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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南朝梁大臣，文学家，史学家。著有《宋书》、《晋书》、《齐纪》、《梁武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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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也者，所以记人群之行事，以资鉴戒，非徒为一二人作起居注也。此义也，昔时史家，久已知之。然史官缘起，本君大夫之私人，所记者特其私事，记言记行，皆以表彰其人为主，此等见解，相沿不易化除，而视史家之褒贬为一身之荣辱者遂多矣。《齐书·崔祖思传》：祖思陈政事曰：“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故上无妄动，知如丝之成纶。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即深惜史职不举，不足使人歆惧者也。宋文帝欲封王昙首等，会燕集，出诏示之。昙首曰：“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封事遂寝。荀丕恶于王俭，又上书极谏齐武帝，言甚直。帝不悦。竟于荆州狱赐死。徐孝嗣闻之曰：“丕纵有罪，亦不应杀，数千年后，其如竹帛何？”（《南史·齐豫章王嶷传》。）魏孝文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皆谓史笔，足儆人君。然君既赏罚任情，史又何所恃以奋其直笔？《齐书·王智深传》：世祖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以谂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尒。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则视人君之意旨为进退矣。世祖敕智深撰《宋纪》，令奏上，未及而崩，郁林又索其书，已见前。《传》言智深初为袁粲所接，及撰《宋纪》，意常依依，世祖之索之，盖意实有所不释然，故郁林犹继其志也。刘祥撰《宋书》，讥斥禅代，世祖衔而不问，亦已见前。《南史》言祥又于朝士多所贬忽，著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或以启上，卒以是徙广州，则亦未尝不以他事中之矣。观此，可知人君之于直笔，畏忌之深。《周书·柳虬传》：虬上疏曰【62】：“古人君立史官，非但纪事而已，盖所以为监戒。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且著迷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自修，有过者知惧。”事遂施行。《文帝纪》：魏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飨群臣。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属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大祖乃令大常卢辩作诰谕公卿。此其所谓显言于朝者也，岂不令人作恶？虬以大统十四年除秘书丞，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十六年，修起居注，仍领丞事。周文之委任之，岂不以其能破密书之局，则知公论之莫予毒，而可以释然于怀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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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如此，人臣亦然。魏孝文谴妇人冠帽着小襦袄，任城王澄言著者犹少，孝文斥为一言丧邦，欲使史官书之，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梁取汉中，魏将乙速孤佛保自刎死，文帝诏著作录之。（《北史·节义传》。）丘冠先死于蠕蠕，齐武帝赐其子雄钱一万，布三十匹，雄不受。诣阙上书曰：“臣父执节如苏武，守死如谷吉，遂不书之良史，甄之褒策，万代之后，谁死社稷？”（《南史·孝义传》。）谢朓之死，谓门宾曰：“寄语沈公：君方为三代史，亦不得见没。”皆视史家之褒贬为荣辱之大者也。源怀表陈其父贺拥立高宗及执立高祖之功，不沾茅土之锡。诏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授北冯翊郡开国公。”可见私家勋伐，亦以书于国史者为准。故有见录者则引为殊荣，如李孝伯与张畅对问，书于《宋史·畅传》，其孙豹子，欲求其君之披览是也。其或见遗，则以为大戚，如诉魏收者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是也。《收传》言：收性颇急，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则藉此以肆其恣睢者，又有之矣。收《自序》曰：武定四年，献武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又言齐文宣诏收撰魏史，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大武诛史官。”神武、文宣皆粗才，能作是语，可知此等见解入人之深矣。《南史·王韶之传》曰：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迁侍中，出为吴郡大守。羡之被诛，王弘入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尝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励，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两嘉之。《裴子野传》云：齐永明末，沈约撰《宋书》，称松之已后无闻焉。子野撰《宋略》云：戮淮南大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曰：“吾弗逮也。”盖直道之难行如此。《隋书·卢思道传》云：齐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诵之，由是大被笞辱。盖亦以秉笔者为恩怨所丛，虑其或受牵率，故当其未成之时，讳莫如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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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史（图文版） 史氏之初，本系记录故事，【63】以备方来之参证，其为用，略如后世之档案，先代学者，留意于此者极多。《宋书·殷景仁传》云：景仁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梁书·孔休源传》：高祖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曰：“今帝业初基，须一人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为朕思之，谁堪其选？”