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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渭注意到，这个时期的很多城市都以双重城墙将城市分为内城（被称为“小城”、“子城”或“中城”）和外城（“大城”或“罗城”）两部分。他根据文献罗列了33座城市实例，主要是北方的城市。他认为建造双重城墙目的是在战争频仍时提供更好的防御[44]。宫崎市定也注意到北方城市的这个特点，但认为其根源在于当时政权内部不稳。在宫崎市定看来，汉以后的中国城市与汉以前相比，逐渐变成行政和军事的中心，军事防御功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随着大量被征服人口迁入城市，加上原来臣服的居民，城市暴动的威胁也大大增加了，所以，除了外城城墙，还需要建立城市的大本营，这些大本营可能就是都城里的宫城。如果宫城周围全是一些不安定的人口，那就显得过于脆弱。所以，这些大本营往往背靠城墙或毗邻外城。这种双重城墙的模式为后代的一些城市所继承，如平城、洛阳以及后来的隋唐长安城[45]。在当时的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双重城墙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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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四 南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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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南方城址的保存状况不如北方，因为北方半干旱的环境有利于城市遗存的保存，此外，与六朝邺城和洛阳城被弃之后复为农田的情形有所不同，南方城市的选址相对比较稳定，较少迁址而建，这就增加了遗址的考古发掘难度。迄今发表的大部分南方城址都位于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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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武昌城在今湖北鄂城附近，位于今武昌以东68公里的下游地区。它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东吴的第一座都城（公元221～229年），因此也俗称“吴王城”。六朝早期（或东吴早期）武昌城的重要性在于其特殊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城西有优良的港口，周围又有高山、沼泽和湖泊作为屏障，既可控制长江中游地区，也可阻挡自汉江而下的军事行动。除了这些战略上的优势，获取附近地区重要的铜铁矿资源也十分便捷[46]。然而，这座城市也存在先天的缺陷：本地的农产品无法满足巨大的军需，要想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还得从外地输入大量的粮草，也正因为如此，沉重的负担最终导致了这座城市的没落[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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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的武昌城址位于汉代地层之上，表明该城是由东吴建立者孙权对早期汉城加固和扩建而成。遗址平面略作矩形，东西宽1100米，南北长500多米，周长3300米（图2.10）。城市北临长江，以高于水面10米的垄脊和堤岸为界。在现存的堤岸上可以看见许多被流水冲蚀的痕迹，由此可以推测北垣原本应该较高，是一道以长江为护城河的防御性城墙。武昌城西北角位于今寿山的高地上，有一座城门（即文献提到的临津门）可以通往码头，码头即今轮渡码头所在地。在城墙的内侧可能原本有一排竖井，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水井，另外一些则是用来储存粮食的。通过对其中一口井的发掘，出土了青铜和陶瓷器皿[48]。在这面墙的两个拐角处还发现了疑为城楼的遗迹。武昌城西墙毗邻樊山（今西山），南墙临南湖，东墙则延伸至一个天然潟湖。这三面墙原本都有夯土城墙，但只有南墙的一段得以保存下来，这是保存状态最好的一段六朝城墙，墙基宽约20米，高出地表4米～6米。墙的中部有一个缺口，原是一道约20米宽的城门，尚存部分路面和石块遗迹。南墙外还有一座夯土台基，约17米见方，可能是马面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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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六朝武昌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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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墙外的潟湖很可能曾是一道天然的城壕，在不临江的另外两墙外侧发现了人工城壕的遗存。其中一道城壕在南墙之外，现在是一处长270米、宽180米的池塘，仍被称为“壕塘”，而西墙外通向长江的城壕仍被称为“壕口”。经过发掘，可知城壕的原有规模为宽50米～70米，深约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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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的水军营位于樊川之口，是樊川在樊山西侧汇入长江之处。江陵（今荆州）被攻克之前，这里一直是东吴政权的西方防线，此后首都迁回建康（今南京）。文献中提到孙权曾在这里修建了宫殿和其他设施，但是这些遗迹也像其他地方一样，被深埋在现代建筑之下，无法对遗址内部进行考古发掘。在东吴以后的南朝时期，随着地方行政机构和防御体系转移至夏口（今武昌），古武昌城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只留下文人墨客对这座荒城的诸多咏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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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扬州城位于长江以北、南京下游，始建年代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扬州原名邗城，由古吴国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由于正处于长江与淮河的水上交通要道，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在大一统时期，这座城市往往非常繁荣，然而一旦商业萧条，城市也会随之而衰。六朝时期的扬州城（时称广陵城）地处蜀岗，叠压在汉代广陵城之上，遗址位于延续数百年的建筑群遗址的北部。一部分古城墙保存得相当完好，根据城墙遗存可知这是一座形状极不规则的城市（图2.11，①）[50]。北城墙长920米，东墙长1400米，东墙中部有近200米的曲折，上有一座城门，外侧有一大型土丘，可能是瓮城遗迹。北墙与南墙上也有一些豁口，可能分别是北墙和南墙的城门。