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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的建立者一改前朝的奢华作风而处处节俭，但也注重城墙的兴建。此前建康城的基本格局已经定型，尽管宫城城墙已经用砖，但外城城墙仍以竹篱为之。目前尚不清楚南齐新建的城墙到底全部夯筑，还是以砖饰表，不过根据文献记载，假如皇帝确想修建一道经久耐用的城墙，那么当时完全可能用砖来包砌表面，以增强都城的安全性。后来（公元500或501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大量宫室，据说损毁房屋达3000间（一间即四柱之间的空间）。大火之后又开始大兴土木兴建宫室，重建的宫室比大火之前更加奢华。这一切都发生在南齐末帝统治时期，也许这正是导致王朝灭亡的部分原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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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南朝梁武帝统治的前三四十年是南朝最繁荣安定的一段时间，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灭亡之后，北朝政权暂时无力攻打南方。梁武帝在建康城主要进行了四项兴建工程（图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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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梁、陈建康城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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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固城墙与城门，并在宫城的正门修建双阙和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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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在秦淮河两岸修筑堤岸，以减少洪涝灾害，洪水对秦淮河南岸平民住宅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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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宫城又加建了一道城墙，宫城变为三重城墙围绕，这可能意味着当时不安全因素的增加。增设城墙、城门改为双门道，使得宫城的最后防线大大加强，因此，在梁末的侯景之乱中，侯景足足花了半年才攻破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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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宫殿与苑囿也有所增建。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重建太极殿，增加了13间。为防附近秦淮河的水患，又建造了一座高9尺（约2米）的太庙台基。梁武帝又分别在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和大同九年（公元543年）下令修建了两个新的苑囿。后一座苑囿位于唐县西南10公里处，这处苑囿的规模可能相当大，以致五年之后尚未完工。普通二年（公元521年）的一场大火又焚毁宫室3000多间，但当时国力强盛，很快得以重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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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清二、三年（公元548～549年）间的侯景之乱给建康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这座城市本身成了叛军与政府军之间的战场。有一次，叛军从东宫墙上火攻宫殿，宫殿卫队于是纵火烧毁了东宫，此东宫是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才刚刚建成的。由于宫殿里平时没有储备柴火，所以被围困之后只好拆除宫殿的木构作为薪材；马料消耗殆尽之后，只好以草席和垫子喂马；树木往往是最先被毁的，到城破之日唯一还能幸免于难的就只剩下附近的太庙建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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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令人心酸的记录讲述了都城被攻陷后的惨状。有百济使臣于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来到建康，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侯景叛乱了，当看到城市的惨状时禁不住潸然泪下。侯景大怒，将他们囚禁起来，他们一直待到侯景被剿灭后才得以返乡。城中大多数幸免于难的建筑，结果却被围剿侯景的王僧辩军队焚毁，他们在城中大肆劫掠，对都城的破坏比侯景时期更甚。由于建康被毁严重，所以萧绎（梁元帝）复辟后，梁朝只得迁都于江陵，不过随后江陵也被西魏军队攻克，南梁从此画上了句号[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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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是梁朝将军陈霸先于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建立的，他将都城迁回了建康，但当时各地军阀均拥兵自重，国家又遭遇到严峻的财政压力，根本无力重建这座城市。当时能做的顶多就是先行修复太极宫，而将其他工程长期搁置下来，如太子宫直到太建九年（公元577年）才得以重建。陈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重蹈南齐末主的覆辙，在王朝末年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军占领建康，陈朝灭亡。为了防止南方分裂势力以建康为据点东山再起，隋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片瓦不留。现在只有鸡鸣寺附近明城墙下压着的一段约200米长的城墙墙基可以断定为这个时期的皇城城墙[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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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殊在1982年曾撰文提出六朝都城规划上的一些总体发展趋势。他认为有六个特点：城市的平面形状越来越向长方形发展，南北向的长度要大于东西向的长度；分散的宫城逐渐集中于一处，并且在城内所占面积缩小了；宫城的位置也从偏南变为偏北，南门也因此成为宫城的正门；连接宫城南门与外城南门的大道加长，成为全城的中轴线；商业区由宫城北边迁到了南边；居民里坊所占的总面积也增加了，坊的形状也更加规则[66]。这些主要是王先生根据洛阳城得出的结论，正如我们以上所见，这些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南方城市。六朝都城的这些发展趋势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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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郁：《内蒙古大青山后东汉北魏古城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第18～22页；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9，第115～118页；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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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崔璿：《石子湾北魏古城的方位、文化遗存及其它》，《文物》1980年第8期，第55～6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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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白灵淖城圐圙北魏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4年第2期，第14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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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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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晋书》卷130：“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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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陕西省文管会：《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第225～232页。该遗址的早期调查资料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第52～55页及《文物》1973年第1期，第3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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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晋书》卷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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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治通鉴》卷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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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道生译《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辽东城冢调查报告》，《考古》1960年第1期，第54～58页；俞伟超：《跋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辽东城冢调查报告》，《考古》1960年第1期，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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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这条道路，参见Frank A.Kierman，Jr.，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56-57。关于这一时代都城和城市规划的讨论，参见Fu Xinian，“The Three Kingdoms，Western and Eastern Jin，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in Chinese Architecture，edited by Nancy S.Steinhard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and Beijing：New World Press，2002，pp.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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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秦佩珩：《邺城考》，《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1期，第37页；David R.Knechtges trans，Wen Xuan，or，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p.429.3 v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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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期，第15～24页。据说现在正对该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但至今未见详细的报道。关于邺城史的方方面面可参考刘心长、马忠理主编《邺城暨北朝史研究》，尤其是徐光冀撰写的《邺城遗址的勘探发掘及其意义》，第43～4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亦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第601～617、600页；江达煌：《邺城六代建都述略——附论曹操都邺原因》，《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第87～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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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郦道元撰《水经注》卷1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