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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170696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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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七 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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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帝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神道”[65]，即通向陵墓之路，两侧以一组石刻作为标记，包括石像生、石柱和石碑等。其中一些配置很早就已出现，如众所周知的西汉霍去病墓前石刻群，以及那些散布各处的石兽等，但这些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神道[66]。东汉开始出现了较为完善的配置，包括踏步前行的虎形石兽（通常带翼，或以人像代替），连同纪念性的阙楼和石碑，后者常由龟趺背负，碑上有一个穿洞，是用来拴绳子下棺入墓中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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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早期反对汉墓的陈设奢华之风，不但直接针对墓内设施，而且也针对这些地表的石刻。魏文帝曹丕在遗诏中对包括神道在内的墓葬都做了预先安排[68]。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晋武帝司马炎特别指斥石兽和石碑为“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他认为这些设施伤财害民，于是下令禁立石兽碑表，将所见一并加以捣毁[69]。这一诏令可能在武帝以后的西晋时期得以成功实施，但到了东晋，树碑立表之风再度兴起。根据《宋书》，晋室在定都南京之后的太兴元年（公元318年），由于顾荣（卒于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对晋王朝立足南方有功，特许其墓前立碑。文献还提到，在以后数百年里，也有一些显赫的官员曾私下采用这些地面标记物，但后来被再度禁止[70]。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在梁的统治下，官员墓葬可以用石柱来标记名字和官衔，但石刻（包括人和兽）和石碑仍被明文禁止[71]。至隋代，官员可以在墓前立碑，但高度、形制、基座样式皆由官方严格限定，个别具有特别嘉好品行之人在特殊情况下，即便没有官职，也会被特赐立碑[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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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帝陵的石刻和其他神道纪念物仅存于文献中[73]，不过在南京地区还是发现了30多处刘宋至陈的这类遗物。也许这些纪念物的设立原则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只有皇族成员（包括皇帝及宗亲）才能按规定享此礼遇。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组神道石刻是萧秀（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卒）墓石刻，他是梁的建立者萧衍之弟，神道石刻包括石兽一对、凹槽纹石柱一对和石碑数座（图5.20）。由于其他地点的石刻都已残缺不全，因此并不清楚神道石刻的组合是否因时代或地位不同而改变，不过至今还没有发现超出萧秀墓石刻组合的。在丹阳陵口（“陵口”意即通往陵墓之入口）附近发现了一对石兽，可能是通往某个帝陵入口的标记，在此附近有三座帝陵。但这对石兽属于哪座帝陵还不得而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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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 南朝梁萧秀墓神道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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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兽的风格显然源自东汉，不过汉代石兽往往做成灵活的猫科动物形象[75]。六朝最早的一例是刘裕墓的石兽，有程式化的翼和毛发，下巴上的胡须直垂至胸，胸部比汉早期石刻突出更甚，头部更加高昂，尾部卷曲如蛇。公元6世纪早期的梁代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一般称之为狮子，有一条垂舌直挂至胸前，取代了早期下巴上的胡须，装饰较以前简化，鬃鬣的刻画方式多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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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饰有凹槽纹的柱子取代了汉代的阙或门楼，这种情况在汉代晚期即已萌芽[77]，顶上有华丽的平面圆盖和微型神兽，还有匾额用来标志神道主人。在可以确定为神道的30多处遗址中，只有6处尚存这样的石柱。萧景墓前的石柱柱额非常特殊，额上镌刻的字体是反书，如照在镜中一样，字体左右颠倒。有人推测这样是为了方便亡灵阅读，当然也有不同意见[78]。柱子立于龙形基座上，柱顶刻有多种浮雕装饰，柱身上的凹槽纹似乎源自希腊[79]。巫鸿认为，这种柱子不能看成是从汉阙发展而来，而是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表达了卓越和启迪的意图[80]。龟趺石碑上的文字大部已经漫漶不清[81]，但有的边饰和局部得以留存下来[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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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石像生的发现地点往往与墓葬有一定的距离，一千米左右，因此有人推测可能有一条通向墓葬的道路。除此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地面建筑或墙基的遗迹，这点与前述西晋的情况不同。现在仅存这些雄伟的神兽，虽经千百年的岁月沧桑，仍在凄楚地诉说着曾经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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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的北方地区可能有神道。有证据显示，即使普通百姓也可以在墓前立石兽、石碑和石柱[83]，不过留存下来的很少，而且都很粗劣。北方石兽的实例有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的翼马（属匈奴族建立的赫连夏，公元407～431年）[84]；还有两件石兽，一件出自邙山北魏孝庄帝（卒于建明元年，公元530年）陵的卧狮[85]，另一件是西魏的立式翼虎[86]。此外，还发现有侍立武士像，一件发现于孝庄帝陵（图5.21），另一件来自宣武帝（卒于延昌四年，公元515年）景陵。这些石刻非常巨大，前一件高3.14米，后一件无头，高2.89米，是此类石刻中所知年代最早的，而且首开唐以后在神道两侧布列大量侍从、文官武吏之先河[87]。