勉对曰：“孔休源识鉴清通，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高祖亦素闻之。即日除仪曹郎中。是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尝谓之为孔独诵。其有裨实用如此。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宋书·王淮之传》。）王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手自书写。泰元、隆安时事，小大悉撰录之。（《宋书·王韶之传》。伟之，韶之父也。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许懋尤晓故事，深为仪注之学。（《梁书》本传。）刘谅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梁书·刘孝绰传》。）江蒨好学，尤悉朝仪、故事，撰《江左遗典》三十卷，未就。（《梁书》本传。）凡此皆后世所谓掌故之学。《隋志》有旧事、仪注两门皆其书，刑法一门，律令而外，有制、科、议、议驳、弹事、奏事、决事、驳事，亦其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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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治古史者，当以韦曜、谯周、赵晔、袁康为巨擘。曜之《洞纪》，意在网罗放佚，求其完备。周之《古史考》，则是正旧闻，求其足信。晔与康之《吴越春秋》、《越绝书》，则皆著传说于竹帛，使其不致湮灭者也。（参看《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晋以降，此风未替。皇甫谧有《帝王世纪》，盖《洞记》之伦。（此书起三皇，尽汉、魏，见于《隋志》。其体例与《洞纪》之起庖牺至秦、汉，而黄武以后别作者同。《隋志》又有何茂材《续帝王世纪》十卷，疑本谧书续以晋已后事。）其书在晋、南北朝之世，最为通行。（观义疏言古事，多引此书，罕引《史记》可知。）故当时即有为作音注者。（《隋志》有虞绰《帝王世纪音》四卷。《北史·文成五王传》，安丰王猛之子延明，曾注《帝王世纪》。）来奥有《帝王本纪》，似亦《世纪》之类。杨晔有《华夷帝王世纪》，则似兼详外国者也。（《隋志》所著录者，又有甄鸾《帝王世录》一卷。此书盖但记世系，故卷帙甚少。《刘·先圣本纪》十卷，所谓先圣，盖亦指古帝王，《志》云：“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可证也。王子年《拾遗记》二卷，今尚存，可见迂怪妄诞之概，然亦多记古帝王事也。又有姚恭《年历帝纪》十卷，不著撰人《帝王诸侯世略》十一卷，盖亦主年代、世系。又有孟仪《周载》八卷，《注》云：记前代下至秦，盖古史之较略者。又有潘杰《王霸记》五卷，盖亦记古帝王，下逮战国。）《晋书·陈寿传》云：寿撰《古国志》五十篇。寿尝师事谯周，其书或与周同调。《司马彪传》云：彪以周为未尽善，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则又周之诤友。【64】然立说虽异，其途辙则同也。《杨方传》：谓方尝撰《吴越春秋》，《隋志》作《吴越春秋削繁》。又有皇甫遵《吴越春秋》十卷，不著撰人《吴越记》六卷，盖皆以赵、袁二氏之书为不雅驯而改之。又有沈氏《南越志》八卷，则其所记，当较袁氏之书为广也。又有何承天《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杂传》九卷，乐资《春秋后传》三十一卷，盖记战国前事，而附丽于《春秋》，如司马光《通鉴》、刘恕《通鉴外纪》之例也。（此节所引《隋志》之书，皆在杂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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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之史实，亦有留心搜缉者。常璩之《华阳国志》，其传于今而可见者也。崔慰祖著《海岱志》，起大公，迄西晋人物；（本传云：四十卷，半未成。《隋志》在杂传类，二十卷。）王遵业著《三晋记》；（十卷。见《北史·王慧龙传》。遵业，慧龙曾孙也。）盖亦其伦。《隋志》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后世方志之权舆，当时作者，盖以人物为重。然一地方之史实，苞含其中者，必不少矣。宋段国有《吐谷浑记》一卷，《隋志》入霸史类，其地实在域外，亦可称为外国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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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之作，此时最为浩繁。有该括全国者，如《隋志》所著录之《海内先贤传》、《四海耆旧传》是也。有域于一地者，如陈寿之《益部耆旧传》，刘义庆之《江左名士传》是也。有专详一类人者，如嵇康之《圣贤高士传》，诸家之《孝子传》，梁元帝之《忠臣传》，鍾岏之《良吏传》，张隐之《文士传》，范宴之《阴德传》，王瑱之之《童子传》，诸家之《列女传》，不著撰人之《美妇人传》是也。此实正史类传之伦。其兼容并苞者，则谓之《杂传》。任昉、贺踪、陆澄皆有其书。踪书本七十卷，昉书本百四十七卷，可见其搜采之博。就官守而传其人者，有梁元帝之《丹阳尹传》。网罗一时人物者，有袁敬仲之《正始人士传》，戴逵之《竹林七贤论》，专记一人者，如不著撰人之《东方朔传》，《毌丘俭记》，管辰之《管辂传》。家传亦有多家。就所知者而识之，则梁元帝之《怀旧志》也。僧、道亦有列传，如《高僧传》、《众僧传》、《尼传》、《列仙传》是。其专传一人者，则有如《法显传》、《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君内传》、《嵩高寇天师传》。所传并有非人者，如《灵鬼志》、《志怪》、《神录》等是。梁元帝著《古今同姓名录》一卷，则人名辞典之先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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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之作，【65】斯时亦盛，以俗重阀阅故也。谱皇室者，如不著撰人之《汉氏帝王谱》、《宋谱》是。元晖业之《辨宗录》，亦其类也。又有诸家之《百家谱》。一家之谱，则有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谱一方巨族者，如《益州谱》、《冀州姓族谱》。官纂之书，以地、以姓为别，如梁有王司空《新集诸州谱》十一卷，又有《诸姓谱》一百一十六卷，梁武帝总责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盖其最巨者矣。谱牒之书，亦非仅记世次。如《隋志》有《杨氏家谱状并墓记》一卷，裴子野有《续裴氏家传》二卷。（《南史》本传。）陆煦著《陆史》十五卷，《陆氏骊泉志》一卷是。