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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汉魏洛阳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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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敦煌257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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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敦煌249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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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城的第二个创新是在西北角建造了三座彼此相连的封闭小城，其中两座突出于主城墙。这几座小城被称为金墉城，似乎有意模仿邺城西北角的三台。建造金墉城的初衷可能是为了加强城市的防御，但早在曹魏时期，这里成了安置废帝、废后的地方，成为一处独立的离宫和帝后退养之所。北魏孝文帝迁居洛阳之初，对金墉城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修缮和重建，在城内宫苑建好之前就暂住在金墉城。金墉城的城垣南北总长1048米，东西宽255米（即总共26万多平方米），背倚邙山，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全城。城墙现存宽度还有12米～13米，高6米。墙外建有朝向外侧的马面，马面的大小约为15米×8米，间距60米～70米。城墙外原来还有一道壕沟[33]。多位后妃曾居住于金墉城，所以城内建有大量的殿阁，这使得金墉城更具离宫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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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12座城门在魏晋时期大部分仍在沿用，不过名称多已改变[34]。考古报告对城门的名称及其变迁有着大量的论述，因为很多现存的历史文献里都保留了大量有关城门的资料。到北魏时期，西城墙上增加了第十三座城门，位于金墉城南墙之南，这样洛阳城的西面就有了四座城门。南面也有四座城门，北面两座，东面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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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的间距从500米到880米不等，有几座城门的门洞两侧发现了门楼遗迹。城门的宽度小者7米，宽者差不多50米，后者是双门道。已经发掘内城东墙最北边的城门，获得了一些北魏时期城门建筑的资料。该城门约30米宽，东西进深12.5米，门两侧是夯土城墙，门内又有两条隔断，形成一门三道的结构。两侧门洞保存较好，中间门洞仅有一部分得以保存。每个门洞宽约6米，门道宽4米，上面覆盖着一层深0.2米～0.3米的深褐色土，内有车辙痕迹，车辙宽1.25米～1.4米，肉眼能见。门道两侧发现埋在地下的石柱础，可能是用来支撑大梁的。石门槛已经不存，但从原来安放门槛的洞来看，门槛约3米长。门轴石的大小是（0.5～0.6）米×（0.9～1.0）米（图2.9）。门道内发现白色石灰残片，表明门洞曾有过一些装饰，但没有发现以砖饰表的现象。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城门上曾建有两层门楼，有百尺（27.5米）之高，不过现在已经踪迹全无。中间门洞损毁非常严重，难以辨识，不过可能与两边门洞等宽，或者略宽。根据北魏地层以下的堆积，可知此城门在汉和魏晋时期也曾使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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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北魏洛阳建春门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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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最大的变革还是在城墙以内。东汉时期的洛阳城内有两个宫殿区，一南一北遥遥相对。曹魏建都于此之后，似乎又因循邺城之制，将主要宫殿置于全城北部居中，南部的宫殿区逐渐消失[36]。北部区域原来是汉代的皇家建筑区，曹魏时期得以改造和扩大，宫城达东西宽660米、南北长约1400米的规模，约占全城面积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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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当洛阳始成曹魏都城之时，可能立即做过一些修缮和改建，但直到青龙三年（公元235年）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在宫城大兴土木，建造了两座大殿（昭阳殿和太极殿），在芳林园用奇石建造了人工小山，以及其他的一些建筑项目。这些宫殿修建工作役使了大量的民丁[37]。宫城的正门是阊阖门，这是一座巨大的三重式城门，宽46米，往南是一条宽阔的大街，一直通向全城的正南门，这也是连接各城门、彼此交叉的多条街道之一。北魏时期的洛阳城内有四条东西向和四条南北向的主要大街，非常宽阔，长度从12米至50多米不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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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期的洛阳城区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城墙之外，但所谓“洛阳城”并不包括城墙之外的郊区。晋代的洛阳城一般被描述为“南北九里、东西六里”，指的是市区范围。然而城墙之外的郊区对都城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晋代没有将其包围在保护性城垣之内。北魏洛阳城是在魏晋洛阳城基础上建成的，但其概念比以往洛阳城的规模要大得多，还包括了外城郭。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在宫殿之外，还增设了政府衙署、重要寺庙和皇室成员府第。随着南城衙署数量的增加，后来的皇城（与宫城有别）建置开始粗具雏形，这样的布局模式对后代的都城影响深远。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大多数居民区和经济活动场所都位于外郭城，如市和坊。外城的西、北城墙遗迹已经找到，但东墙还未确定。有人认为洛阳城的外郭城南面仅以洛河为屏障，当时的洛河比今天险要得多。