰也。陈初，杜之伟、许亨，大建时顾野王，并知梁史，亨书成者五十八卷，皆见《陈书》本传。亨子善心，《隋书》有传，云：其父尝撰《齐书》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一时亡散。陈初为史官，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善心祯明二年聘隋而陈亡。其书存者六十八卷，又并缺落失次。善心随见补葺，成七十卷。《陈书》所著，盖其上秘阁之本？《隋志》著录许亨《梁史》五十三卷，则又有所阙也。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隋志》著录，有刘璠《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梁典》三十卷，阴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勖《梁后略》十卷，萧韶《梁大清纪》十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四卷。刘璠之书，实成于其子祥之手，事见《周书》本传。何之元之书，起齐永元二年，迄王琳遇获，见《陈书》本传。《史通》谓之元与璠合撰《梁典》三十篇，合字盖各字之误？姚勖，僧垣子，事见《周书·僧垣传》。萧韶，见《南史·梁宗室传》。云其书承湘东之旨，多非实录。陈史：《史通》云：初有顾野王、傅，各为撰史学士。《武文二帝纪》，即其所修。《唐志》有野王、《陈书》各三卷，而《隋志》有陆琼《陈书》四十二卷，《注》云讫宣帝，疑野王、之书，亦苞括其中矣。姚察在梁、陈二代，皆知史职。隋开皇九年，敕其撰成二史。事见《陈书》本传。然其书仍未能成，至唐贞观中，乃成于其子思廉之手焉。）晋世北方诸国，总集于崔鸿之《十六国春秋》。其书虽成于魏世，而专详僭伪，不著晋朝，民族大义，可谓较然彰著。嬴秦以后，吾国久成统一之局，偏隅割据者，原不能视之为国，故至唐世，遂将其行事，编为载记，入之《晋书》，视如汉末之群雄矣。（十六国史，《史通》述之较详，今录其说如下。《古今正史篇》曰：“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曜时，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大传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将王度，追撰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记》。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赵亡，仕于冯氏，仍撰《南燕录》六卷。蜀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建康大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大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辟，删为《秦纪》十一篇。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阙者多。泓从弟和都仕魏，又追撰《秦记》十卷。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西凉与西秦、北燕，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冯氏。惟此三者可知，自余不详谁作。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