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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是，隋代的陶瓷生产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其中白瓷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种技术的进步，因为白瓷生产上的任何瑕疵都是非常显眼的。对黏土的捣炼更加精细，用这种精细黏土制成的瓷胎颗粒更加细腻，少见六朝瓷器里常见的那种污染物或气孔。成型技术也更加精细，通过改变胎体不同部位的厚度，以减少在烧窑过程中发生的变形。还会在瓷胎上覆盖一层白色的化妆土，以掩盖瓷胎上哪怕很小的缺陷，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釉面的光泽度和玻璃质感。这种处理的效果在白瓷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使之看起来像象牙一样。此外，隋代对烧窑过程的控制技术也得到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非同窑所烧的器物也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同时也减少了器物上的杂色。瓷器的烧结程度也得到了提高，这个时期的器物比以前更加坚硬。正是这些工艺和技术的改进，为随后唐代陶瓷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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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六朝、隋、唐初陶瓷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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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二 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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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随葬品中的青铜器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由于金属铸造器种类丰富，青铜在六朝物质文化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目前仅有1/3或略多的墓里发现了钱币以外的青铜器物，大多数墓里只有一件青铜器，其中半数墓葬里唯一的青铜器是铜镜。举一个极端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在长沙发掘的27座晋墓中，共出土器物399件，其中青铜器3件、铁器11件、石器20件、金器25件，水晶、玛瑙、玉器共10件，陶瓷器330件[59]。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四川发掘的一座三国墓葬，出土了青铜器73件，但只有38件陶器和2件青瓷器，青铜器如此之多，在这么早的三国时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60]。六朝时期，青铜器的地位明显不如汉代重要，个中原因并不很清楚，不过也可做一些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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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葬青铜器地位下降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青瓷已经成为日用器具的可选材料，漆器的减少可能也是基于这个因素。对青瓷器的偏好也反映在随葬品中[61]。也有人认为，国家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经济动乱导致了金属短缺[62]。假如当时青铜确实短缺，那么青瓷器取代青铜器的原因应该主要是经济因素而非纯粹的审美因素。当时大量使用青铜铸造佛像可能也是青铜减少的一个原因[63]。此外，由于青铜铸币是产品交换的媒介，任何物以稀为贵的金属都会作为铸币的材料，因而，无论日用的，还是随葬的青铜器都因此而减少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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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青铜资源短缺，但铸造的器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仅六朝时就有大约90种不同的器型，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那些最能体现金属品质的青铜器物。它们包括直接用于加热的容器，如釜、斗（温酒器）、洗、勺和熨斗，以及一些要求精密度和伸缩性的铸造器，如刀、带扣、弩机、棺钉和镜子。此外，还有种类丰富的青铜饰物，如戒指、手镯、发钗和其他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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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的典型形制是侈口的碗形，下有三个外撇的马腿形足，器柄向上成弧形，末端饰有龙首。器物的直径从6.5厘米到19厘米不等，平均约14厘米；器高从5.3厘米到24厘米，均高11.5厘米（图7.8）。还有一种斗在南、北方均有发现，有一个流和一个直柄，直柄末端略宽，有孔，可以挂在钩子上（图7.9）。有些斗在底部有烟炱痕迹，表明它们在随葬之前曾被使用过。斗一般不做装饰，最多在器身上饰有一两道凹弦纹，不同器物之间的差异只是外形和高度上的一些细微变化。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江西大余西晋时期的一件斗有外撇的龙首和凤尾，器身装饰繁缛，器足末端呈虎爪造型（图7.10）[65]。宁夏固原出土的两件斗，一件是龙首柄，另一件还在器柄上加上了其他装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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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铜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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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铜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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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铜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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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的特征是圆腹、敞口，与老式的西方痰盂非常相似，但一般带有两个对称的竖环耳（有一件是长柄）[67]。口径16.5厘米～33厘米不等，器高14.5厘米～29.4厘米不等。据报道，大多数釜的底部都有烟炱痕迹，表明曾是实用器[68]。器物没有装饰，它只是用于炊煮食物的普通罐子，不过四川东晋墓里出土了一件比较精致的釜，在器身两侧各有一个兽面装饰（图7.11）。绝大多数的这类釜（38件中的29件）发现于四川和贵州，只有几件出自南方的其他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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