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69707
1706969708
1706969709
图4.43 三吴地区多墓平、剖面图
1706969710
1706969711
宜兴周氏家族墓是大型墓葬的一个绝佳实例。宜兴位于太湖之滨，在战略上十分重要，地控南入太湖、再由陆路北上南京的交通要道[115]，因此宜兴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周氏家族正因为控制了这个地区，才成了当地望族[116]。
1706969712
1706969713
1706969714
1706969715
1706969716
图4.44 江苏宜兴周氏家族墓园墓平、剖面图
1706969717
1706969718
周氏家族墓地的年代从西晋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一直延续到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很好地反映了墓葬形制变化的过程[117]。包括一座“凸”字形墓（图4.44，A，面积13.94平方米），一座圆罐形墓（图4.44，B，面积23.32平方米），四座前、后室墓。在四座前后室墓中，有三座的墓室大体呈圆形，一座（图4.44，C）带有两个狭长的耳室，可能也是陈放遗体的；双室墓都是穹隆顶。这6座墓的长度6米～13米不等，平均面积23.36平方米。周处（卒于元康七年，即公元297年）很可能死于战场，据说晋廷为了奖励他的战争事迹，曾赐予葬地一顷（《晋书》卷58），其墓地所在的山头至今仍被称作“周墓墩”。文献中还提到其他几个类似的家族墓地，表明当时的家族势力是非常强大的。这还只是一个家族的墓地而已，它只是统治当地的几个周氏家族的一支，而且统治的时间很短。这些家族努力为朝廷牢牢控制着这一地区，他们也因此得到皇室的垂青，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这些家族墓地的宏大规模正是他们政治地位的反映。
1706969719
1706969720
与南京一样，随着建武元年（317年）之后北方难民的涌入，三吴地区的传统埋葬方式也受到了冲击，分段式的双室墓被“凸”字形墓取代，并成为最流行的墓葬形制，镇江与扬州还发现了几座刀形墓的实例（图4.45）。
1706969721
1706969722
1706969723
1706969724
1706969725
图4.45 江苏镇江某刀形墓平、剖面图
1706969726
1706969727
1706969728
1706969729
1706969730
图4.46 南京地区某南朝大墓葬平、剖面图
1706969731
1706969732
三吴地区的东晋埋葬模式到南朝时期仍在延续，但奇怪的是，与当时的南京地区一样，这里的墓葬见诸报道的并不多。大墓里都有分层的地面和棺床，有些局部（如甬道石门）可能借鉴了皇室墓葬的做法（图4.46）。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埋葬模式给人以受压制之感，与前一阶段对新式墓葬模式的主动追求形成鲜明的对比。
1706969733
1706969734
在三吴以南的杭州湾地区，墓葬沿着河湾、海岸、河流分布，或分布于山中，反映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太湖盆地的墓葬种类明显比较单一，但也有例外，如杭州发现了一座带三个墓室的大型分段式墓葬[118]，在衢县（今杭州衢江区）发现了一座带耳室的墓葬[119]，在金华发现了两座双室墓[120]，黄岩还发现了一座长方形墓、六座刀形墓和八座“凸”字形墓，都位于浙江沿海地区[121]。这个地区在墓葬形制上从西晋到南朝似乎都非常守旧，发现了很多东晋时期的传统的长方形、刀形和“凸”字形墓，但无一多室墓。唯一的创新可能出现在绍兴东南嵊县（今嵊州市）的两座墓中，两墓的墓底铺有多条排水管（图4.47）[122]。这个地区直到隋代才出现大墓，“凸”字形墓的墓底面积也在8平方米的基础上翻倍了。
1706969735
1706969736
1706969737
1706969738
1706969739
图4.47 浙江嵊县某墓平、剖面图
1706969740
1706969741
