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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第522～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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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国志》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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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国志》卷2。关于薄葬，参见Mu-chou Poo（蒲慕洲），“Ideas concerning Death and Burial in Pre-han and Han China，” Asia Major，3rd series，3.2（1990）：25-62；Keith Knapp（南恺时），“Clay Roosters Cannot Lord over Mornings：The Meanings of Austere Burials in Medieval Death Testaments.” Unpublished ms.；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133～143页；杨泓《谈中国汉唐之间葬俗的演变》，《文物》1999年第10期，第60～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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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炜认为厚葬是社会精英阶层为了显示孝道，并借此取得举孝廉资格的一种途径，也是他们入仕并维持自己地位的必要手段。曹操唯才是举，于是颁布法令以薄葬取代旧有的丧葬模式。参见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第62页。这个观点虽然有些牵强，但也不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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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座墓被认为是卒于甘露五年（公元260年）的废帝曹髦的墓葬，参见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第61页。在黄明兰和苏建的文章中，对墓主人身份并无这样的推测，参见黄明兰、苏建《洛阳古墓博物馆》，北京，朝华出版社，1987，第39～40页。在一件铁质帐钩上发现了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的纪年，但该物并不属于墓葬本身。玉杯的图片参见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文物集粹》，北京，朝华出版社，1990，第76页，图版59。刘炜将该墓与安徽发掘的曹操宗族成员墓葬进行了对比，他指出，虽然这位废帝的身份显然高于那些早期曹氏宗族成员，但墓室大小或建筑精细程度都远不如那批早五六十年的墓葬。参见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第61～62页。魏鸣也持同样的观点，参见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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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玉新：《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第7～17页，特别是第14页；《三国志》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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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晋书》卷20；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134页；Hung Wu，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pp.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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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135～136页。正如魏鸣所说，关于孙权墓的位置至少还有两种说法，但这一说法是最可靠的。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第64～65页）认为东吴早期延续着汉代厚葬的习俗，后来受曹魏影响，尽管地表十分简略，“不封不树”，但墓室内部仍保留着奢华的建造工艺和墓内陈设。《三国志》卷48注引《抱朴子》详细记载了吴景帝时（公元258～263年）扬州古冢被掘之事，葛洪认为该冢是魏公主之墓，可能是汉代的；此外，《三国志》卷50《江表传》也记载了东吴末帝孙皓为其夫人在苑中建墓的故事，不过这种情况应该只是特例，并不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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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第62～63页。据说清代尚存神道石兽和石刻武士，现在除了封土，其他设施皆为清代遗存。刘备去世时诸葛亮已成为蜀国的实际统治者，诸葛亮本人也倡导薄葬，所以诸葛亮向后主的进言实际上也是刘备的夙愿，那就是将葬礼尽量简化。参见《三国志》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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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晋书》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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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宋书》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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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晋书》卷1。首阳山位于河南偃师西北约10公里的邙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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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六臣注文选》卷38注引郭缘生《述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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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两方墓志的讨论，参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84页及注5；更深入的讨论参见蒋若是《从荀岳左芬两墓志中得到的晋陵线索和其他》，《文物》1961年第10期，第49～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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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第1096～1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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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上引报告称仅发掘了两座墓葬，所以其他墓葬的大小和内部结构不是很清楚，如该报告第1107页表中的铺地砖以及盗洞的位置仅是通过已发掘的二墓所做的推测，并未对所有墓葬进行发掘，当然也有可能做过一些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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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第1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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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六臣注文选》卷38引傅季友文及李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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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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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罗宗真：《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综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第358～366页，其中有地图和图表。需要注意的是，在第365页的表中，和帝萧宝融恭安陵的墓门与上层墓门有叠压关系。该文发表时省略了原作《六朝陵墓及其石刻》中非常有价值的71则历史文献，殊为可惜。原作参见罗宗真《六朝陵墓及其石刻》，《南京博物院集刊》，1979，第79～98页。关于六朝陵墓的更多历史文献，参见Hung Wu，“Buddhist Elements in Early Chinese Art（2nd and 3rd Centuries A.D.），” Artibus Asiae 47.3-4（1986）：323，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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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第524～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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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风水选址的文献典故，参见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第529页，注58、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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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被认为是陈宣帝陵的墓葬在南京西善桥得以发掘，墓坑长45米，宽9米～11米，深30.5米以上。地面有5层铺地砖。墓室本身为10米×6.7米，面积为69.19平方米；参见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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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神道的讨论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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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第321页；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第101～102页，其中详细讨论了历代学者对文献所载诸山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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