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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政权的汉化改革，是一场鲜卑贵族阶层与汉族贵族阶层公开的政治斗争，这次汉化运动受到了来自鲜卑贵族阶层强大的阻力。身为汉人的冯太后以铁腕手段坚持推行汉化改革，丝毫不向旧势力妥协。而元宏虽然是鲜卑人，但他的母系血统却以汉人血统为主，他本人继承了祖母的改革基因，义无反顾的推行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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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宏认为鲜卑人如果想要发展进步，就必须接受先进的汉文明，除此之外，没有第二路可以走。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北魏汉化改革极大的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壁垒，推动了原来互相猜忌的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为汉文明在北中国的进一步确定统治地位打下了极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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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总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反复，甚至是全盘否定正确的路线。这次汉化改革激起了鲜卑各阶层的强烈反抗情绪，不能就此指责他们固守陈规，毕竟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不是靠一纸公文就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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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元宏的汉化改革，大量鲜卑贵族和维护鲜卑贵族阶层利益的汉族大臣群起而攻之，而地方上的普通鲜卑人阶层也对此极为不满。元宏率鲜卑贵族南下接受汉化，这部分鲜卑人称为“南迁鲜卑”，而在北魏与柔然接壤的六镇，还有人数众多的鲜卑人，称为“原住鲜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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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卑汉化的过程中，南迁鲜卑得到的政策照顾远远高于原住鲜卑，北魏甚至把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大将贬到六镇当镇将，足见南迁鲜卑和原住鲜卑的地位差距。所以这也激起了原住鲜卑的不满，他们拒绝接受汉化，依然从鲜卑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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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魏推行汉化至北魏灭亡的四十年间，本来同根同脉的原住鲜卑和南迁鲜卑渐行渐远，南迁鲜卑已经和汉人没有区别，但原住鲜卑依然在大漠草原上孤独的坚守着。双方的文化心理认同的对立，最终导致原住鲜卑对汉文化的全面反攻，高欢、宇文泰，这对枭雄双璧，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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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孝文帝时代，两支鲜卑的矛盾并没有激化，最多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通天大道。至少元宏本人对原住鲜卑的反抗也有所妥协，他“理解”有些鲜卑人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旧俗，所以同时规定：“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岁以上的鲜卑人允许讲鲜卑语。实际上这也是元宏的无奈之举，他知道，有些人不愿接受汉化，再过三十年，他们依然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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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推行汉化，历史也许记不住这个割据政权的青年皇帝。齐武帝萧赜从能力和治绩，丝毫不比元宏差，可萧赜和元宏的知名度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元宏在位时间不算短，二十九年，但他却只活了三十三岁，就撒手人寰。但元宏在他的有生之年做了许多轰动历史的大事件，这足够了。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不过几十年，能轰轰烈烈做一场大事业，此生还有何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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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四月初一，孝文帝元宏去世，太子元恪继位，就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时代是北魏累世强盛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在他统治的十六年间，北魏帝国如同打了鸡血一般，莫名其妙的亢奋起来，将南朝的梁武帝萧衍打得灰头土脸。虽然元恪时代也有钟离之战这样的空前惨败，但北魏与梁朝的竞争中，整体上还是占上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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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帝国的这一管“鸡血”，其实就是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汉族地主阶层对北魏强烈的心理认同感的成果。汉化之前，汉族地主阶层对鲜卑政权若即若离，一代智圣崔浩的“国史案”何其惨痛！之前的北魏是一个标准的鲜卑贵族政权，汉化之后，北魏已经华丽的蜕变成为一个标准的汉人式王朝。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汉族地主阶层与北魏拓跋政权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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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帝王的整体素质偏高，这是南朝那帮另类的行为艺术家刘义符、刘子业、刘昱、萧昭业、萧宝卷等人比不了的，北魏有暴君，无昏君，这也是北魏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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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北魏帝王不如南朝，就是他们的寿命普遍太短。北魏十五帝中，正常死亡的只有四个，而其中寿命最长的也仅仅是元宏的三十三岁。