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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流行在崖壁上开凿墓葬，被称为岩墓或崖墓，这是四川墓葬最具特色之处，也是墓葬形式随环境改变的又一例证。这类墓葬的建造程序是，先在倾斜的崖壁上凿出一道口子形成墓道，待墓底稍加平整之后，再从岩石中开辟墓门以及墓室[178]。四川地区有一些非常精致的东汉多室崖墓，往往一座墓葬中会安葬多具遗体（但也就2～3具），遗体旁放着大量随葬品，如成都天迴M3有8个墓室，内葬14具遗体[179]。汉代灭亡后，社会的动乱使得埋葬的规模也随之变小，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钱币作为随葬品在墓葬中开始减少。在汉墓中，以数百枚用麻绳串起来的钱币作为随葬品非常常见，但在汉以后的墓葬中，随葬铜钱总共只有10枚左右，用树枝串在一起[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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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汉代的衰亡对墓葬产生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地方经济条件也是引起墓葬变化的重要原因。这种墓葬形制上的过渡情况，可以忠县境内离长江支流上游不远处的涂井崖墓为例。涂井墓葬不如上述墓葬精致，但随葬品却很丰富。在已发掘的15座墓中，有7座单室墓（图4.95）、3座双室墓（图4.96），其余5座为多室墓（图4.97）。墓葬中除出土了3000多枚铜钱，还有600多件其他随葬品。墓葬的奢华可能反映了当地盐业生产的兴盛情况。根据出土铜钱，可知15座墓中只有一座是东汉晚期的，其余的都被认为属于蜀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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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5 四川涂井某单室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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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6 四川涂井某双室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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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7 四川涂井某多室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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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8 四川涂井墓葬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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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葬品中有9把环首铁剑，长度在101厘米～124厘米之间，分别安放在死者身旁。随葬品中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158件模型和俑，包括家畜、家禽、池塘和建筑模型（10件），其中部分随葬品已见于第三章的描述。100件陶俑中有65件出自同一座墓葬M5中（图4.98），其余陶俑分别发现于M9、M12、M13中，分别代表了伎乐、舞者以及奴仆，只有3件俑手持武器，其中一件是妇女形象。这些俑与天迴汉墓所见十分相似，不同的是陶器的类型和青瓷的数量。根据墓中出土钱币，推测这批墓葬的年代要稍晚一些[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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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这类崖墓的另一个地点是昭化，位于从重庆逆流而上的嘉陵江沿岸，毗邻川甘边界。这批墓葬中有32座单室墓，墓葬形制为前窄后宽，除了后壁是直壁，其他各壁都略微向外起弧，墓顶呈拱券形，券拱从墓顶一直延至两侧的墓底（图4.99）。墓室地面朝墓门微微倾斜以便于排水，一般从墓门沿着墓道凿有排水沟，一直通向崖边。墓门以砖封堵，其余砖块和岩石则作为障碍堆垒在门口。墓室深度不一，1.2米～2.4米不等，平均1.99米。还有一些规模更小的墓葬带有简单的壁龛，似乎专为埋葬儿童而建。在32座墓中，半数以上带有砖砌或石砌的棺床，棺木只残留有棺钉和木屑。从墓中随葬品和残留的骨骼碎片可知，多数墓中的死者头向后方（14座墓葬中，11座有这种现象）[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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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9 四川昭化M7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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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0 四川昭化M23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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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1 四川昭化M19、M20墓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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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3（图4.100）出土了一枚“阴平太守”铜印章。阴平位于昭化上游，即今甘肃省文县地区，曾是曹魏的一个郡，所以当时这个地区可能地属曹魏而非蜀汉。出土印章表明这是阴平太守与妻子的合葬墓，尽管墓葬未被盗扰，但少得可怜的奢侈随葬品只有3枚银发钗、17颗玻璃珠以及两个小炭雕。与墓群中的其他墓葬一样，这座墓反映了当时总体上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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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平均深度在1.99米的昭化崖墓群，附近还发现了一批规格稍高的崖墓群，平均深度在2.04米。这批墓葬同样是后部稍宽，不过券顶没那么高（图4.101）。由于缺乏断代的依据，这批墓葬只能被大致断为六朝时期，无法进行更精确的断代[183]。大致属同一地区的涪江流域的漳明也发现了一些形制相似的墓葬，这里涪江流经的河谷与嘉陵江河谷平行。这个地区的墓葬随葬品更为稀少，但与昭化一样，男性都以一把铁刀或短剑随葬，也许反映了此类边疆地区对安全的重视[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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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的平原地区也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建造的是砖室墓。成都附近的五道渠墓就是一例，根据墓中出土的大量钱币，可将其断为蜀汉时期。这是一座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墓门两旁排列着一些较为特殊的柱子（图4.102）。墓砖侧面印有钻石状图案，错缝平砌。墓中较特殊的发现是一盏铜灯，为龟蛇缠绕的玄武形，象征着北方（图7.1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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