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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墓壁，尽管由“三顺一丁”构成的所谓玉带图案已经出现，但砖结构一般还是错缝顺砌。从现存实例来看，大型墓葬的墙壁上往往涂有一层白灰，大多已经脱落，不过砖头之间似乎还没有使用灰泥抹缝。为了适应穹隆顶的弧度，墓壁也出现了外弧或外凸的迹象。除了上面提到的棱角分明的砖砌角柱，甬道和墓门上的双券也变得非常普遍。这种砖结构普遍出现在大型墓葬里，很少见于中型墓葬，绝不见于小型墓。地面砖为直线或斜线平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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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的中型墓里，只有墓葬的一部分用砖，如甬道、前后墓壁、地面或棺床；墓道没有大型墓那样的台阶，一般10米多长、10米多深，封门采用砖砌而非石门。在带有墓道和土洞墓室的墓葬里，一般以棺为葬具，少数有棺床，有些此类规模的墓葬里葬有多人，但大部分只葬一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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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百姓的墓葬是竖穴式，即在地上挖出1.2米左右浅坑的简单墓葬。这类墓葬有的也以砖铺地，墓壁砌3～9层砖，砖的上部用较大的斜砖搭成尖顶，这类墓葬被称为“砖棺”墓，有一座此类墓葬里用的是陶棺。总之，墓主地位越低，用砖越少[24]。在另外两处遗址里发现了大量排列整齐的墓葬，都采用最简单的木棺，在清理的28具骨架中，有些曾被斩首，随葬品都不是很多，但还是超过罪犯可能拥有的数量，其中原因尚不得而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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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附近（如偃师、巩义、郑州）发现的大型双室墓中，似乎出现了中轴线两侧不对称的趋势，墓室往往偏于一侧。偃师发现了一座规模特大的墓葬，前后墓室和耳室的总面积达41.89平方米（图4.5）[26]，还有一座墓葬略小，只有29.5平方米，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墓有三具遗体，而且前后室都是穹隆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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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河南偃师M6号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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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葬的建造上，关于厚葬的禁令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8年），当时宋文公的厚葬受到严厉抨击。施行薄葬的法令在一些临终遗言中有所反映，大多保存在汉代以后的一些贤能之士的著作中，如梁元帝《金楼子》卷四“终制篇”。这些薄葬的法令似乎得到过严格的施行，至少在孙世阑之女的墓葬（永宁二年，公元302年）里有所体现。孙氏墓志铭中提到她的“素志”是“敛以时服”（即穿着平常的服装入殓）、以瓦器随葬，这些词语常见于有关“薄葬”的文献里。其墓志铭里还有不葬金玉（但墓里还是发现了一件黄金饰品）、只用土椁的记载。我们不知道这篇墓志铭到底为谁而作，如果是特意为盗墓贼而作，显然并不成功，因为仅有的几件器物似乎也被盗扰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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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注意到，在通过葬礼的奢华与公开展示来获得地位和威望的同时，由于传统观念上对节葬的吁求，节俭的葬礼在社会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在社会动荡时期，家庭势力与经济条件可能是促成这种节俭的原因，但社会理想仍需遵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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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洛阳以外的中原地区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在山东，见诸报道的唯一一座西晋墓位于临近南部海岸的诸城，是双室的束腰型墓，墓壁略外凸，两个墓室均为穹隆顶。墓壁砖结构最突出的特点是顺砖的层数不一样，后室比前室高出一级，顺着前室的一条侧壁砌有低矮的砖台，很有可能是用于放置随葬品的（图4.6）。除了建筑细部与洛阳墓葬有所差别，这里的墓砖内侧面还印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图4.7），而洛阳的墓砖一般是素面的[30]。前者可能受到了南方的影响，南方的此类墓砖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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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山东诸城西晋墓M1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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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山东诸城墓砖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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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地区有一座纪年为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的墓葬，墓道略偏移于中轴线的右侧，长达5.7米，内置两道石门和四道砖砌封门，似乎表明了一种特别的担忧，担心像其他大多数墓一样被发现、下葬不久就被盗掘（图4.8）。墓顶也较为特殊，有点像覆斗形，上部是平顶，但顶边不是直线，而是从四壁向内起弧。此墓的墓主为该地区刺史之妻，墓中出土了一具漆棺残骸[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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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北京地区某晋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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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座大致属于魏晋时期的墓葬有两个墓室，据说曾有券顶，墓室之间有短甬道相连，墓道偏于中轴线一侧。该墓规模适中，面积12.6平方米，特殊之处是，沿着前室的一壁有一个由5块石头搭成的壁龛，约1.15米高、1.35米宽、0.7米深，上有仿木构的脊顶，壁龛前部有5个兽头雕刻，屋脊线上另有4个兽头。在壁龛的内壁和顶上绘有壁画，内容是墓主人及侍者，以及其他场景。这类壁龛可能是后期石椁的前身，如下面将要谈到的大同地区墓室石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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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发现的其他墓葬多是所谓“刀形墓”，即单墓室、双墓室，甚至三个墓室都有一道墓壁与甬道的一壁位于同一直线上。这类墓葬的规模都不算大，面积从6.2平方米的单室墓，到10平方米以上的三室墓不等。多室墓的前室可能是穹隆顶，但棺室（包括单室墓的墓室）的墓顶则是前述弧边平顶。这些墓葬的墓壁都较垂直，或许其屋顶并未采用弧形技术（图4.9）。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是，有些墓内的遗体头向后壁，而不是通常的朝向墓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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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北京地区某西晋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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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章所述，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地区陷入了“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现大量建造精美的墓葬的。西安郊区报道过几座大型墓葬，其中一座有两个墓室，内部以甬道相连，长长的甬道两侧分布着一些小室，墓道长达13.4米，墓葬在黄土里掘成，墓壁涂以灰泥，不见烧过的墓砖，封门以砖坯垒成。该墓的总面积（不含墓道）超过25平方米，可惜该墓的详细情况没有进一步的报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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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郊区发现的另两座北朝墓葬特点是有一条很长的斜坡墓道（M1的墓道长达31.2米），墓道内部两侧各筑2～3层的土阶，从地面沿着斜坡平行向下延伸（M1深达12米）[35]。墓的底部各有一个门道，朝向甬道，两个墓室之间以过道相连。这两座墓都没有使用墓砖，在甬道处均设一个天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座还发现了一座建筑模型，有仿真的瓦顶、椽头、微启的双扉门、带有简单斗拱的柱子、窗户，整个模型平面有2.8米×2.3米大小，细部涂成红色。其下另有三座建筑，以灰泥涂抹和点缀表面，并呈台阶状向前延伸，直到甬道的顶部（图4.10）。另一座墓葬（M2）不见这种模拟的建筑（图4.11）。墓内的类似建筑模型在西北地区也有发现，其中一例发现于宁夏（该墓曾在第三章提及）。此外，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如敦煌的发现），但它们更多采用了立面墙的方式，以砖砌墙，位于墓道底部的墓门上方。西安M1的报告认为这个特点反映了一种“迷信”思想，即人死之后灵魂不灭、“事死如事生”（如孔子所说）的思想。无论墓葬中是否有这些建筑模型，这类墓葬都是西北地区的典型形制，特点是有长长的斜坡墓道，有一或多个天井，墓道的底端是通向一或两个墓室的甬道，各处皆不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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