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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2 南京童家山南朝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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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诸政权的政治中心位于南京，但其经济基础则位于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和安徽东部地区。南京是河流水系密集之地，借此可以获取周围地区的农业、商业和矿产资源，尤其是南方的三吴地区（指吴、吴兴和会稽三郡）。三吴在汉代的重要性还不那么明显，但随着汉末的分裂，尤其是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晋朝迁都南京之后，三吴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都变得异常突出[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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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墓葬不像南京那样类别明显。在整个六朝时期，三吴地区都存在当时典型的长方形墓和“凸”字形墓，但也出现了结构更为复杂的多室墓。在吴和西晋早期，这种多室墓的面积一般较大（平均为17.9平方米），形制也比南京地区更为多样。图4.43是三吴地区部分墓葬的平、剖面图，都发现于南京以南地区，如江苏溧阳、句容、金坛、江宁、高淳以及安徽的马鞍山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区，结构复杂的墓葬在数量上远多于结构简单的墓葬，这点与南京的情况正好相反，表明当地地主家族势力的强大。圆形或墓壁外凸的墓也在这个地区开始出现，到下一个阶段才传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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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3 三吴地区多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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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周氏家族墓是大型墓葬的一个绝佳实例。宜兴位于太湖之滨，在战略上十分重要，地控南入太湖、再由陆路北上南京的交通要道[115]，因此宜兴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周氏家族正因为控制了这个地区，才成了当地望族[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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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4 江苏宜兴周氏家族墓园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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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家族墓地的年代从西晋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一直延续到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很好地反映了墓葬形制变化的过程[117]。包括一座“凸”字形墓（图4.44，A，面积13.94平方米），一座圆罐形墓（图4.44，B，面积23.32平方米），四座前、后室墓。在四座前后室墓中，有三座的墓室大体呈圆形，一座（图4.44，C）带有两个狭长的耳室，可能也是陈放遗体的；双室墓都是穹隆顶。这6座墓的长度6米～13米不等，平均面积23.36平方米。周处（卒于元康七年，即公元297年）很可能死于战场，据说晋廷为了奖励他的战争事迹，曾赐予葬地一顷（《晋书》卷58），其墓地所在的山头至今仍被称作“周墓墩”。文献中还提到其他几个类似的家族墓地，表明当时的家族势力是非常强大的。这还只是一个家族的墓地而已，它只是统治当地的几个周氏家族的一支，而且统治的时间很短。这些家族努力为朝廷牢牢控制着这一地区，他们也因此得到皇室的垂青，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这些家族墓地的宏大规模正是他们政治地位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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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京一样，随着建武元年（317年）之后北方难民的涌入，三吴地区的传统埋葬方式也受到了冲击，分段式的双室墓被“凸”字形墓取代，并成为最流行的墓葬形制，镇江与扬州还发现了几座刀形墓的实例（图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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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5 江苏镇江某刀形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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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6 南京地区某南朝大墓葬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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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地区的东晋埋葬模式到南朝时期仍在延续，但奇怪的是，与当时的南京地区一样，这里的墓葬见诸报道的并不多。大墓里都有分层的地面和棺床，有些局部（如甬道石门）可能借鉴了皇室墓葬的做法（图4.46）。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埋葬模式给人以受压制之感，与前一阶段对新式墓葬模式的主动追求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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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吴以南的杭州湾地区，墓葬沿着河湾、海岸、河流分布，或分布于山中，反映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太湖盆地的墓葬种类明显比较单一，但也有例外，如杭州发现了一座带三个墓室的大型分段式墓葬[118]，在衢县（今杭州衢江区）发现了一座带耳室的墓葬[119]，在金华发现了两座双室墓[120]，黄岩还发现了一座长方形墓、六座刀形墓和八座“凸”字形墓，都位于浙江沿海地区[121]。这个地区在墓葬形制上从西晋到南朝似乎都非常守旧，发现了很多东晋时期的传统的长方形、刀形和“凸”字形墓，但无一多室墓。唯一的创新可能出现在绍兴东南嵊县（今嵊州市）的两座墓中，两墓的墓底铺有多条排水管（图4.47）[122]。这个地区直到隋代才出现大墓，“凸”字形墓的墓底面积也在8平方米的基础上翻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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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7 浙江嵊县某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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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沿长江逆流而上，马鞍山、芜湖以及更近内陆的地区比三吴墓葬的形制更加单一。现已发现的大量散见于各地的吴至西晋墓葬，主要是长方形墓和“凸”字形墓，也发现了双室墓，其中一座双室墓和两座“凸”字形墓都带有耳室，此外还发现了几座早期形制的圆形墓。随葬品方面最有意思的发现是位于马鞍山的朱然墓（卒于赤乌十二年，即公元249年），是一座双室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漆器[123]。这个地区发现的唯一东晋墓是位于马鞍山的一座圆形墓，除此之外的南朝墓葬并未见诸报道。隋以后的墓葬面积相当大，而且结构复杂，似乎表明国家的统一带来了建造大墓所需的资源和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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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晋室南渡之后，长江下游墓葬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京以外大墓的突然消失，这些大墓的主人当属世居豪族。三吴地区不见一座大墓，而此前大墓非常常见。这一时期见诸报道的四座大墓都位于镇江（当时朝廷控制的北府兵就驻扎于此），不过墓葬面积（平均为11.98平方米）还是比早期大墓（平均为17.9平方米）要小。在整个东晋时期，南京以南地区总共只发现了三座圆形墓，墓主可能也是世居豪族[124]。由于三吴以外地区仍有大墓的存在，所以大墓在三吴地区的消失可能并不意味着埋葬习俗的改变。从文献记载可知，当时的南人在本地仍有很大的影响，无疑他们并没有屈服于北人。但是随着晋室定都南京，朝廷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变得更为严格。假如有关节葬的律令对墓葬的规模也有限制的话（当时的律令对随葬品的使用是确有限制的），那么现在这些南方世族更加不太可能无视这些律令了。吴和西晋大墓的主人都是地方豪强，他们在效忠朝廷的同时，也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一旦晋室南迁，朝廷就不必再迁就这些南京附近的地方军阀了，事实上还把他们当成了一种威胁。地方豪强修建大墓极有可能引起朝廷的不快，曾有一位周氏妇女的葬礼规格甚高，送葬者达千余人，结果引起东晋早期军阀王敦的怀疑，并招致灭族之祸[125]。所以地方豪强必须刻意保持低调。正因如此，东晋以后的大墓都是皇家墓葬，那些可能会威胁到皇族绝对统治地位的人是绝不敢修建这样的大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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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江中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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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长江而上的长江中游地区包括现在的湖南北部、湖北、江西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