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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与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独立的结构。尽管发现了很多汉代的陶楼阁模型，但它们还不足以反映相关的建筑原则。在阙式建筑里以交叉的梁构成每层基座的做法似乎也应用到了阁里，支撑屋檐的斗拱和廊道也是如此。阁层往上，一层比一层小[44]。甘肃的一座魏晋墓里发现的楼阁模型提供的信息不多[45]，但敦煌257窟壁画（图2.7）中的建筑图像表明，这些建筑结构到了六朝时期仍然在使用。我们注意到，与汉代建筑不同的是，这里的屋檐和鸱尾都向上翻，但是屋顶似乎是悬山式的，而不是单面坡顶，也许这个图像有些失真。如果对六朝时期的塔（阁式建筑的一种）做一番审视，我们当可以窥见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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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传入在多方面影响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筑也不例外。汉代都城洛阳以西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46]。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寺庙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南朝梁时，首都建康拥有500多处佛教建筑，据说全国有佛寺2846所[47]。北方佛寺的数量甚至更多，据称北魏时期有寺庙3万多所，仅在洛阳就有1000多所[48]。如此大规模的寺庙建筑自然是国家财力的沉重负担，很多官员抱怨百姓已不堪重负[49]。不过，这些数量正是当时佛教盛行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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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正如佛教教义需要适应中国文化一样，这类佛教建筑也发生了许多改变。英文词“Pagoda”来自葡萄牙语，是来自波斯语或梵文的词，而汉字“塔”则来自梵文“Stupa”。塔的印度原型由砖砌的穹隆顶、方形的围栏和塔刹组成，塔刹上有伞盖，是高贵的标志。佛塔的主要功能是掩埋佛陀的遗骸，以纪念他的涅槃，在佛教发展之初，对佛陀的礼拜是最重要的[50]。谁也不敢肯定早期中国人知道印度的佛塔样式，但在敦煌壁画中还是有所体现，其中佛塔的形制多种多样，但主要的特征是有一个狭长的底座（有时是步道或楼阁的形式），佛像坐于其上，上有穹隆顶、方形围栏和尖顶，这些正是佛塔的标志物（图3.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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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在中国的最初情形与佛经译为汉文的情形一样，都是用本土的观念去接纳这种新的信仰。就佛塔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建造汉代建筑模型中的那种四边形的类似于汉代建筑模型中的那种多层楼阁。楼阁的每一层都是一座单体木构建筑，有柱、梁和斗拱，屋顶是单面坡而不是庑殿式，每层逐级缩小，然后再在楼阁之上建佛塔的标志物，但穹隆顶和方形围座大大缩小了，只有塔顶带有伞盖的塔刹仍然非常突出（图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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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9 敦煌301窟局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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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0 敦煌254窟局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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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诸记载的中国最早佛塔是汉末笮融在扬州建造的，笮融是一个小军阀，可能曾利用佛教来募集军队。根据记载，笮融建造的佛塔有多层，上承金盘，堂和四面的阁楼上能容三千多人。佛寺内立有一尊黄金涂身、身披锦彩的佛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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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阁式的佛塔在六朝时期广为流行，其发展中的变体可见于云冈和龙门石窟中的浅浮雕和石凿的中心塔柱[53]。梁武帝建造了许多佛塔，其中之一是皇宫附近同泰寺的一座九层塔。这座塔在大同元年（公元535年）的大火中被焚毁之后，欲再建一座十二层的佛塔，但因侯景之乱而被迫中断[54]。北魏统治者也毫不逊色，建造了很多佛塔。皇兴元年（公元467年）在大同竖起了一座七层佛塔，据说高达300（魏）尺（约82.5米）[55]，这就是最早的永宁寺塔。第二座同名的永宁寺塔是新都洛阳最著名的佛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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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永宁寺塔立面与剖面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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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永宁寺是灵太后（娘家姓胡）发起建造的，奠基于熙平元年（公元516年）[56]。坐落于洛阳西南角，位于从宫城南门阊阖门往南的主街西侧。永宁寺四周有一道夯土围墙，上承短梁和两面坡式的瓦顶。围墙内的区域呈矩形，周长1040米，四面都有门，其中南门有三层的门楼和三个门道，东门和西门都有两层的门楼，北门只有一个门道，有梁架结构，但没有门楼[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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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寺庙中心的佛塔是当时的一大奇观（图3.31），是一座九层木构建筑，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塔高90丈（248米左右），上面还有29米高的塔刹。另一种较为保守的估计是27.1丈（74.5米）高，这也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高度[58]。台基四面各有一条墁道通向台顶。底层是唯一结构明确的部分，每面有10根外柱，以三个开间作为门道，后面另有一排平行的立柱，两排立柱之间形成一道围绕整座建筑的内廊。以上各层可能都是这种结构的重复，但每面立柱和开间的数目只能是推测。中央有一个土坯垒成的塔心直达塔顶，上承塔刹。塔刹部分有1个金宝瓶和11个承露金盘，从塔尖到塔的顶层四角拉有四条铁链，上面挂满了金铎，其他各层四角也挂有金铎，全塔共120～130个金铎。