（《梁书·陆杲传》。参看第十七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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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嘉中，使何承天立史学，石勒使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已见第一节。私家亦有以此传授者。《隋志》云：“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一史，至数十家，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已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者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该、恺并见《隋书·儒林传》，云：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其盛，不下于传经也。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李密师事恺，受《史记》、《汉书》，阎毗受《汉书》于该，皆见本传。该梁鄱阳王恢之孙，恺东海人。《北史·崔赡传》云：颍川荀济，自江南入洛，赡学于济，故得经史有师法。《隋书·儒林传》：又有吴郡张冲，撰《前汉音义》十二卷。《文学传》：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杨汪传》：汪受《汉书》于臻。臻亦梁人，江陵陷没归萧詧者也。然则是时史学，实自南而北也。《旧唐书·儒林传》：秦景通，与弟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为小秦君。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又有刘讷，亦为当时宗匠。可见史学专门传授之风，至唐初而未绝也。）《史记》传者甚微。”诸史述其时之人，熟精汉史者甚多，（《梁书·文学传》云：臧严于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张缅传》：尤明后汉及晋代众家，客有执卷质缅者，随问便对，略无遗失。《南史·梁宗室传》：吴平侯景之子励，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卷策，励诵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陈书·萧济传》：第三子从典，笃好学业，博涉群书，于班史尤所措意。）《史记》则除裴骃作注外，（骃松之子，见《宋书·松之传》。）治者较罕，（除前引萧恺事王仲通与《汉书》并受外，惟《晋书·刘殷传》言：殷有七子，五子各受一经，一子受《大史公》，一子受《汉书》。《南史·吴喜传》云：喜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写无所脱漏。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则不过涉猎而已，非真治学者也。）盖汉事近己而俗变相类，为用较切，而言古史者，《史记》之席，又为谯周、皇甫谧等书所夺也。《隋志》所云传受，盖重在训诂、音释，此马融从班昭受读《汉书》之旧，（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实尚不足语于史学。斯时史学之可称者，一在补苴罅漏，一在提要钩玄。补苴罅漏之功，见于注释，《史通》言三国之志：“异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66】（《古今正史篇》。）《宋书·松之传》，称其“鸠集传记，广增异闻”，盖其所用心，实在于此。崔慰祖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齐书·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彤书四十卷，昭书一百八十卷。（《梁书》本传。）卷帙并远逾于旧。王规亦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梁书》本传。）此等皆名为注，实则补也。蔡谟总应劭以来注《汉书》者，为之集解。（《晋书》本传。）《梁元帝注汉书》百十五卷，（《本纪》。）其世子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南史》本传。）吴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梁书·文学传》。）此等虽专于注释，亦必有荟萃之功。惟韦稜著《汉书续训》二卷，（稜叡孙，见《南史·叡传》。）则或专于音训耳。提要钩玄之功，见于抄撮。有为校勘同异者，如张缅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梁书》本传。）裴子野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是也。（《南史》本传。）有欲删繁就简者，如袁峻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南史·文学传》。）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见《北史·于栗磾传》。仲文，栗磾八世孙。）刘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北史》本传。）阮孝绪有《正史削繁》九十四卷是也。（《隋志》杂史类。）《隋志》有汉卫飒《史要》十卷，《注》云：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亦见杂史类。）此盖《科录》之先河。又有王蔑《史汉要集》二卷，《注》云：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亦见杂史类。）盖合《史》、《汉》及《春秋》去其重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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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文学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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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北朝，为文字趋于靡丽之世。以诸葛亮之综事经物，而人或怪其文采不艳，（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即可见当时之风尚。《抱朴子·喻蔽篇》，述时人论王仲任者，病其“属辞比义，不尽美”，亦此等见解也。【67】葛氏虽正其非，然其所作之文，亦繁而不杀。《钧世篇》论今人之文学，不必不如古人，其说多通。