从南京沿长江逆流而上，马鞍山、芜湖以及更近内陆的地区比三吴墓葬的形制更加单一。现已发现的大量散见于各地的吴至西晋墓葬，主要是长方形墓和“凸”字形墓，也发现了双室墓，其中一座双室墓和两座“凸”字形墓都带有耳室，此外还发现了几座早期形制的圆形墓。随葬品方面最有意思的发现是位于马鞍山的朱然墓（卒于赤乌十二年，即公元249年），是一座双室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漆器[123]。这个地区发现的唯一东晋墓是位于马鞍山的一座圆形墓，除此之外的南朝墓葬并未见诸报道。隋以后的墓葬面积相当大，而且结构复杂，似乎表明国家的统一带来了建造大墓所需的资源和安全保障。
1706969742
1706969743
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晋室南渡之后，长江下游墓葬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京以外大墓的突然消失，这些大墓的主人当属世居豪族。三吴地区不见一座大墓，而此前大墓非常常见。这一时期见诸报道的四座大墓都位于镇江（当时朝廷控制的北府兵就驻扎于此），不过墓葬面积（平均为11.98平方米）还是比早期大墓（平均为17.9平方米）要小。在整个东晋时期，南京以南地区总共只发现了三座圆形墓，墓主可能也是世居豪族[124]。由于三吴以外地区仍有大墓的存在，所以大墓在三吴地区的消失可能并不意味着埋葬习俗的改变。从文献记载可知，当时的南人在本地仍有很大的影响，无疑他们并没有屈服于北人。但是随着晋室定都南京，朝廷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变得更为严格。假如有关节葬的律令对墓葬的规模也有限制的话（当时的律令对随葬品的使用是确有限制的），那么现在这些南方世族更加不太可能无视这些律令了。吴和西晋大墓的主人都是地方豪强，他们在效忠朝廷的同时，也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一旦晋室南迁，朝廷就不必再迁就这些南京附近的地方军阀了，事实上还把他们当成了一种威胁。地方豪强修建大墓极有可能引起朝廷的不快，曾有一位周氏妇女的葬礼规格甚高，送葬者达千余人，结果引起东晋早期军阀王敦的怀疑，并招致灭族之祸[125]。所以地方豪强必须刻意保持低调。正因如此，东晋以后的大墓都是皇家墓葬，那些可能会威胁到皇族绝对统治地位的人是绝不敢修建这样的大墓的。
1706969744
1706969745
2.长江中游地区
1706969746
1706969747
溯长江而上的长江中游地区包括现在的湖南北部、湖北、江西北部。
1706969748
1706969749
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战略要地，三国时期是各方必争之地[126]。鄂城（时称武昌）是吴国的重要据点，实际上也是它的“西都”[127]。这里发现了100余座从东汉末年至东吴时期（公元196～280年）的墓葬，表明该地区在东吴政权中的重要性[128]。这些墓葬沿袭了汉代的墓葬形制，但开始趋于简化。与长江下游一样，这里的大型多室墓（长度超过6米者）兼具分段式和长方形两种形制，其中分段式的墓葬有甬道和两个墓室，前室宽于后室，前后二室以甬道相连，并不只是象征性的券门。前室一般是穹隆顶，早期墓葬还延续着东汉常见的穹隆顶形制，但晚期墓葬（东吴中期以后）开始使用四隅券进顶。这种四隅券进顶更为结实，也更便于覆盖墓室。如果前室采用券顶，墓室就是长方形，长边与墓葬的中轴线垂直；如果采用穹隆顶，墓室则多为方形。一般认为前室是祭祀的场所，所以墓顶需做得较高，而对放置棺木的后室而言，券顶就已足够（图4.48）[129]。
1706969750
1706969751
1706969752
1706969753
1706969754
图4.48 湖北鄂城一组多室墓的平面图
1706969755
1706969756
与南京地区一样，鄂城发现的绝大多数早期小型墓都是砖室墓，但也有一些竖穴土坑墓。单室砖墓都是长方形，墓顶为券顶或叠涩顶，如果有甬道，甬道一般位于墓室中部或者偏于一侧。四隅券进式的墓顶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形式，也是我们对墓葬进行断代的一个依据，但总体来说，墓葬的形制变化并没有遵循某个单一的发展轨迹[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