有人认为北魏之所以将这些石刻置于地表，一改秦始皇以来置于地下的传统，意在强化北魏对中原地区的控制[88]。这些石刻极有可能受到了南朝的影响，就像当时文化的其他很多方面一样，不过也出现了一些北方的地方特色。虽然唐朝的神道朝着迥异于南朝的方向发展，但其最初的动力应该还是来自南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这些石人雕像与草原突厥人将被征服者的雕像置于墓前的做法是否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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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北魏武士石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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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第522～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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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国志》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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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国志》卷2。关于薄葬，参见Mu-chou Poo（蒲慕洲），“Ideas concerning Death and Burial in Pre-han and Han China，” Asia Major，3rd series，3.2（1990）：25-62；Keith Knapp（南恺时），“Clay Roosters Cannot Lord over Mornings：The Meanings of Austere Burials in Medieval Death Testaments.” Unpublished ms.；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133～143页；杨泓《谈中国汉唐之间葬俗的演变》，《文物》1999年第10期，第60～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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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炜认为厚葬是社会精英阶层为了显示孝道，并借此取得举孝廉资格的一种途径，也是他们入仕并维持自己地位的必要手段。曹操唯才是举，于是颁布法令以薄葬取代旧有的丧葬模式。参见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第62页。这个观点虽然有些牵强，但也不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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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座墓被认为是卒于甘露五年（公元260年）的废帝曹髦的墓葬，参见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第61页。在黄明兰和苏建的文章中，对墓主人身份并无这样的推测，参见黄明兰、苏建《洛阳古墓博物馆》，北京，朝华出版社，1987，第39～40页。在一件铁质帐钩上发现了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的纪年，但该物并不属于墓葬本身。玉杯的图片参见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文物集粹》，北京，朝华出版社，1990，第76页，图版59。刘炜将该墓与安徽发掘的曹操宗族成员墓葬进行了对比，他指出，虽然这位废帝的身份显然高于那些早期曹氏宗族成员，但墓室大小或建筑精细程度都远不如那批早五六十年的墓葬。参见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第61～62页。魏鸣也持同样的观点，参见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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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玉新：《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第7～17页，特别是第14页；《三国志》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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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晋书》卷20；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134页；Hung Wu，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pp.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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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135～136页。正如魏鸣所说，关于孙权墓的位置至少还有两种说法，但这一说法是最可靠的。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第64～65页）认为东吴早期延续着汉代厚葬的习俗，后来受曹魏影响，尽管地表十分简略，“不封不树”，但墓室内部仍保留着奢华的建造工艺和墓内陈设。《三国志》卷48注引《抱朴子》详细记载了吴景帝时（公元258～263年）扬州古冢被掘之事，葛洪认为该冢是魏公主之墓，可能是汉代的；此外，《三国志》卷50《江表传》也记载了东吴末帝孙皓为其夫人在苑中建墓的故事，不过这种情况应该只是特例，并不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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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第62～63页。据说清代尚存神道石兽和石刻武士，现在除了封土，其他设施皆为清代遗存。刘备去世时诸葛亮已成为蜀国的实际统治者，诸葛亮本人也倡导薄葬，所以诸葛亮向后主的进言实际上也是刘备的夙愿，那就是将葬礼尽量简化。参见《三国志》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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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晋书》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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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宋书》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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