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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六条是：一、先治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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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讲的是官员的政治修养，第二条是精神文明建设，第三条是土地政策，第四条是吏治整顿及人才储备，第五条是法制建设，第六条是国家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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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和第四条是一个线的两个点，可以放在一起讲。其实这两条是上面讲的两副政治药方的延伸和细化。苏绰在第一条的折子中洋洋洒洒写了四百五十九字，实际上可以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就是：为什么要当官？当官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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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绰看来，京官的地位不如地方官，“百僚卿尹，虽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朝廷的政策最终是要靠地方政府来实施的，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是地方官，而不是京官，所以苏绰的所谓治心术，其实就是说给地方官们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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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给地方官们提出了两点要求，一要治心，二要治身。治心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统一思想观念，紧跟着朝廷的指挥棒转，而不是独自跳着不合拍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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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治心之所以受到地方官们的欢迎，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苏绰在第一条中明确说明了，“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也。”意思很明白，朝廷允许地方官有一定的经济收益，只要你的个人私利不大于朝廷在地方上的收益，朝廷就允许你适当的拿一点“火耗银子”，算是地方官们的辛苦费。其实官场中人都明白，凭官员那点死工资，根本不够花销的。当然苏绰并不是鼓励官员们都去当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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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治身，是治心的实际行动，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地方官在执行朝廷政策时，要以身作则。朝廷在民间推行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建设，首先要求地方官们给百姓们做出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否则如何服人？千万不要把老百姓当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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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是敦教化，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苏绰对人性看的非常透彻，他认为人的思想立场会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性无常守，随化而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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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治世人心齐，衰世人心乱。盛世时代，百姓安居乐业，有饭吃，自然就不会去做违法的事情。北魏中后期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道德治世，但六镇起义导致的大乱，至今也有二十年了。军阀割据，连年战争，朝廷四处灭火，无暇进行精神文明的重建工作，只能用严刑酷法来镇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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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不能分开实施的，两条腿走路稳当，精神和物质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两个平衡点，少了哪一个都不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苏绰在精神文明方面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家庭亲爱；二、邻里和睦；三、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只要做到了这三点，王道可成。苏绰把推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压在了地方官们的肩上，要求他们“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宜”字说明了一个道理，打铁还要自身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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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讲的是吏治整顿，上面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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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是完善的法制建设，苏绰主张“轻法薄刑”，但有两个前提，一是经济发展，二是法律整体公平，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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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姓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一味的刑法威慑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经济上不去，百姓没饭吃，再完善的法律到了地方上也只是一纸空文，法律能解决吃饭问题吗？苏绰明确指出：“比年稍登稔，徭赋差轻，衣食不切，则教化可修矣。”这和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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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的，法律整体公平的重要性就日益突显。法律是维护大多数利益的，如果少数权贵犯法，而法不加责，法律的权威性何在？所以苏绰说“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公平），则民无所措手足。民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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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同是告诫地方官和司法系统的官员们，刑法不是创收项目，不能搞指标摊派，为了完成指标就去胡乱抓人充数。宁可放纵坏人，也绝不能诬陷好人。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什么？首先是要尊重人的生存权，各职能机构在审理案件时一定要慎重，不能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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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不能杀，坏人一定要杀。苏绰所说坏人的标准是什么？在苏绰看来，有四种人是绝不能饶恕的，即深奸巨滑者、伤风败俗者、悖乱人伦者、不忠不孝者。此四种人非杀不可。这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破坏者的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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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绰的新法六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条和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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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的名称是《尽地利》，涉及土地政策，说的直白些，就是向土地要效益，确保人人都能吃上饭。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吃饭问题。无论政策制定的多么完美，只要达不到温饱这个基本标准，都是不合格的。苏绰说的很明白，“人生天地之间，以衣食为命。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饥寒切体，而欲使民兴行礼让者，此犹逆坂走丸，势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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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型社会，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小市民阶层严格来说不算农业人口，但加上王侯将相、士绅阶层，总人口也是极少数。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分配制度。只要农民有了可以解决温饱的田地，社会基层就不会出现大的动荡，否则就会出现动荡，历代绵延不绝的农民起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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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分裂之后，西魏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应对高欢的军事进攻，二是恢复农业生产。西魏的面积并不小，但可耕地比较少，主要农耕区只有关中平原和河西走廊，其他的地方非山即漠。不过西魏有一个在被动状态下的优势，就是西魏可耕地少，但人口同样少，只要开发得当，完全可以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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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隋书·食货志》记载，西魏的土地分配制度分为宅田和耕田，政府规定：家庭人口在十人以上者，每户授宅田五亩；人口九口以上者，授宅田四亩；五口以下者，授宅田三亩。耕田分配是有家庭的农民每人可得一百四十亩，未成家者每人可得一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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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生产任务，除了种植主粮之外，还要适时的发展农副业。由西魏各级政府派技术人员下到田间，亲手教授农民种植桑麻、瓜果、蔬菜，以及养猪、养鸡等专业知识。政府告诉农民们，家家户户都要重视农副业的生产，政府只抽一点税收，余下的，都由你们用来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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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被统治者征收税赋是天经地义的，换了一拨统治阶级，依然要这么做，不然政府吃什么？苏绰在第六条《均赋役》中就明确指出：“国而无财，位不可守”。问题在于收多收少，在政府利益和百姓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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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魏与东魏连年大战的历史条件下，西魏必须保证充足的财政收入，这也就意味着西魏各界要承担的赋税比较重。苏绰的赋税思想是“平均主义”，无论是富商还是平民，不论是健全人还是轻微残疾人，从十八岁以上，至六十四岁以下，都是平等的纳税人，谁都不能搞特殊化。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平等主义并不平等，同样是上缴一文钱，甲有钱千万，而乙只有一千钱，对谁更有利，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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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征收标准是：丰年时，有家者每年上缴一匹绢、八两绵、一匹布、十斤麻、五石粟，未成家者减半。如果遇上荒年，减半征收，如果遇上大灾之年，则按这个标准的十分之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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