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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宋书》卷15；李蔚然：《东晋帝陵有无石刻考》，《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第85页，该文以顾荣的墓葬为例，认为当时朝廷为了谋求南方精英阶层的支持，可能特许他们立碑，顾荣家族正是南方精英阶层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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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隋书》卷8；Alexander Coburn Soper，“Textual Evidence for the Secular Arts of China in the Period from Liu Sung through Sui（A.D.420-618），Excluding Treatises on Painting，” Artibus Asiae，Supplementum XXIV，Ascona，1967，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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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隋书》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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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Ann Paludan，The Chinese Spirit Road：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pp.53-55；刘凤君：《东汉魏晋陵墓神道石刻的造型艺术》，《美术研究》1987年第3期，第79页；但是李蔚然《东晋帝陵有无石刻考》（《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第84～86页）中又称，这些引自晚期诗歌的证据并不可信，他认为东晋帝陵前不设碑的做法，不但是由于担心被盗，而且是为了遵循晋前期统治者薄葬的愿望，同时也是希望这些墓葬仅是暂时埋葬，待收复北方后再重新安葬。参见Ann Paludan，The Chinese Spirit Road：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pp.33-35，书中提到桓温墓前的这种纪念性建筑，当时桓温是政权的实际控制者，但并未篡位，所以可能不会有如此奢华的埋葬。宋代文人陆游在游记中提到了桓温墓前的石兽、石马和石碑，但并非他亲见，参见Chun-shu Chang and Joan Smythe，South China in the Twelfth Century.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77，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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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Barry Till and Paula Swart，In Search of Old Nanking. Hongkong：Joint Publishing Co.，1982，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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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王恺：《南朝陵墓前石刻渊源初探》（《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第81页）引战国中山墓（《文物》1979年第1期图版3）出土的青铜带翼神兽，反驳有关神兽西来说。王恺认为神兽从汉至六朝风格上的变化，是为了反映帝王的威严和至高无上。他还认为汉画像砖上的有翼猫科动物形象具有驱邪的功能，这种功能也延至南朝陵寝石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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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关于这些神兽的名称，一说帝陵左边的双角兽是“天禄”，右边的独角兽是麒麟，而亲王墓前无角兽是辟邪，参见姚迁、古兵编著《六朝艺术》。不过该书第8页的英文解说中将三者混为一谈。关于这些名称的辨析及含义的详细讨论，参见刘凤君《东汉南朝陵墓前石兽造型初探》，《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第88～90页；又参见Barry Till and Paula Swart，trans.，“Two Tomb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t Huqiao and Jianshan in Danyang County，Jiangsu Province，” Chinese Studies in Archaeology，Winter（1979-1980）：120，n.20。显然这些名称在不同著作中所指不一，参见王恺文第81页及Ann Paludan，The Chinese Spirit Road：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pp.42ff。关于神兽的来源和风格问题，参见管玉春《试论南京六朝陵墓石刻艺术》，《文物》1981年第8期，第61～64页，他认为当时的带翼神兽造型也出现在同时期的虎子和水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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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王恺：《南朝陵墓前石刻渊源初探》，《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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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巫鸿对这种反书文字进行了解释，认为文字的反转让观者产生感知上的转换，参见Hung Wu，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78。我认为这种反书文字可能与墓葬中常见的镜子作用类似，透过镜子可以感知另一个世界。类似的反书文字也出现在墓中的砖瓦上，参见简又文《广东书画鉴藏记》，《广东文献》第2卷第4期，1972，第13页，其中收录了一件藏于香港美术博物馆的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的瓦，另参见祁海宁、华国荣和张金喜《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8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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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Ann Paludan，The Chinese Spirit Road：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pp.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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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Hung Wu，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p.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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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萧耽墓例外，参见姚迁、古兵编著《六朝艺术》，图版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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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Ann Paludan，The Chinese Spirit Road：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p.80，fig.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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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赵修是宣武帝（公元500～515年在位）十分赏识的一位高级官吏，父亲去世时，在首都洛阳做好石雕，并用征用来的车辆和公款将石雕运往位于今河北赵县附近的故乡，参见《魏书》卷93。苏波转引了此典故，参见Alexander Coburn Soper，“Textual Evidence for the Secular Arts of China in the Period from Liu Sung through Sui（A.D.420-618），Excluding Treatises on Painting，” Artibus Asiae，Supplementum XXIV，Ascona，1967：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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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刘凤君：《东汉魏晋陵墓神道石刻的造型艺术》，《美术研究》1987年第3期，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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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Ann Paludan，The Chinese Spirit Road：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p.82，fig.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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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Ann Paludan，The Chinese Spirit Road：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p.83，fig.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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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第802、804页，图4；刘凤君：《东汉南朝陵墓前石兽造型初探》，《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第87页，文中提到孝庄帝陵前有一对翁仲，其中一件仅存头部；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第39页。刘凤君还提到，据说前赵刘聪（卒于公元318年）墓前曾立有石人雕塑，但显然没有保存下来，参见刘凤君《东汉魏晋陵墓神道石刻的造型艺术》，《美术研究》1987年第3期，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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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陈长安：《简述帝王陵墓的殉葬、俑坑与石刻》，《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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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六章 墓内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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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墓葬中一般有三类出土物：①墓内设施，如棺椁、祭坛、帷帐和墓志；②辟邪物和象征物，如镇墓俑（含人形和兽形）、所谓“玉猪”以及弩机；③具有实用功能的日用器和明器，后者包括为服务墓主死后生活而专门制作的随葬物。尽管这样的分类有些重叠，但可以为我们的讨论搭建一个有用的框架。尽管由于频繁的盗掘活动[1]，以及因年代久远而致墓内有机物腐烂等因素，我们已经无法详尽了解墓内随葬品的本来面目，但所幸的是，仍然保存下来不少有价值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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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段时期的随葬情况，并没有太多可用的文献证据，因此无法清楚地解释墓内物品的准确含义。晋代贺循为高等级墓葬列出了随葬品清单，但他没有解释选择这些物品的原因，也没有解释它们的基本含义[2]。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到了一些他不愿意放入自己墓中的物品，其中包括一些具有明显辟邪意义的器物，他也并没有解释其中原因[3]。此外，在吐鲁番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随葬品清单（衣物疏），但都没有详述选用这些特定物品的理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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