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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孙太初：《云南姚安阳派水库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第2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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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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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关于死者身份以及霍氏部曲汉彝融合问题的讨论，见《文物》1963年第12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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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六朝时期的崖墓发现于重庆、成都、江油、广元、忠县、中江、德阳、三台、盐亭、绵阳等地。参见绵阳博物馆《四川绵阳西山六朝崖墓》，《考古》1990年第11期，第1029页；罗二虎《四川崖墓开凿技术探索》，《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第37页，该文对崖墓的开凿方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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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刘志远：《成都天迴山崖墓清理记》，《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87～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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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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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第49～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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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第109～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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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张彦煌、龚廷万：《四川昭化宝轮院屋基坡崖墓清理记》，《考古》1958年第7期，第2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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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石光明、沈仲常、张彦煌：《四川彰明县常山村崖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5期，第38～43页；石光明、沈仲常、张彦煌：《四川彰明佛儿崖墓葬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第3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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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崇庆县文化馆：《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文物》1984年第8期，第46～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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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沈仲常：《成都扬子山的晋代砖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第95～102页；另一座墓与此相似，发现了“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的纪年砖，由此可知二墓都属晋代。这座纪年墓可能就是沈仲常所报道的墓葬之一，参见沈仲常《成都扬子山发现六朝砖墓》，《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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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新繁清白乡古砖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第7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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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黄承宗：《西昌东汉魏晋时期砖室墓葬调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第1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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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牧马山灌溉渠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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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五章 皇室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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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代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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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极具特色的墓葬建筑的各方面在当时的皇室墓葬里都有所反映，并得到了扩展。尽管考古资料的不完整性妨碍了我们对六朝皇室墓葬发展情况的全面把握，汉末和三国之初的政治经济危机也给墓葬制度带来了一些突变，但六朝早期的皇室墓葬还是反映出汉代埋葬模式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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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帝陵以其高大的封土，以及妻妾和高官的陪葬墓为特征，西汉帝陵还以围墙将陵园、享堂及其他附属建筑包围起来，其中也包括侍奉死者的侍仆们的生活设施，侍仆们一如皇帝在世一样，事无巨细地侍奉着死去的皇帝，甚至包括日常的沐浴与更衣。东汉时，帝陵建筑简化，围墙被屏篱（行马）所替代，尽管在陵墓东侧仍有守陵者的住处，在封土之前仍立有石室，但所谓的陵域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帝陵仍存在高大的封土，所以它们的位置很明确，帝陵本身都没有发掘，内部结构并不清楚，但应该与已经发掘的诸侯王墓如大葆台汉墓和满城汉墓非常相似[1]。有人认为帝陵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因此，拥有广阔陵区和配套建筑的秦和西汉陵墓也反映出朝廷的强大实力。但是到了东汉时期，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增长和朝廷权势的减弱，东汉帝陵的规模也有所缩小。也正因为朝廷的势衰，一些新的埋葬措施在此后的三国时期得以迅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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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二 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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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对于曹魏墓葬的了解都来自文献记载。曹操（公元155～220年）在北方地区掌控政权后，曾试图对墓葬的规模和大小进行严格的限制，对自己的陵墓也不例外。他以国家经济凋敝为由，颁布了一系列的“薄葬”诏令。去世前曾预作终制，特别要求“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2]。曹操的继承人、儿子曹丕（公元187～226年）曾预做了一份长长的详细的遗诏，指出厚葬之墓易于被盗，施行薄葬反而更能尽孝[3]。尽管曹操父子都不是这项理性的薄葬制度的首倡者，但他们可能很好地影响到了实际的埋葬行为。在整个六朝时期，包括皇室墓葬在内的所有墓葬，似乎都没有以前那么奢华了。当然，埋葬简化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由于现实的经济状况，而不是由于朝廷的政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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