然又云：“俱论宫室，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同说游猎，叔曰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并美祭祀，《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等称征伐，《出军》、《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则亦病古之醇素，而贵后之雕饰矣，可见自拔于风气之难也。（《晋书·刘颂传》详载其奏疏，且称之曰：“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而有余。”可谓以言存其人矣，然又讥其文惭华婉。《傅咸传》云：“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皆眷眷于文辞。此等皆时人之议论，为史氏所采者也。）曹魏之世，文章虽尚华饰，去古尚不甚远。晋初潘、陆，稍离其真，然迄宋世，尚有雅正之作。至齐、梁而雕琢涂泽愈甚矣。北方文字，初较南方为质朴，至其末叶，乃亦与之俱化焉。（南朝文学之华靡，至梁之叔世而极。所谓宫体是也，见《南史·徐摛传》。北朝则大盛于北齐后主之世。祖珽奏立文林馆，召引文学之士，一时称盛焉。见《北史·文苑传》。《传》云：“永明、天监之际，大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辞人得失之大较也。”然又云：“革车电迈，渚宫云彻，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则周人虽欲复古，亦未能自立于风气之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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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缀述之家，多务搜集辞藻。葛洪所谓以古书当山渊，采伐渔猎其中者也。（《钧世篇》。）辞藻富丽者，吐属仍贵自然。《颜氏家训·文章篇》曰：“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亿语也。深以此服之。”用事若胸亿语，则于语言之法无背，此行文之正轨也。若乃有意堆砌，致使辞浮于意，则虽庾信之富丽，论者且訾为辞赋之罪人矣。（《周书·信传论》。）又其甚者，如《颜氏·勉学篇》所讥：“既不学问，而又羞为鄙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一二百件，传相祖述，寻问莫知缘由，施安时复失所。”则为绝物也矣。此等人并不读书，然读书者亦不必皆善雕饰。刘昼以举秀才不第，发愤缉缀辞藻，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昼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以呈魏收。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于名。”此真可发一笑。颜氏云：“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文章篇》。）学问自有其真，夫岂钝根所能就？颜氏所云，亦经生呫哗之业耳。然善用所长，亦足自立，究愈于强用所短者也。而一时风气鼓荡，必率天下之人而出于一途。则知流俗波靡，未有不毁坏人才者。君子所以贵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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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之文字，有文笔之分。文贵华艳，笔则仍颇质实，与口语相去，初不甚远。【68】然二者已不必兼长。《晋书·挚虞传》云：东平大叔广，枢机清辩。广谈虞不能对，虞笔广不能答。《乐广传》云：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累迁侍中河南尹。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志，无以成斯美也。”《齐书·刘绘传》：绘以辞辩，敕接虏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饰，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皆可见口舌笔札，二者自有悬违也。然口语次比，便可成笔，则其相去究不甚远，故虽不读书者，亦或能为之。《齐书·周颙传》言颙善尺牍，而沈攸之送绝交书，大祖仍口授令颙裁答。《魏书·杨大眼传》云：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周书·梁台传》云：不过识千余字，而口占书启，辞意可观。此尚与王平所识不过十字，而能口授作书无异。（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大抵当时古书，苟非有意涂泽者，仍是尽人所能解。《晋书·石勒载记》言：勒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此与杨大眼使人读书坐而听之正同。《赫连勃勃载记》：刘裕入长安，遣使遗勃勃书。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为书，封以答裕。裕览其文而奇之。苟与语言相去甚远，必非勃勃所能记也。《宋书·刘穆之传》云：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也。此等书翰，亦必仅就口语，略事翦裁耳。《魏书·胡叟传》云：好作文。既善为典雅之辞，又工为鄙俗之句。《成淹传》云：子霄，亦学涉，好为文咏，但辞采不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闾巷浅识，颂讽成群，乃至大行于世，则知俗语亦可为文，但不为文士所贵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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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之于语言，既但用之于笔，则高文典册，必也竞事涂泽，寖失其真矣。穷而思返，实始北周。《周书·苏绰传》曰：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大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恭帝元年大祖命卢辩作诰喻公卿，（见第五节。）及闵帝时魏帝禅诏，册文，亦皆苏绰《大诰》之流也。此等文字，虽似质实，实则仍以古语堆砌，未能达其真意。此仍是涂泽，不过其所涂泽者不同耳。故史臣讥其“矫枉非适时之用”焉。（《王褒庾信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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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体多学汉人，间有渐趋妍俊者，如《雪》、《月》、《恨》、《别》诸赋是也。诗体亦仍汉世之五言。如陶潜之高旷，谢灵运之工整，鲍照之雄骏，可谓各自名家。