塔的北边有一座佛殿，内有八丈（21.8米）金像一躯，以及饰以金、玉、珠的其他佛像。僧房楼观共有一千余间，都是雕梁画壁，房间周围有各种树木、丛竹、香草。永宁寺在永熙元年（公元532年）毁于大火，标志着北魏政权的灭亡和洛阳的急剧衰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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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平面与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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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采用了典型的早期佛寺布局方式。塔是掩埋佛陀遗骸之所，既然佛陀遗骸是礼拜的中心，那么佛塔自然要占据寺内的中心位置。后来由于礼拜的中心转移到佛像上，立有佛像的主殿就获得了与佛塔同样的尊崇地位，最后甚至超越了佛塔，所以，在唐代的一些佛寺里，塔最终退居于寺内一隅[60]。一些小的佛寺（尤其是那些由住宅改成的佛寺）并没有佛塔，而是将前堂作为佛殿，后室则作为经堂或其他用途。于是，这种将住宅改成佛寺的做法影响到了佛寺建筑，出现了中国式的建筑风格，印度佛寺与中国传统建筑得到了融合[61]。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几百年后的开封穆斯林清真寺和犹太教会堂[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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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末期开始出现一些向印度原始风格回归的建筑，最早的一例是离洛阳不远的河南登封嵩山嵩岳塔，建于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图3.32）。这是一座十二边形、高16层的砖塔，用浅黄色的砖砌成。高39.5米，塔基宽10.6米。塔内原来当有木构的楼层和楼梯，但如今已完全空心了。塔建造于高高的平台之上，四面塔门朝向正方向的四方。第二层每个转角都有一根立柱，上承覆莲形的柱头，四个正面各设一道拱门，其他八面各有一座简化的佛塔，塔下各有两个小龛，龛内是狮子雕像。这些仿木构塔门上的拱形门楣实际上就是印度风格。塔的其余14层皆以挑檐相隔，每层十二面，每面各有一道仿木构的假门和两个假窗。最上面是带有承露盘的塔刹。正如苏波（Alexander Soper）所说，嵩岳塔是当时某些笈多式（Guptan style）印度佛塔的忠实再现[63]。从远处遥望青山映衬之下的嵩岳塔，一定是一道令人难忘的中国式风景[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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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形式的佛塔最终融为一体，形成了后来的典型中国式佛塔，虽然基本上是石塔或砖塔，但建筑上的坡顶和主顶明显来自中国本土的木构楼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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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尽管是一个政治分裂的时期，但分裂并没有对文化和技术方面产生特别的影响，因为从前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分裂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正如苏波所称，在此汉以后的“沉闷时期（dismal period）”，人们缺乏仿效汉代的实力，只有当公元5世纪政局稳定之时，才会达到一个新的文化发展高度[66]。这些可能受佛教刺激而出现的文化进步，造就了令人震撼的唐代文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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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中国建筑的总体论述，尤其关于六朝建筑的专著，最出色的有：Alexander Coburn Soper，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Japa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2，pp.94-102；William Willets，Chinese Art. 2 vols. London：Penguin Books，1958，pp.689-723；Andrew Boyd，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1500 B.C.-A.D.1911.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p.23-48；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第83～115页；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et al.，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New York：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84；张驭寰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Fu Xinian，“The Three Kingdoms，Western and Eastern Jin，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p.64-73。更综合性的讨论，参见Joseph Needham，with Wang Ling，and Lu Guei-djen，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4：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Part Ⅲ.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p.5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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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墓葬中的建筑模型所提供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迄今所发表的21件建筑模型中，8件仅残存少部分，15件没有插图，殊为可惜，这种模型对于我们了解汉代人居建筑的情况非常有意义。现在仅存的3件六朝建筑模型均属六朝早期，非常有价值，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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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焕成：《河南古建筑概述》，《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第60～61页。文中仅河南省就列出了13处这样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