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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九 宝石与半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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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在六朝墓葬中发现数量最多的装饰物是颜色、形状和材质各异的珠子，包括玛瑙珠、水晶珠、玻璃或琉璃珠、琥珀珠、珊瑚珠、绿松石珠等。随葬珠的数量少则一枚，多则数百枚甚至更多[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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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珠子还有其他的饰物，尽管数量较少，但使用的也不外乎这些材质。其中玛瑙[168]饰物包括几枚戒指、一件小型玛瑙狮子雕像[169]、一件玛瑙坠和一件碗形器，后者平底，敞口沿由浅褐色半透明的石头做成[170]。此外，还有云母片、贝壳（既有自然的贝壳，也有雕刻的贝壳俑）和碳制成的装饰品。琥珀饰物包括一些小型雕像，如鱼雕像、狮形雕像和保护神雕像（图7.51）。在宁夏北周李贤墓中出土了3件制作粗糙的琥珀饰品，形似趴伏的蝉[171]。还发现过一件琥珀顼[172]，以及几件玻璃器（图7.52）[173]。玻璃器的颜色包括不同色调的蓝、白、黄、绿、红等色，色调很标准，丝毫不见早期玻璃器常见的色调斑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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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贼对珠宝和贵重金属的掠夺无疑会对考古资料的完整性产生影响，就现有的墓葬材料来说，多数墓葬（80%多）中都没有发现这类珍贵物品，而已发现的珠宝和贵重金属的品质也相当平常。不过，还是有一大批保存完好但没有珠宝和贵重金属的墓葬（74%），这就意味着盗墓可能并不是导致贵重物品缺少的原因。之所以这类贵重物品相对贫乏，艺术水平又总体上较低，有可能因为这个时期存在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墓葬可能被盗的担忧。因为当时的法令曾多次强调，禁止将金银珠玉等贵重物品埋入墓中，以免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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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琥珀动物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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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琥珀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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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十 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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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献中有一些关于六朝时期制作奢侈品的描述，但没有一件中国制作的产品保存下来。例如，和平二年（公元461年），北魏朝廷差人制作了12只黄金大盘，每只直径二尺二寸（60.5厘米），镂以白银，钿以玫瑰，制成后刻上自贺铭文[174]。《南齐书》中有一段对北魏都城平城的轻蔑描述，其中提到，在鲜卑的宴会上设有金香炉、琉璃钵、金碗、一尺长的黄金盘，以及广一丈（2.75米）的御馔圆盘[175]。现存的这类精美贵重金属器物都是外国输入品。中亚人以及非中原背景的鲜卑上层社会人士可能更乐于接受这些外国输入品。在这个时期，尽管外国输入品非常珍贵，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对同时期的中国工艺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显然，只是到了唐代，中国工匠才吸收外来的造型和装饰，将其融入自己的工艺之中，并形成了所谓的典型唐代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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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固原发现的李贤（天和四年，即公元569年卒）夫妇墓中，就发现了这样的异域输入品——一件鎏金银壶[176]。该墓曾经被盗，但它是在墓顶坍塌之后被盗的，正因如此，盗墓贼没有发现放在李贤夫人棺木与西壁之间的银壶和玻璃碗。被盗墓贼忽略的器物还有一枚金戒指和一些银器，包括熨斗盘、剪刀、镊子、碗、勺、筷子，也有几件玉器、铁剑和大量的琥珀、玛瑙和琉璃珠。不过引起研究者最大兴趣的还是那件银壶，高37.5厘米，腹部最大直径12.8厘米（图7.53），长颈，鸭嘴形流，上腹较瘦，下腹矮胖，有高圈足；器柄两端都有兽首，分别焊接在器身上，在柄的顶部有一个深目高鼻的外国人头像；在颈、腹部交接处有一圈凸起的联珠纹，在器腹与高圈足交接处和圈足最下部也有一圈这样的联珠纹，当然这是特征鲜明的波斯艺术风格[177]。器腹上有用凸纹捶出的人物形象，是从后往前捶堞而成的薄片形成的浮雕，共有三组人物，每组一男一女（图7.54）。女子头发上扬，身穿一种半透明的衬衣，身上两处系带，一处在腰间，被衣褶覆盖，另一处在胸下，肩上有披风。男子发型与之相似，穿着短袖、齐膝的短上衣，手持短矛和盾牌，另一位男子也身着类似的短上衣，有披风，但没有武器，第三位男子裸体，但头戴头盔。