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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南京出土陶俑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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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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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以后，北方地区的墓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墓俑的数量和种类迅猛增加，工艺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数百年间，入主北方的草原民族大大促进了中国服饰的发展。最早的实物出自呼和浩特附近的一座墓葬，其中15件墓俑并没有显示出特别出色的艺术成就，但有意思的是它们呈现出北方征服者的形象，表现了他们在征服中原之初的形象。除了那些形象怪异的武士俑，我们很容易注意到那种高高的、圆形的风帽，这表明墓俑代表的是鲜卑部落民（图6.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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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北方地区墓葬中都有大量的陶俑，大部分是武士俑。包括重装的甲骑具装俑、铠甲步兵俑、弓箭手俑等。俑群还包括吹长号、击鼓的骑马伎乐俑，以及骑马或步行的持旌旗俑。例如，在北魏都城大同附近的司马金龙墓中，出土了88件铠甲骑兵俑和122件步行俑，另有81件着典型鲜卑装的俑，这些墓俑占了全部367件俑的差不多4/5（图6.37）[97]。由于军队在北方地区明显处于支配地位，因此，这些墓葬的主人都希望生前享有的与官职和地位相称的军乐仪仗，在他们死后仍能陪着长眠于地下。同类型的仪仗行列还发现于时代略早的朝鲜冬寿墓壁画中，以及遥远的西部——嘉峪关画像砖上[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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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7 山西省博物馆藏大同出土北魏女伎乐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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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室摆放大量陶俑的做法尤其盛行于北朝东部地区（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即东魏和北齐的统治区。这样的墓葬以距东魏北齐都城较近的安阳周边最为众多。以河北为例，发现的11座晋墓中，只有2座出土了极少陶俑，但晋以后，26座墓葬中有17座（即65%）出土了1～150件或更多的墓俑，平均每座出土151件。山东的比例是40%，山西41.6%，河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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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8 东魏、北齐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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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9 东魏女侍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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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这样的墓里都有2件置于门口的重装武士，还有铠甲骑兵和裆俑（持剑或不持剑）、风帽或披肩俑（一般被认为带有外来特征，是鲜卑人的形象）、持盾或持弓的步兵俑、外国马夫俑、持旌旗俑、男女侍俑、伎乐俑（尤其是击鼓俑）和奴仆俑（图6.38）[99]。除了以前见过的发式，还出现了笼冠，即一种高高的、紧身的半透明帽子，可能由髹漆的织物制成（图6.39）。这种笼冠在六朝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宫廷服饰的组成部分[100]。这些墓俑都由合模制成，即将前后两块陶范拼合在一起，再加上单独成型的俑头。烧成之后，再在俑身上涂上一层白色的陶衣，并上彩。这些墓俑是在专门的作坊里生产的，正因如此，发现的大量墓俑都是一模一样的[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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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套俑群组合作为上层社会的墓葬随葬品的做法明显在西北地区（今陕西和宁夏）也同样盛行，俑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宁夏固原的一座北魏墓里发现了100多件陶俑[102]，固原北周李贤（卒于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墓里发现了239件陶俑（图6.40、图6.41）[103]。在咸阳市的一座西魏墓中发现了一组85件陶俑，其中21件是骑马伎乐俑[104]。最近在咸阳发掘的一批14座北周墓葬中，最多的出土了206件陶俑，平均每墓40件。这些陶俑与西北地区发现的其他陶俑风格一样，造型不如北朝东部地区的陶俑那么写实[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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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0 宁夏固原出土北魏具装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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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1 宁夏固原出土北周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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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期的南朝，即使都城南京地区，也只是零星发现墓俑。一座墓中可能只有男女侍俑各一件，少见奴仆和马夫俑。在一些大型墓葬（很可能是皇室成员墓）中发现了石俑，但数量很少，而且一般风化严重。不过，南朝地区也有5座墓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俑：1座在河南南部，2座在湖北（襄阳和武昌），2座在广西（此前没有发现过俑）。河南和湖北的3座墓中发现了对南朝来说数量巨大的陶俑（分别有55、44和22件），这表明它们深受北方的影响，不过，其中军事类墓俑的数量相对很少[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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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是南、北方必争之地，在一座可能属东晋的墓里发现了相对较多的南方风格陶俑，这可以作为南北文化交流的证据。该墓位于徐州以北约7.5公里处，出土了11件陶俑，其中9件男俑，2件女俑，无一武士俑。有的陶俑上穿紧袖短上衣，下穿裤子，考古报告认为这是由北方游牧民传入中原的服装样式。在出土的8件动物俑中，最特殊的一件是骑象俑，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六朝象俑[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