其余诸帝皆是被杀，寿命最长的是一代雄主拓跋焘，也不过四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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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恪甚至还不如他短命的父亲元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三十二岁的元恪寿终正寝，太子元诩继位。因为元诩年龄小，所以由他的母亲胡太后临朝听政，也正是从这位美艳风流、铁腕手段都不逊于冯太后的女人坐在小皇帝旁边的时候，北魏帝国的悲剧命运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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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国势之所以在元诩时代发生逆转，主要原因是上层政治的极度腐败，导致整个北魏权力控制体系的大崩溃。胡太后喜好男色，这在道德上也没什么好指责的，武则天的面首更多。男人富贵时可以三宫六院，那么女人同样可以这么做。不能站在男人的立场上来看女人的世界，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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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胡太后取消了官僚系统攫取自身利益的上限，人性的贪欲被无限放大，导致的恶果是“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在下牧守，所在贪惏。……文武解体，所在乱逆，土崩鱼烂，由于此矣。”这是《魏书》对胡太后执政时期的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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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导致北魏统治崩溃的是，原住鲜卑阶层和南迁鲜卑（及汉族地主阶层）在利益分配上的悬殊，再加上原住鲜卑不能接近汉化，从而导致的逆反心理，最终爆发上了著名的六镇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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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镇是指北魏原国都平城北边的七大军事重镇，即怀荒（今河北张北）、柔玄（今河北尚义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怀朔（今内蒙古固阳）、沃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再加上设于孝文帝时代的御夷（今河北赤城）。由于御夷镇设立较晚，所以通称为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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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镇的原住鲜卑坚持以鲜卑人利益优先的立场，拒绝汉化。其实所谓六镇鲜卑是代北诸民族的共同体，并非单指鲜卑人，也包括生活在代北的汉人、匈奴后裔、丁零（又名高车或敕勒）、羯人（即契胡）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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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六镇以鲜卑人为主，但这些异族的豪强阶层同样可以得到相对的利益分配，所以，他们之间有民族矛盾，但在阶级立场上，他们是一致的。真正处在六镇社会底层的，是各族的普通牧民或编户。一个阶层从被压迫到忍无可忍的反抗，这期间需要一个过程，也就是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最终导致被压迫阶层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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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沃野镇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最先举起反压迫的大旗。深受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诸镇华、夷之民”云从响应，北魏末年声势浩大的六镇起义正式拉开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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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破六韩拔陵不久后失败，但六镇牧民的反抗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孝昌元年（公元525年），柔玄镇民杜洛周接过破六韩拔陵的反旗，起事于上谷（今北京延庆）。孝昌二年，原破六韩拔陵的部下鲜于脩礼起事于定州。在这一年的八月，鲜于修礼被部下元洪业一刀剁翻了，准备投降朝廷。但元洪业的发财梦还没有醒，他的人头就被鲜于修礼另一个部下剁下来，继续举旗“造反”，这位好汉就是北朝史上著名的“反贼”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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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的性质和失败的过程差不多，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刚开始还有一点反抗压迫的正义性，但慢慢就变了味。各大头领开始称帝建国，实际上都是奉行流宼主义，四处流窜打游击。最致命的是他们内部互相火并，杜洛周就是被葛荣偷袭干掉的，这样的人物，能成什么大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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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葛荣在滏口（今河北磁县附近）与北魏大将尔朱荣的决战中失败被俘。当葛荣人头落地的那一刻，标志着北魏末年轰轰烈烈的六镇大起义胜利结束。葛荣死后，北中国随即进入一个更加惊心动魄的阶段，就是北魏握有兵权的地方豪强开始了残酷的兼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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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沙漫天、残阳如血的中原大地上，先后有两个男人站在舞台的中间，镁光灯对着他们不停的闪烁，风光不可一世。他们是尔朱荣、贺拔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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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尔朱荣和贺拔岳也只是垫场演员，舞台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曾经在他们身边跑龙套的两个真正意义的铁血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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