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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镜子都是有铭文的，这对今天的研究很有意义，尤其铭文中记有制作年代时更为重要。根据铭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会稽和鄂城是当时两个重要的青铜铸造中心，有的工匠非常著名，他们的名字几乎成了卓越品质的代表。除了这些铭文内容，道教语汇里也出现了一些描绘铸镜的词语，如对镜子使用者的命运和前程的祝愿之词[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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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东晋到刘宋（公元317～479年），铁镜似乎受到北方人的喜爱，这也是唯一一个铁镜的数量超过青铜镜的时期，甚至在冯素弗墓（北燕太平七年，公元415年）等重要墓葬中都发现了铁镜。铁不像青铜那样经久耐用，所以很多铁镜上的纹饰已经难以辨认。这个时期南方也出现了铁镜，但青铜依然是制镜的首选材料。南方地区较早时期出现了一些与北方有关的纹饰，如TLV纹（规矩纹）和盘龙纹，这是由于当时大量的北人南迁所致。神兽纹依旧是南方最为流行的纹饰之一，不过有些早期样式逐渐被一些流行的新样式所取代，最具特色的样式是，镜背中区有一圈半圆形和方形相间的纹饰，还有对置的神兽图案。纹饰细部趋于简化，有的动物纹被乳钉纹所代替，而半圆与方形相间的纹饰圈则变为一圈联珠纹或一圈篦纹。与纹饰的简化相随而至的，是制镜工艺和质量的下降，镜子也变得小而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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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发展的最后阶段（第三阶段），公元479～589年隋的统一。这个时期墓葬出土镜子的数量开始减少。在北方，镜子的铸造量已经很少，今天发现的一些镜子可能是早期遗传下来的传家宝。而在南方，尽管还是制作了一些品质精良的镜子，但总的趋势也是尺寸变小、质量变差。有些镜子的直径仅有3.2厘米～5厘米，显然只具象征意义，主要目的是用于随葬，而不是日常使用[118]。前期流行的神兽纹和画像纹几乎绝迹，TLV纹（规矩纹）、夔纹和盘龙纹仍然存在，不过制作比以前要粗糙得多。正如徐苹芳所说，这些镜子充分表明了当时南方铸镜工艺的全面衰落[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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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铜的短缺导致了青铜铸镜的衰落，而铜的短缺确实是见诸文献记载的[120]。然而，尽管铁镜也可以达到很高的质量，甚至可以作为皇家礼品，但它从未填补铜镜减少之缺。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铜镜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是风尚变化的结果；也可以说，由于某种原因，是否以铜镜随葬（这也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唯一证据）一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如此，制镜工艺在唐代又得以复兴，正是六朝时期的铸镜为此后镜子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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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五 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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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中的稀有金属器可以看成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经济状况的标志，但是这些金属器会吸引盗墓者的注意，也就是说墓葬中的随葬品资料不一定完全可靠。历代提倡薄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墓中放置任何贵重物品必定会引起对墓葬的破坏。然而，在本书所用的资料库中，这个时期约9.3%的墓（162例）中都出土有各式金器，主要有戒指、珠子、手镯、发钗和各种装饰品，此外还包括印章、针、钉子、小环等金器和一些铃铛[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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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金器发现于北方的辽宁、河北一线和甘肃地区，总的来说在整个南方都有发现，但以南京地区发现尤多，在广东、湖南和贵州也有发现[122]。在上述地区中，贵州最为突出，因为在贵州中部平坝地区发掘的16座东晋和南朝墓葬中，共出土了148件金器，116件银器，还有青铜、玛瑙、琥珀和玻璃饰品[123]。由此可见，如此奢侈的随葬应该与当地地方豪强的出现有关，这里发现的金器与其他地区种类繁多不同，品种主要是金发钗和金叶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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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北票的一座晋墓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除了戒指、铃铛（达21件之多）、发钗等，还有两件带有花朵的树形饰物，高度分别为28厘米和14.5厘米，被认为是冠帽上的饰物；另有两件方形金器，上有藤蔓和树叶装饰，也被认为是冠饰。这几件金器与韩国发现的头饰非常接近[124]。