右边的女子和中间男女二人所持何物并不清楚，手的姿势也不清楚。中国学者吴焯对这件银壶有过研究，认为这是一组反映男子上战场前的场景。左边一组是临行前夜的情侣浪漫相依的情景，中间一组在彼此交换信物，而右边是女子在鼓励男子英勇杀敌，反映了希腊女子的习俗[178]。但是马尔萨克（B.Marshak）却将此图像释读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诱拐斯巴达王后海伦（Helen）的故事。中间是希腊女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和帕里斯，帕里斯手持金苹果；左边是帕里斯俘获海伦的场景，海伦赤脚，一手扶膝，正在心甘情愿地登船，而帕里斯右手托向海伦之喉，被解释为古希腊表达爱慕的一种姿势；右边描绘的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在特洛伊战争之后，欲杀死不忠的妻子海伦的场景，她脚尖朝外，回首顾盼其夫，正欲逃跑；手持着帕里斯从墨涅拉俄斯的宫殿里偷来送给她的珠宝盒。实际上，这个时候墨涅拉俄斯已经宽恕了帕里斯对海伦的爱，所以画面上他站着不动，他已经放弃了复仇的想法[179]。关于这件银壶的制作年代和地点也颇有分歧。吴焯根据银壶的风格、服饰和女子的表现形象，推测是公元5世纪末或6世纪初，在萨珊波斯东部某王统治下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或是在曾经占领这里大片地区的哒（Hephthalites）统治下的一个罗马工匠所制作的。但马尔萨克和穴泽和光（Anazawa）则认为是公元6世纪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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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3 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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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4 银壶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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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另一件输入品是发现于大同附近墓葬中的萨珊银盘。墓主人封和突是鲜卑人，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随朝廷从平城（今大同）迁往洛阳，曾在皇家卫队任职（屯骑校尉），还管理着皇家牧场（都牧令），因而死后地位尊崇，皇帝亦深为“震悼”，赠洛州刺史，遗体归葬故乡平城，正始元年（公元504年）葬于一座砖墓[180]。该墓被盗，但还是出土了大量随葬品，除了萨珊银盘，还包括另外两件显然来自异域的银器，是一种采取典型中国传统造型的耳杯，只不过有联珠形的把手和高脚，由于损毁太严重，细部特征不清。银盘是鎏金的，有捶堞压花装饰，口径18厘米，高4.5厘米，下有圈足，口沿内侧有三道凸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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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盘中部是一幅狩猎场景，一人正在狩猎三只从芦苇丛中奔来的野猪，一边将矛刺入其中一只的头部，一边抬起右腿躲避另外一只奔来的野猪（图7.55）。猎人头上没有任何代表皇家标志的冠或发结，动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哈珀（Prudence Harper）推测这件器物来自波斯东部地区的粟特（Sogdia）或巴克特里亚（Bactria）/吐火罗斯坦（Tokharistan），制作于公元3世纪后半期[181]。已故著名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对这件银盘的制作地点有着相同的结论，但认为制作年代要稍晚一些，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到公元5世纪后期之间[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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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5 银器内壁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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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器物还发现于大同的一处可能是鲜卑宫殿的遗址里（也有人认为是佛寺遗址），共发现了5件器物，包括1件花瓣形银碗、3件高脚杯、1件小杯，都来自域外，由于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现的，当时《考古》杂志都停刊了，所以器物的具体情况不见报道。八叶形的花瓣形碗高4.5厘米，口沿23.8厘米×14.5厘米，中央的椭圆形内底上浮雕两条海蛇，碗底的青铜圈足成八曲形，内凹部分与碗口的八瓣相对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上往下看时，每一叶都较深，边缘呈弧形，在每两叶交接处都饰有忍冬纹（图7.56）。在里海北边的彼尔姆（Perm）地区，即所谓“毛皮之路”上曾发现过这样的银碗[183]。大同发现的这件银碗的年代，尽管只能大致定在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迁都之前，或最晚到公元6世纪20年代，但还是有助于对西方发现的这样银碗进行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