然较诸汉、魏以前之作，如《古诗》十九首等，则真朴渐漓矣。乐府之体，稍为文人所效为。《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吴哥、杂曲，并出江东，晋、宋已来，稍有增广。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秦、汉阙采诗之官，歌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且无以垂示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观此，可知是时之诗，民间歌谣见采者日希，文人之所为愈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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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仲玉·陶渊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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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65或372或376—427），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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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书法为艺事之风，降而益甚。古篆稍废，通行最广者，实惟隶书。作隶求其姿媚，则有八分书，亦曰楷法。其专讲实用者，仍称为隶书，亦曰章程书。统观晋、南北朝诸史，善隶草者最多，工楷法者已少，古篆则几于绝无矣。此可见虽云艺事，仍不能不受实用之牵率也。江式六世祖琼，善虫篆古训，子孙世传家业。此在当时，盖为孤学。式上表求作《古今文字》，言曹喜、蔡邕、张揖、邯郸淳、韦诞、卫觊皆能篆，琼即受学于觊者，此皆魏、晋间人。《表》称“题篆宫禁，猥同上哲”，《传》言式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版题皆式书，似题署尚皆用篆。然《晋书·王羲之传》言：大元中，新起大极殿，谢安欲使其子献之题榜，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县橙书之。比讫，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献之，《传》仅言其工草隶而已。《魏书·卢玄传》言代京宫殿，多其孙渊所题，亦仅云其六世祖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繇亦仅工章程书耳。《窦瑾传》：子遵，善楷、篆。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多遵书，此当皆用楷、篆。然《周书·艺术传》言：冀儁善隶书。赵义深少学楷隶，雅有鍾、王之则。当时碑榜，惟文深及儁而已。平江陵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能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虽外任，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儁固仅以善隶称，文深虽楷、隶并言，然云有钟、王之则，则所工者亦隶书也。然则碑榜亦不必篆分矣。古篆之用日少，【69】此识之者所由日希欤？（见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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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恒作《四体书势》：一为古文，二为篆书，三为隶书，四为草书，行书即该于隶书之中。盖行、楷八分皆隶之小变，不足独成一体也。然则晋、南北朝诸史所称善隶书者，亦未始不可兼该行、楷矣。而楷法之名，亦渐移于章程书，不专指八分。《北齐书·赵彦深传》：子仲将，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笔。”此云楷正，即指隶书，事甚明白。然其所谓隶笔，未必不苞行书，不必皆如今之正书，亦理之可信者也。《四体书势》于行书称鍾、胡，而荀勖领秘书监，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见行书为用之广矣。史于行书，亦间有别诸隶书者，如《魏书·崔玄伯传》，言其尤善草、隶、行押之书是也，然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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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工书者，颇多衣冠中人。南则王、谢，（如《晋书·王导传》言其孙岷善行书，《谢安传》亦言其善行书。）北则崔、卢，（见《魏书·崔玄伯》、玄伯子《浩》及《卢渊传》。）并为史所艳称，而王羲之尤称“古今之冠”。（《晋书》本传语。）书艺既为世所重，名人笔迹，亦因之见宝。齐大祖尝示王僧虔古迹十一袠，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民间所有袠中所无者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齐书》本传。又《刘绘传》，绘善隶书，亦尝撰《能书人名》。）梁武帝天监初，殷钧为秘书郎，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梁书》本传。）西阳王大钧，年七岁，高祖尝问读何书？对曰：学《诗》。因命讽诵，音均清雅。赐王羲之书一卷。（《梁书·大宗十一王传》。）陈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事觉，其书并没县官，藏于秘府。世祖以始兴王伯茂好古，多以赐之。（《陈书·世祖九王传》。）此皆天家之藏。桓玄爱王羲之父子书，各为一袠，置左右玩之。（《晋书·羲之传》。）江祐远致饷遗，或取诸王名书。（《南史》本传。）此则士大夫之笃嗜成癖者也。北方则多宝崔、卢之书。《魏书·崔浩传》言；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梁书·文学·周兴嗣传》言：次均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为文。此皆世所谓集字。《魏书·崔玄伯传》：玄伯父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遇得之。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则又后世钩摹展拓之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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