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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第140页；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第6期，第10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第10页。最后一篇简报认为，天井在边疆地区的使用是随着边疆纳入中原版图而由中原地区传入的，笔者认为可能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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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小舟对这三个地区有明确的界定，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第19～43页；刘彦军：《简论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北方墓葬》，《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第100～106页，该文并未对墓葬进行分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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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国志》卷2；《资治通鉴》卷69。通过对西晋惠帝皇后乳母徐美人墓葬（元康九年，公元299年）的考察，当时葬礼的花费略见一斑。据其墓志记载，皇帝赐钱五百万、绢布五百匹，以供丧事。参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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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小舟的墓葬分类标准可能主要基于墓的大小，她将某些类型特别界定在公元190～317年的三四十年间。不过依据少量的纪年墓葬以及短暂的时代划分来建立发展模式，说服力似乎有所欠缺，参见《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第36～37页。将曹魏和西晋视为一个时代单元也许更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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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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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69页及图1-2、图版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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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第314～318、313页。此墓的最早报告参见李宗道、赵国璧《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第51～53页。该墓被移入洛阳古墓博物馆，并进行了完整的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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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第1期，第70～73页。该墓出土墓志记录了每具遗体的身份及在墓里的位置，该墓也被移入洛阳古墓博物馆，前室的穹隆顶得以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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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齐东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祔葬墓》，《考古》1991年第10期，第943～949、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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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鄂州市博物馆：《鄂州市泽林南朝墓》，《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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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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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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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外廓城内丛葬墓发掘》，《考古》1992年第1期，第2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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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年第8期，第721～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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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考古》1985年第8期，第726～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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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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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未刊论文Keith Knapp（南恺时），“Clay Roosters Cannot Lord over Mornings：The Meanings of Austere Burials in Medieval Death Testaments.”以及沙忠平《魏晋薄葬论》，《文博》2001年第3期，第30～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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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第114～118、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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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第21～24页。死者之夫王浚的传记见于《晋书》卷39。在当时的动乱中，他曾试图建立自己的王国，但最终成了石勒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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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墓》，《文物》2001年第4期，第5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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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61～69页。山西和陕西不见魏晋墓的报道，陕西不见魏晋墓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秦始皇陵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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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6期，第285～287页。在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第22页，该墓属于Ⅱ型3式，在第23页有具体的描述，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该墓的断年主要依据大量的陶器和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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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长安县北朝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第57～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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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5年洛阳涧西区北朝及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第95～105页。由于一般只发表较具吸引力的墓葬，而常忽略内容不太丰富的墓葬，所以这个报告就显得尤其重要。能确定年代的墓葬一为北齐、三为隋、一为唐，另一座断为北周的墓葬见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报告《洛阳涧水东岸发现一座北周墓葬》，《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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