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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4 银壶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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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另一件输入品是发现于大同附近墓葬中的萨珊银盘。墓主人封和突是鲜卑人,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随朝廷从平城(今大同)迁往洛阳,曾在皇家卫队任职(屯骑校尉),还管理着皇家牧场(都牧令),因而死后地位尊崇,皇帝亦深为“震悼”,赠洛州刺史,遗体归葬故乡平城,正始元年(公元504年)葬于一座砖墓[180]。该墓被盗,但还是出土了大量随葬品,除了萨珊银盘,还包括另外两件显然来自异域的银器,是一种采取典型中国传统造型的耳杯,只不过有联珠形的把手和高脚,由于损毁太严重,细部特征不清。银盘是鎏金的,有捶堞压花装饰,口径18厘米,高4.5厘米,下有圈足,口沿内侧有三道凸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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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盘中部是一幅狩猎场景,一人正在狩猎三只从芦苇丛中奔来的野猪,一边将矛刺入其中一只的头部,一边抬起右腿躲避另外一只奔来的野猪(图7.55)。猎人头上没有任何代表皇家标志的冠或发结,动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哈珀(Prudence Harper)推测这件器物来自波斯东部地区的粟特(Sogdia)或巴克特里亚(Bactria)/吐火罗斯坦(Tokharistan),制作于公元3世纪后半期[181]。已故著名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对这件银盘的制作地点有着相同的结论,但认为制作年代要稍晚一些,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到公元5世纪后期之间[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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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5 银器内壁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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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器物还发现于大同的一处可能是鲜卑宫殿的遗址里(也有人认为是佛寺遗址),共发现了5件器物,包括1件花瓣形银碗、3件高脚杯、1件小杯,都来自域外,由于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现的,当时《考古》杂志都停刊了,所以器物的具体情况不见报道。八叶形的花瓣形碗高4.5厘米,口沿23.8厘米×14.5厘米,中央的椭圆形内底上浮雕两条海蛇,碗底的青铜圈足成八曲形,内凹部分与碗口的八瓣相对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上往下看时,每一叶都较深,边缘呈弧形,在每两叶交接处都饰有忍冬纹(图7.56)。在里海北边的彼尔姆(Perm)地区,即所谓“毛皮之路”上曾发现过这样的银碗[183]。大同发现的这件银碗的年代,尽管只能大致定在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迁都之前,或最晚到公元6世纪20年代,但还是有助于对西方发现的这样银碗进行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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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6 花瓣形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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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高脚杯都是鎏金青铜器,第一件的口沿下饰有一圈蹲伏的动物,腹部被叶状装饰分成四部分,每部分都有一个高浮雕人像(图7.57);第二件的器身被葡萄藤纹饰覆盖,五个儿童在攀爬树枝,鸟儿栖息其上(图7.58),此图像被认为反映的是希腊主题;第三件与第一件非常相似,在上部有两圈联珠纹,其间布满一圈卷叶纹,器身被叶状装饰分成四部分,其间不是人物形象,而是镶嵌的红宝石和绿松石(图7.59)。这几件高脚杯也应来自波斯以东地区[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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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7 鎏金铜高脚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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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8 鎏金铜高脚杯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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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9 鎏金铜高脚杯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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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同发现的一件小银杯只有5厘米高,口径只有8.5厘米(图7.60)。口部外侈,颈部略内束,器腹曲线呈弧形,下有圆底,底部有一个双棱圆圈,有的有高足,有的没有。器身的纹饰特征是:叶状纹将器身空间分成四部分,每部分各有一个圆圈,圈内有一个人物胸像。人头是侧面像,身体竖直,头戴帽子而不是王冠,该图像颇具自然主义色彩,这点不同于已发现的萨珊波斯肖像。研究者认为,它也来自波斯以东地区,可能反映了后期帕提亚的影响。不过,孙机认为它是哒(Hephthalites)的器物,公元5世纪时哒从萨珊手中夺得河中地区(Transoxiana)后,占领了一个世纪左右。中国文献中对哒使团的最早记载是太安二年(公元456年)[185]。在大同附近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一件类似的鎏金银杯,高4.6厘米,直径10.2厘米,它可能与前述4件杯子出自同一作坊[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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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家庄的一座东魏墓葬中也发现了一件极具外来工艺风格的银杯,与另外1件鎏金青铜温酒器、1件鎏金青铜壶和5件瓷碗同属一批,都放在一个盘子里,这几件器物明显是中国生产的器物。银杯的口沿内侧饰有一圈联珠纹,内底上饰有六瓣凸起的莲花,外围以一圈双股绳纹环绕,器物内外壁上饰以波浪纹,当碗里盛装东西时,可能会形成一种波涛起伏的效果(图7.61)[187]。在乌拉尔地区也发现过一件几乎完全相同的杯,不过,石家庄东魏墓银杯上的莲花装饰似乎表明它应是中国生产的[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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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0 鎏金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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