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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仅发现了两座六朝墓葬，但都非常有意思。一座发现于昆明西北的姚安，此处位于通往大理的道路北侧，是一个由座座山脉分隔的宽阔河谷地带，属于长江流域。根据墓砖铭文，可知墓葬的年代为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形制并无特别之处，是一座带券顶的分段式墓葬，面积11.2平方米；特殊之处在于，在这座石结构的墓里大量用砖，用在前甬道顶部、中甬道门槛、后室正壁上段，以及墓室地面，其中后室有两层铺地砖。这是依据中原模式创造出来的一种石结构墓葬，实在是匠心独具（图4.8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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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9 云南姚安阳派水库晋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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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0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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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座见诸报道的墓葬发现于昭通，昭通位于云南最东北部毗邻长江处，过江即到四川。这是一座用石板搭建的墓葬，面积为3平方米，墓顶为覆斗形，高2.2米（图4.90），顶口以一块32平方厘米的石板覆盖，上刻一朵覆莲。墓底铺有两层地砖，可能取材于某座汉墓。墓门由两块石板搭成，朝向一条低矮的斜坡墓道，墓道也由石块和石板砌成，内设两个壁龛，墓葬内原有一条排水沟通向墓外。墓葬上部有高5.2米、底长29米、宽24米的封土，这座墓葬是工人从封土里取土烧砖时无意发现的。该墓形制与四川忠县崖墓非常相似[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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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墓葬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的壁画，在墓室内壁先涂一层灰泥，然后作画。每道墓壁上以一条花纹带分成上下两栏，上栏是象征流云的波浪纹，北壁和南壁分别绘有两个和四个小圆圈，可能代表星星，东壁绘有一只红球，旁落一只乌鸦，代表着太阳；每壁还相应地绘有代表方位的动物形象，北壁是龟蛇缠绕的玄武，东壁是青龙，西壁有白虎，南壁是朱雀。此外，还有各种莲花、骑士、楼阁、鸟、兽以及手持青草喂龙的所谓“玉女”，这些形象多有榜题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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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栏描绘的是人间世界，正壁为端坐于榻上的墓主人形象，右手持麈尾。墓主人左右排列着侍从、武器和仪仗架（图4.91）。通过铭文可知墓主姓霍，曾在云南和四川的地方政府和军中任职，卒年66岁，时任湖北江陵上游不远处的一个郡牧，昭通可能是其故乡，在公元385～394年归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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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1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北壁壁画（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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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2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东壁壁画（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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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姓墓主可能是当地一位较有影响的人物，曾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因对朝廷有功而入仕。通过霍氏的仕宦经历，可以了解东晋流亡朝廷之外的政府组织结构，东晋正是依赖这样的政府结构来管理着王国的边远地区。墓葬的东西两壁绘有死者的部曲形象，东壁人物手持长方形旌旗，下有手持长矛、身披铠甲的骑马武士，马身也披铠甲（图4.92）。西壁绘有四列部曲：最上面的一列手持环首剑，其下两列人物的发式和披肩极似今天的彝族装束，最下面的一列为骑马武士（图4.93）。前壁的下栏绘有一所带山墙的房屋，旁边立有一位盔甲武士和两个汉字状的图案，可能代表了某种辟邪物，不过它所代表的含义已经无从知晓（图4.94）。这些壁画不仅使我们管窥到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面貌，而且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信仰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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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3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西壁壁画（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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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4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南壁壁画（摹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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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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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从地形上大致可以分为东边的四川盆地和西边的四川高原。四川盆地肥沃富饶，长江流经南缘，众多河流汇入长江。三国时期曾是蜀国的核心地带，六朝时期一直为南朝所控制，公元6世纪中叶西魏占领此地之后，拉开了征服南朝的序幕。这个地区的大多数考古遗存都发现于今天的重庆（古称巴）和成都（古称益），以及盆地周围的群山之中和长江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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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流行在崖壁上开凿墓葬，被称为岩墓或崖墓，这是四川墓葬最具特色之处，也是墓葬形式随环境改变的又一例证。这类墓葬的建造程序是，先在倾斜的崖壁上凿出一道口子形成墓道，待墓底稍加平整之后，再从岩石中开辟墓门以及墓室[178]。四川地区有一些非常精致的东汉多室崖墓，往往一座墓葬中会安葬多具遗体（但也就2～3具），遗体旁放着大量随葬品，如成都天迴M3有8个墓室，内葬14具遗体[179]。汉代灭亡后，社会的动乱使得埋葬的规模也随之变小，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钱币作为随葬品在墓葬中开始减少。在汉墓中，以数百枚用麻绳串起来的钱币作为随葬品非常常见，但在汉以后的墓葬中，随葬铜钱总共只有10枚左右，用树枝串在一起[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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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汉代的衰亡对墓葬产生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地方经济条件也是引起墓葬变化的重要原因。这种墓葬形制上的过渡情况，可以忠县境内离长江支流上游不远处的涂井崖墓为例。涂井墓葬不如上述墓葬精致，但随葬品却很丰富。在已发掘的15座墓中，有7座单室墓（图4.95）、3座双室墓（图4.96），其余5座为多室墓（图4.97）。墓葬中除出土了3000多枚铜钱，还有600多件其他随葬品。墓葬的奢华可能反映了当地盐业生产的兴盛情况。根据出土铜钱，可知15座墓中只有一座是东汉晚期的，其余的都被认为属于蜀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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