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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 铁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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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2 铁马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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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铁质随葬品不可能与现实生活中铁器的功用完全对应，但它们或许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铁器的种类[96]。总之，尽管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是动荡不安，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但早期的制铁工艺与技术仍得以保持，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提高[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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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四 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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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辟邪用的器物，镜子是一项重要的随葬品，近20%的墓葬报告中都提到了镜子。镜子由“白铜”制成。白铜是一种类似于制镜金属的青铜合金，有着明亮的光泽。通过对一面镜子的成分分析可知，其中含有72.1%的铜，26.2%的锡和1.4%的铅。从汉代开始，铅的含量日趋增多。镜子以多种方式浇铸成型后，再在反射面上进行一些抛光处理[98]。小型镜子的直径一般只有8厘米～15厘米不等，但通过凸起的镜面能够获得较大的成像（图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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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3 镜子的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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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镜子具有高反射性。关于镜子的使用情况，可从名画《女史箴图》中看到，该画作原件被认为是东晋画工顾恺之（公元344～406年）所作。画面右侧的一个女子正在手持镜子描眉，镜背上有一个系绳子的纽，镜里的景物非常清晰。画面左侧有一面镜子立在镜座上。类似的镜座曾在南京东晋墓中被发现，有三条鎏金的竹节状青铜足，用铰链固定在盘子里。腿与腿之间有相连的链子，以防止三个足分得太开。镜盘上有一个孔，可能是挂钩子的，可以将镜子挂到镜纽上。这种镜子支起后可以达到60厘米～70厘米高，正好是席地而坐时脸部的高度[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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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一般为时人所重，甚至是皇家馈赠的礼品，很多镜子就是这样传入日本的[100]。此外，镜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功能：以古鉴今。除了实用功能和隐喻含义，镜子还与广泛的信仰有关（当然并不限于中国），这关乎镜子的特殊属性。例如，一个人如果在镜子中看不到自己的映像，这就是他将死的征兆[101]。此外，镜子还是道教信仰的法物，用于存想、内观和观星等[102]。更明确地说，人们也许认为通过镜子可以看到另外的世界。镜子的这些神秘属性使得它非常适合放在墓中，一般陈放在棺内遗体旁，在死者灵魂升天途中起到保护的作用[103]。正因为如此，镜子背面的装饰就显得非常有意义[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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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镜背中央有一个钮座，可以穿绳与镜座相连。低矮的纽座一般位于镜背的方格里，但也有例外。镜背其他部位的装饰由几圈主题纹饰带组成，有的还有吉祥语或铭文。有些镜子的边缘（或宽或窄）是素面无纹的，也有的最外边缘也布满了纹饰。根据主题纹饰的名称可以将镜子分成很多类别。镜子的主题纹饰因时间和地域而异，但在细节方面可以说是变化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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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镜表现出的高水平创造和技术进步相比，六朝镜子显得较为落后，不过也取得了一些创新，有些东汉出现的镜类到六朝时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与早期镜子相比，六朝镜子更具可塑性，并且逐渐摆脱了同心圆式的几何形装饰图案[105]。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佛像开始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镜子上，就像以前的西王母和东王公形象一样，在他们周围还装饰有其他的诸神形象。此外，当时南北政治上的分裂也导致了镜子发展上的地域差异。铁镜终于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不过我们对它所蕴涵的意义还了解得不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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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镜子的纹饰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又可细分为南北两个发展序列[107]。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公元196～317年），墓葬中出土镜子的数量表明镜子是一种重要的随葬品；根据考古报告，北方一半以上的墓葬都随葬了镜子，而南方也有近1/3的墓中出土了镜子。这些镜子的纹饰与东汉镜的装饰一脉相承。北方最常见的纹饰类型即所谓的TLV型[108]（规矩纹）（图7.24）、连弧纹（图7.25）、四叶纹（图7.26）[109]，以及蟠龙纹、夔纹、凤鸟纹的各种不同组合。另一种类型即“位至三公”铭文镜，由东汉的双夔纹演变而来，在洛阳地区十分流行（图7.27）[110]。上述这些纹饰类型中，很多都见于当时的南方地区，不过装饰更为精细（图7.28）。这个阶段最有特色的主题纹饰是画像和神兽，前者表现多种多样的主题，如神祇、动物、历史人物、车马和鞍马人物等，与汉画像石风格非常相似（图7.29）；神兽镜则以高浮雕形式描绘西王母和东王公、龙虎等主题（图7.30、图7.31）[111]。纹饰的排列方式也非常多样化，包括环列式、重列式、单向式、对置式。佛像作为镜子上的纹饰也出现在东吴时期的南方地区，佛像以全跏趺坐或半跏趺坐的姿势，刻在纽座区的四叶纹叶片上，佛像旁立有侍者（图7.32）。还有一面较为特殊的镜子出自浙江金华，在四叶纹区域刻画了孔子及三个弟子的形象（图7.33）[112]。这个时期的镜子除了南北方风格上的差异，还存在生产条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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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4 TLV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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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5 连弧纹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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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6 四叶纹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