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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账法和户籍法颁布的同时，苏绰还在文案作风上进行了改革。之前的政府公文可能都是用一种颜色的笔墨来写，所以查阅起来非常不便。苏绰下令，以政府公文要用朱红笔来写，各职能部门则用黑笔签收，也提高了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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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账法、户籍法、朱黑笔只是苏绰的小试牛刀，却让宇文泰惊为天人。宇文泰庆幸终于找对了人，有苏绰在，宇文家族的霸业可成。但由于西魏建立之初，东魏高欢不停的找麻烦，所以西魏政府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对东魏的战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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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绰在西魏政坛上进行全面改革的时间，各史记载不一，《周书》记载是在大统十年（公元544年），《北史》记载是在大统十一年（公元545年），而《资治通鉴》则记载为大统七年（公元541年）。而苏绰自大统元年之后再一次出场的时间，《周书·文帝纪下》和《北史·魏文帝纪》均记载为大统十年，所以西魏的全面改革应该就在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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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大统元年（公元535年）三月，宇文泰为了恢复关西的社会生产，曾经制定了二十四条新制。二十四条新制的制定者不是苏绰，因为那时苏绰还没有进入政界高层。十年后，新制变成了旧制，已经明显跟不上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所以有必要进行大规模修改，要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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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对三十六条“旧制”进行大范围的删改，砍掉不合时宜的部分，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新法不再按条划分，而是合为五卷。在新法中，最引发各界关注的，是人事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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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竽充数，人浮于事，官员整体素质偏低，是北魏末年出现社会大动荡的根本原因。官员整体素质偏低对社会整体健康发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关键的决定因素。”如果中下层官员执行不利，甚至阳奉阴违，上面制定再好的政策，到了底层也会变味，直接损害了底层百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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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食货志》在评价北魏末年社会动荡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政道陵夷”，然后才是“寇乱实繁，农商失业。百姓愁怨，无复聊生。”，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六镇起义，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宇文泰自然不想重蹈北魏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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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开出了两副药方，第一副是简贤任能，淘汰庸劣，“搜简贤才为牧守令长”。吏治之难，不在于朝廷，而在于地方，特别是负责实施政策的郡县两级。老百姓对社会整体良性还是恶性的评价，标准是政策的执行效果，而不是政策本身。宇文泰不允许出现地方官员在下面杜民自肥，却让他来背黑锅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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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的任免权在朝廷，但朝廷一般不干涉地方政府各级办事员的人事安排。地方官用什么人，要看他的个人喜恶，这就给了一些刁滑之徒进入地方政府谋取私利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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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治是一个大染缸，把白布放在染缸里再捞出来，肯定是花花绿绿的。如果地方官身边都是些刁滑之徒，任由这些人胡作非为，地方官在这种政治氛围的耳濡目染之下，也会变色。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染缸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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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认为北魏末年以来的吏治败坏，很大程度上就出在地方官任用胥吏只看能力，不看人品。“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有些人能力突出，但人品太差，任用这样的人，对政府形象的破坏性可能要远远大于其贡献性。苏绰要求地方官今后在任用胥吏时要能力和人品并重，用人要慎重，择其贤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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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副药方是减员，打破人浮于事的中庸局面，官场最需要的是具有改革精神的破冰者，而不是四面光滑的老好人。“十羊九牧”的政治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社会底层，能转移到柔然或吐谷浑吗？七姑八婆们都想发财，只能把手伸进老百姓的口袋。兵不在多而在精，吏治同样如此。官场不是商场，所以不能用纯粹的经济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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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剪裁政府机构的思路很明确，要根据人才的数量来设置办事机构，而不是设置许多机构后，再四处拉壮丁充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有其人则任，无其人则阙，绝不能给刁滑之徒进入政府机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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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绰开的都是寻常药方，没什么技术难度，关键是看统治者有没有决心。站在河边走，未必就一定会湿鞋，就看想不想下河。只要想下河捞鱼，什么样的鞋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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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吏治整顿和计账法一样，依然是西魏全面改革的前奏，真正的大戏在后面。就在苏绰开出吏治药方后不久，苏绰又提出了规模更为宏大的改革计划，并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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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别之前宇文泰制定的十二条和二十四条，这次苏绰推行的改革措施可以称为“新法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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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六条是：一、先治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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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讲的是官员的政治修养，第二条是精神文明建设，第三条是土地政策，第四条是吏治整顿及人才储备，第五条是法制建设，第六条是国家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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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和第四条是一个线的两个点，可以放在一起讲。其实这两条是上面讲的两副政治药方的延伸和细化。苏绰在第一条的折子中洋洋洒洒写了四百五十九字，实际上可以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就是：为什么要当官？当官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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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绰看来，京官的地位不如地方官，“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朝廷的政策最终是要靠地方政府来实施的，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是地方官，而不是京官，所以苏绰的所谓治心术，其实就是说给地方官们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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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给地方官们提出了两点要求，一要治心，二要治身。治心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统一思想观念，紧跟着朝廷的指挥棒转，而不是独自跳着不合拍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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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治心之所以受到地方官们的欢迎，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苏绰在第一条中明确说明了，“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意思很明白，朝廷允许地方官有一定的经济收益，只要你的个人私利不大于朝廷在地方上的收益，朝廷就允许你适当的拿一点“火耗银子”，算是地方官们的辛苦费。其实官场中人都明白，凭官员那点死工资，根本不够花销的。当然苏绰并不是鼓励官员们都去当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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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治身，是治心的实际行动，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地方官在执行朝廷政策时，要以身作则。朝廷在民间推行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建设，首先要求地方官们给百姓们做出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否则如何服人？千万不要把老百姓当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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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是敦教化，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苏绰对人性看的非常透彻，他认为人的思想立场会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性无常守，随化而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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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治世人心齐，衰世人心乱。盛世时代，百姓安居乐业，有饭吃，自然就不会去做违法的事情。北魏中后期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道德治世，但六镇起义导致的大乱，至今也有二十年了。军阀割据，连年战争，朝廷四处灭火，无暇进行精神文明的重建工作，只能用严刑酷法来镇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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