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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1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北壁壁画（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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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2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东壁壁画（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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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姓墓主可能是当地一位较有影响的人物，曾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因对朝廷有功而入仕。通过霍氏的仕宦经历，可以了解东晋流亡朝廷之外的政府组织结构，东晋正是依赖这样的政府结构来管理着王国的边远地区。墓葬的东西两壁绘有死者的部曲形象，东壁人物手持长方形旌旗，下有手持长矛、身披铠甲的骑马武士，马身也披铠甲（图4.92）。西壁绘有四列部曲：最上面的一列手持环首剑，其下两列人物的发式和披肩极似今天的彝族装束，最下面的一列为骑马武士（图4.93）。前壁的下栏绘有一所带山墙的房屋，旁边立有一位盔甲武士和两个汉字状的图案，可能代表了某种辟邪物，不过它所代表的含义已经无从知晓（图4.94）。这些壁画不仅使我们管窥到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面貌，而且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信仰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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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3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西壁壁画（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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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4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南壁壁画（摹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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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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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从地形上大致可以分为东边的四川盆地和西边的四川高原。四川盆地肥沃富饶，长江流经南缘，众多河流汇入长江。三国时期曾是蜀国的核心地带，六朝时期一直为南朝所控制，公元6世纪中叶西魏占领此地之后，拉开了征服南朝的序幕。这个地区的大多数考古遗存都发现于今天的重庆（古称巴）和成都（古称益），以及盆地周围的群山之中和长江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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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流行在崖壁上开凿墓葬，被称为岩墓或崖墓，这是四川墓葬最具特色之处，也是墓葬形式随环境改变的又一例证。这类墓葬的建造程序是，先在倾斜的崖壁上凿出一道口子形成墓道，待墓底稍加平整之后，再从岩石中开辟墓门以及墓室[178]。四川地区有一些非常精致的东汉多室崖墓，往往一座墓葬中会安葬多具遗体（但也就2～3具），遗体旁放着大量随葬品，如成都天迴M3有8个墓室，内葬14具遗体[179]。汉代灭亡后，社会的动乱使得埋葬的规模也随之变小，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钱币作为随葬品在墓葬中开始减少。在汉墓中，以数百枚用麻绳串起来的钱币作为随葬品非常常见，但在汉以后的墓葬中，随葬铜钱总共只有10枚左右，用树枝串在一起[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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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汉代的衰亡对墓葬产生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地方经济条件也是引起墓葬变化的重要原因。这种墓葬形制上的过渡情况，可以忠县境内离长江支流上游不远处的涂井崖墓为例。涂井墓葬不如上述墓葬精致，但随葬品却很丰富。在已发掘的15座墓中，有7座单室墓（图4.95）、3座双室墓（图4.96），其余5座为多室墓（图4.97）。墓葬中除出土了3000多枚铜钱，还有600多件其他随葬品。墓葬的奢华可能反映了当地盐业生产的兴盛情况。根据出土铜钱，可知15座墓中只有一座是东汉晚期的，其余的都被认为属于蜀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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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5 四川涂井某单室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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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6 四川涂井某双室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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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7 四川涂井某多室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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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8 四川涂井墓葬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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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葬品中有9把环首铁剑，长度在101厘米～124厘米之间，分别安放在死者身旁。随葬品中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158件模型和俑，包括家畜、家禽、池塘和建筑模型（10件），其中部分随葬品已见于第三章的描述。100件陶俑中有65件出自同一座墓葬M5中（图4.98），其余陶俑分别发现于M9、M12、M13中，分别代表了伎乐、舞者以及奴仆，只有3件俑手持武器，其中一件是妇女形象。这些俑与天迴汉墓所见十分相似，不同的是陶器的类型和青瓷的数量。根据墓中出土钱币，推测这批墓葬的年代要稍晚一些[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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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这类崖墓的另一个地点是昭化，位于从重庆逆流而上的嘉陵江沿岸，毗邻川甘边界。这批墓葬中有32座单室墓，墓葬形制为前窄后宽，除了后壁是直壁，其他各壁都略微向外起弧，墓顶呈拱券形，券拱从墓顶一直延至两侧的墓底（图4.99）。墓室地面朝墓门微微倾斜以便于排水，一般从墓门沿着墓道凿有排水沟，一直通向崖边。墓门以砖封堵，其余砖块和岩石则作为障碍堆垒在门口。墓室深度不一，1.2米～2.4米不等，平均1.99米。还有一些规模更小的墓葬带有简单的壁龛，似乎专为埋葬儿童而建。在32座墓中，半数以上带有砖砌或石砌的棺床，棺木只残留有棺钉和木屑。从墓中随葬品和残留的骨骼碎片可知，多数墓中的死者头向后方（14座墓葬中，11座有这种现象）[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