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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北京地区某晋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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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座大致属于魏晋时期的墓葬有两个墓室，据说曾有券顶，墓室之间有短甬道相连，墓道偏于中轴线一侧。该墓规模适中，面积12.6平方米，特殊之处是，沿着前室的一壁有一个由5块石头搭成的壁龛，约1.15米高、1.35米宽、0.7米深，上有仿木构的脊顶，壁龛前部有5个兽头雕刻，屋脊线上另有4个兽头。在壁龛的内壁和顶上绘有壁画，内容是墓主人及侍者，以及其他场景。这类壁龛可能是后期石椁的前身，如下面将要谈到的大同地区墓室石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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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发现的其他墓葬多是所谓“刀形墓”，即单墓室、双墓室，甚至三个墓室都有一道墓壁与甬道的一壁位于同一直线上。这类墓葬的规模都不算大，面积从6.2平方米的单室墓，到10平方米以上的三室墓不等。多室墓的前室可能是穹隆顶，但棺室（包括单室墓的墓室）的墓顶则是前述弧边平顶。这些墓葬的墓壁都较垂直，或许其屋顶并未采用弧形技术（图4.9）。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是，有些墓内的遗体头向后壁，而不是通常的朝向墓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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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北京地区某西晋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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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章所述，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地区陷入了“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现大量建造精美的墓葬的。西安郊区报道过几座大型墓葬，其中一座有两个墓室，内部以甬道相连，长长的甬道两侧分布着一些小室，墓道长达13.4米，墓葬在黄土里掘成，墓壁涂以灰泥，不见烧过的墓砖，封门以砖坯垒成。该墓的总面积（不含墓道）超过25平方米，可惜该墓的详细情况没有进一步的报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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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郊区发现的另两座北朝墓葬特点是有一条很长的斜坡墓道（M1的墓道长达31.2米），墓道内部两侧各筑2～3层的土阶，从地面沿着斜坡平行向下延伸（M1深达12米）[35]。墓的底部各有一个门道，朝向甬道，两个墓室之间以过道相连。这两座墓都没有使用墓砖，在甬道处均设一个天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座还发现了一座建筑模型，有仿真的瓦顶、椽头、微启的双扉门、带有简单斗拱的柱子、窗户，整个模型平面有2.8米×2.3米大小，细部涂成红色。其下另有三座建筑，以灰泥涂抹和点缀表面，并呈台阶状向前延伸，直到甬道的顶部（图4.10）。另一座墓葬（M2）不见这种模拟的建筑（图4.11）。墓内的类似建筑模型在西北地区也有发现，其中一例发现于宁夏（该墓曾在第三章提及）。此外，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如敦煌的发现），但它们更多采用了立面墙的方式，以砖砌墙，位于墓道底部的墓门上方。西安M1的报告认为这个特点反映了一种“迷信”思想，即人死之后灵魂不灭、“事死如事生”（如孔子所说）的思想。无论墓葬中是否有这些建筑模型，这类墓葬都是西北地区的典型形制，特点是有长长的斜坡墓道，有一或多个天井，墓道的底端是通向一或两个墓室的甬道，各处皆不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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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长安地区某北朝墓墓道横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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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长安地区某北朝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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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瓦解后北方地区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在洛阳地区也有所反映，那就是大墓的一度消失，这种现象并不奇怪。1959年报道的40座洛阳墓葬反映了从西晋后期至唐代的平民墓葬的形制，包括四个类型：5座为竖穴式的简陋墓葬，长宽尺寸约2米×1/2米，深约2米，大小仅能容尸，不过其中两座发现了钉子，可能曾使用棺木；另外13座是由砖围成的墓葬，大小仅能容尸，随葬一两个陶罐（很少超过两个），陶罐一般置于头部附近，墓葬上部以两排或多排砖覆盖，形成尖顶状，即如前所述的“砖棺墓”；规模稍大的墓葬包括两种形制的土洞墓，第一种是墓室与墓道位于同一轴线上，另一种则是墓室与墓道轴线垂直。前者有四座，其中一座的壁龛里发现了一些陶器，后者的墓室与墓道相交，有的在后部筑有放置遗体的土台。这些土洞墓的墓道都是敞口挖成，与墓室同一深度。墓道与墓室有的在墓道中心相交（10座），有的在其一端相交（8座），只有一座墓的墓道与墓室成一定角度相交。有些墓里有棺，40座墓中有4座墓发现了棺钉。这批墓的随葬品很少，在39座墓中仅发现了65件陶器、6件铜发钗、15枚铜钱、4件铁器（镰、小刀、镞、发钗各1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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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见诸报道的其他中原十六国墓葬主要是发现于安阳孝民屯的一批，都是简陋的土坑墓，一般在头部筑有一个台子，上面放几件随葬品和动物的肢骨。其中一座相对复杂：有棺钉（表明曾使用棺）；头搁在马鞍上，尸体上覆盖着一套马具（包括一个马镫），马头置于遗体一边。这批墓葬可能属于公元4世纪中期死于战争的鲜卑人（图4.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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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河南安阳某鲜卑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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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通过探索他们南进过程中墓葬的阶段性变化有助于理解拓跋氏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的适应过程[38]。到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拓跋建都盛乐城之时，拓跋鲜卑使用的是砖室墓。在呼和浩特东南40公里的美岱村附近发现有一座墓葬，形制呈梯形（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由鲜卑传入中原的形制），有砖砌的棺床（图4.13）[39]。北魏的第二阶段以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为标志[40]。随着这个时期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当时很多墓葬的规模都相当大，其中首推方山永固陵，位于大同北部，在太和五年至八年（公元481～484年）间为文成帝（公元452～465年在位）的皇后而建，本书将在第五章对该墓与其他皇室陵墓一起进行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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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内蒙古美岱村鲜卑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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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座规模巨大的墓葬是卒于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的司马金龙之墓，发现于大同东南部不远处[41]。该墓前后室之间以甬道相连，前室又分出一个耳室，三个墓室均为弧形墓壁、穹隆顶（图4.14）。砖结构是二层顺砖错缝平砌，然后一层丁砖，如此反复直到穹隆顶的起建线。该墓出土的棺床和砚台上有一些精美的雕刻，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具漆屏风，上以列女故事场景为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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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山西大同地区司马金龙墓平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