尽管北魏洛阳城外郭城的边界还有待确定，但根据文献所记的洛阳城大小（10公里×7.5公里），并参考其他线索，已有可能大致确定北魏洛阳城的四至，内城明显不在全城的中央，大致临近这个长方形城市的东北角[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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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城外的区域被划分成220个坊，各有坊名和坊墙，四面各开一门，晚上关闭，白天开放。坊内有纵横交错的街道[40]。大多数坊位于东部和西部，因为内城的北、南城墙之外区域受到邙山和洛河的局限，无法安置太多的坊。内城主要被宫殿、寺庙和衙署所占据。文献较少提到外郭城东北和西北区域的坊，这些区域可能是驻扎军队的。有学者提出，北魏洛阳城的坊可能与隋唐长安城一样采用了棋盘式的布局方式，每边长300步，不过由于北魏洛阳城是在旧有城市基础上建成的，采用那样的布局方式似乎不合情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洛阳城的坊墙走向受到自然地形（如洛河河道）、人口多寡、旧有建筑或府宅的影响，所以很多坊的形状应该是不规则的，比如位于外城西边、皇宗所居的寿丘坊，东西长1公里，南北长7.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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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北魏洛阳城的居民是按照身份的不同而聚居于各坊的，有的主要居住的是皇室外戚，有的是鲜卑或汉族高官，也有的是按不同的行业或职业来聚居的。各坊基本上自给自足，各有自己的小型市场和庙宇，但全城还有两个大市，其中西市较大。这些大市周围的坊是按职业来聚居的。外郭城的南半部（内城与洛河之间）设有太学和灵台等机构，是重要的国家礼仪和教育活动场所。由此往南，到外城之外的伊、洛河之间，是南朝移民和胡人聚居的地区[41]。《洛阳伽蓝记》基本上是当时人对北魏洛阳城的记录，尽管记载的重点是众多庙宇，但也保留了大量其他方面的史料[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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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位于富饶的渭水流域，地处防守严密的“关中”（即关隘之内）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曾是西汉的都城。东汉迁都洛阳后，长安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地区性中心，在六朝时期先后作为七个政权的都城。长安城的历史是毁灭与繁华交错的历史，往往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而后又有新的短命王朝为了树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而大兴土木，城市又盛极一时。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朝的建立者杨坚在汉至六朝长安原址的东南部另建新城，由于洪水泛滥，旧城遗迹已经荡然无存。目前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于隋唐时期的都城，学术界对汉长安城较少关注，而对六朝长安城的了解，也仅限于文献记载的几座建筑物的名称而已[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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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渭注意到，这个时期的很多城市都以双重城墙将城市分为内城（被称为“小城”、“子城”或“中城”）和外城（“大城”或“罗城”）两部分。他根据文献罗列了33座城市实例，主要是北方的城市。他认为建造双重城墙目的是在战争频仍时提供更好的防御[44]。宫崎市定也注意到北方城市的这个特点，但认为其根源在于当时政权内部不稳。在宫崎市定看来，汉以后的中国城市与汉以前相比，逐渐变成行政和军事的中心，军事防御功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随着大量被征服人口迁入城市，加上原来臣服的居民，城市暴动的威胁也大大增加了，所以，除了外城城墙，还需要建立城市的大本营，这些大本营可能就是都城里的宫城。如果宫城周围全是一些不安定的人口，那就显得过于脆弱。所以，这些大本营往往背靠城墙或毗邻外城。这种双重城墙的模式为后代的一些城市所继承，如平城、洛阳以及后来的隋唐长安城[45]。在当时的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双重城墙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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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1706968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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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四 南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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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南方城址的保存状况不如北方，因为北方半干旱的环境有利于城市遗存的保存，此外，与六朝邺城和洛阳城被弃之后复为农田的情形有所不同，南方城市的选址相对比较稳定，较少迁址而建，这就增加了遗址的考古发掘难度。迄今发表的大部分南方城址都位于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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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武昌城在今湖北鄂城附近，位于今武昌以东68公里的下游地区。它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东吴的第一座都城（公元221～229年），因此也俗称“吴王城”。六朝早期（或东吴早期）武昌城的重要性在于其特殊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城西有优良的港口，周围又有高山、沼泽和湖泊作为屏障，既可控制长江中游地区，也可阻挡自汉江而下的军事行动。除了这些战略上的优势，获取附近地区重要的铜铁矿资源也十分便捷[46]。然而，这座城市也存在先天的缺陷：本地的农产品无法满足巨大的军需，要想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还得从外地输入大量的粮草，也正因为如此，沉重的负担最终导致了这座城市的没落[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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