包括冠饰在内的各种金饰也在北票地区公元5世纪早期的冯素弗夫妇墓中有发现[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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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另一端的广州，一座双人合葬墓中出土了大量更具代表性的器物，例如金戒指（4枚）、手镯（2个）和一个小件狗俑，狗俑上有孔以便串绳。银器包括一个挖耳勺、一根针、手镯（3个）、戒指（10枚）、一个顶针和一个珠子。根据砖铭提供的线索，可知该座墓主人是一位富商，反映了当时广州商业活动的繁荣[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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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南京墓葬出土的金器较多（166座墓中有27座墓出有金器，占16.3%），这与它作为南朝历代的都城有关。郭家山的两座东晋墓中除了两件发钗，还出土了130件装饰品，包括虎形器、带有珠饰的镂空椭圆形器、六瓣花形器、珠子、心形叶饰[127]。江西南昌的一座东晋墓中出土了4枚带有坐佛纹饰的金戒指，这个发现极其重要，是迄今发现的唯一带有佛像的戒指[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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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发掘报告中一般不会提及金的品质，但有一个例外。湖北公安的一座东晋墓中出土了一件金饰，是一个1.7厘米长，带有对称凸棱的小型管状器，报告提到金的纯度高达95%，且没有焊接痕迹，说明当时的工艺水平极为高超[129]。长沙的一座未被盗扰、保存完好的晋墓中出土了25件金器，其中有3件镂空椭圆形器，上有对凤纹饰[130]。江西南昌的一座晋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器物，二者有可能出自同一作坊，因此，这种金器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商品（图7.3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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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4 金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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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齐陪都晋阳（太原）附近的娄叡墓尽管曾遭盗掘，但还是保留下来大量的器物，其中的一件金器反映了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平。这是一件残长15厘米的镂空器，上面镶嵌有珍珠、玛瑙、蓝宝石、绿宝石、贝壳和玻璃，构成一幅独特的图案（图7.35）。发掘报告称其“颇为华美”[132]。隋都西安附近发现的一座六朝末期墓（少女李静训墓）中，出土了罕见的精美金器，包括一只玉边金碗、一只金杯、两枚金戒指、两个镶嵌珍珠的手镯和一条精致的项链，后两样器物属于外来品，将在下文详述[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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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5 金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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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金器都较小，且素面无纹，说明黄金短缺。六朝墓中发现最多的金器是小金环，通常被认为是戒指或耳环。不过，我们注意到很多这类器物尺寸太小，根本无法戴在手指上，而且，一座墓中有时会出土10件以上的这种小金环，这就说明它不可能是戒指或耳环，它可能只是用来展示黄金这种稀有金属的手段而已[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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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六 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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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器的数量比金器稍多一些，在196座墓葬（11.3%）中都发现了银器，而当时发现金器的墓葬只有162座墓（9.3%）。同时出土金器和银器的墓葬有60余座。这个时期北方出土金器的墓葬比例较高，而南方出土银器的墓葬比例略高[135]。比较而言，北方墓葬出土器物的种类似乎更加丰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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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器一样，银器的器类也主要是戒指、手镯和发钗，不过也有其他一些器类。戒指和手镯大部分都是造型简单、未做装饰的小银环，个别表面饰有条纹（图7.36）[136]。发钗也同样简单，罕见特殊样式，不过有的发钗末端做成了挖耳勺形（图7.37）[137]，也有极个别发钗的造型比较复杂（图7.38）[138]。因为银器的总体风格较为简朴，个别较为复杂的器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包括五铢钱[139]、筷子[140]、顶针[141]（图7.39），以及一件弩机[142]和两件唾盂[143]（图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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