城外有护城河，局部利用了汉代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根据文献记载，这座城市在六朝时期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建设：首先是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由谢安主持修建，接着是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主持修建，最后是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由孝武帝之弟、竟陵王刘诞（译者按：原著误为“萧诞”）所建。判断六朝时期的地层主要依据砖上的铭刻，铭文的书体都是晋至南朝早期的风格，以“壁”（或“甓”）来指称砖，而到了唐代才以“砖”称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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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扬州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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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刘诞就任广陵时，曾以北方军队来犯为名修治城防、聚粮整军。尽管他的意图早已被识破，但仍执意造反，结果招致其兄孝武帝的军事讨伐。两军对峙之时，刘诞仍心存侥幸，将城外之人悉数召入城中，而后将城外建筑放火烧尽。在有关这次攻城战的文献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信息。如文献中提到了城楼，在其中一座城楼上，儿子投降了皇帝，母亲却在儿子眼前被活活饿死。文献中还提到了向都城传递战况的烽火台：点燃一个烽火台表明外城被攻下，点燃两个烽火台表明内城被攻占，点燃三个则表明刘诞本人被俘了[52]。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内城的任何实物资料（图2.11中画出的城墙是刘宋时期的内城）。扬州城被攻陷后，城内居民皆被残杀，从此该城一废就是数百年。著名诗人鲍照（公元405～466年）在《芜城赋》里描绘了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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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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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朝廷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正式定都建康（今南京）时[54]，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新都的防御体系，以抵御来自昔日的游牧部落、今日的北方占领者的军事进攻。这套防御体系中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晋陵就坐落在建康下游不远处的镇江，在今镇江以东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要塞。它北距长江仅有0.7公里，坐落在一处天然山丘上，可以俯瞰长江。夯土城墙依地势而建，与自然地貌浑然一体。东城墙原有约700米，南墙1200米，西墙和北墙各约1400米，构成一个周长约5000米的大致梯形（图2.12）。现存城墙的规模不一，墙顶宽度5米～15米不等，墙基30米～70米不等，高10米～25米不等。城墙可能是有包砖的，这种方式在当时还比较罕见。城墙上的很多包砖早已不存，都被当地人拆下来盖房了。从现存墙砖上的铭文可知，这个军事要塞当时被称为“晋陵罗城”。“罗城”即上文提到过的外城。还有一些城墙砖上刻有烧砖的窑名，大部分砖窑都位于附近。砖铭上也出现了如“江阴”“无锡”等地名，城墙砖到底是从这些远离晋陵的下游地区运来的，还是由来自这些地区的窑工制作的，尚不得而知。不过已经很清楚，晋陵是一处坚固的军事据点，城墙砖的使用对都城防卫是至关重要的。该城址的文化层表明其历经了东晋和南朝各代，一直到唐代才被废弃，宋代又被重新使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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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晋陵城墙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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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代长安与洛阳一样，洛阳与南京代表了六朝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南京一跃而为全国性的大都市，也是这个时期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这座城市的兴衰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文化成就上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很好地反映了这段动乱不堪却充满了活力的时代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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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汉代已成为多位臣子的封地，但它在国家的行政体系中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南京城的勃兴始于汉末。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东南军阀孙权以此处的汉代旧城为根基，并更名为建业。当刘备于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在四川称蜀帝后，孙权溯江而上至武昌部署设防，以抵御可能来犯的上游之敌。黄武八年（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返回下游的新都建业，并正式定都于此，此时他已经离开建业达八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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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重返长江下游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妨设想，他一旦决意称帝，无疑会与曹魏公然为敌，在影响他做出这种决定的诸多因素中，他最需要考虑的就是保存自己在东吴地区的权力根基。他之所以沿长江而下并不南迁，就是为了利用长江防线来抵御可能的来犯之敌。规划中的都城所在地有着很好的地形优势，在长江南岸沿线以及城东、城南都有众多高山环绕，形成了一个盆地，充分利用这样的地形就可以有效抵御来犯之敌[56]。不过周围的其他水系和山脉实际上起不了多少防御作用，如东边的钟山、南边的秦淮河、东北角的玄武湖与覆舟山、北边的鸡笼山。这些山脉都较低，很容易穿越；长江尽管可以作为防守的天堑，但也是顺江而下的水军船只进犯都城的通道。因此，建邺城的防御实际上还得依赖沿江驻扎的军队，既可抵御北来之敌，也可抵御沿江的攻击。这里对军队的补给也很方便，此处河湖密布，只要丰富的物产得到开发，皆可借河湖运输之便，将所需的粮食与货物运抵新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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