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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1 罗马玻璃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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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冯素弗墓里出土了5件玻璃器，有1件碗、1件钵、1件杯和1件器座残片，该残片可能原来是其中某件器皿的器柄。除了玻璃碗口沿下部有一圈凹槽（图7.69），其他玻璃器显然都是不做装饰的。玻璃杯呈深绿色，其他几件玻璃器则是浅绿泛白色。除此之外，该墓还出土了一件造型特殊的玻璃器——带鸭嘴形流的鸭形瓶状器，长20.6厘米，最宽处腹径为5.2厘米。其装饰由玻璃条粘贴而成，呈弯曲的波浪形（图7.70）。这种造型的器物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发现过，但在伯格拉姆（Begram）的贵霜遗址里发现了一件有类似装饰的罗马玻璃鱼形器，所属时代为公元2～3世纪。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是吹制的而不是模制的，吹制是罗马常见的玻璃制作技术，优点是气泡极少，因而玻璃的透明度较高[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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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也出土了玻璃碗，其中一件保存完整，另一件也得以修复。前者浅绿色，口沿微外翻，几乎是直壁，这是典型的罗马玻璃器造型。在器底上有一个吹管留下的疤痕，外壁上也有一些印记，是在模子里吹制而留下的，这是一种公元1世纪开始在地中海地区使用的方法。器表上用玻璃条粘贴成波浪纹装饰（图7.71）。另一件玻璃碗和前述玻璃器一样，也是吹制而成的，除口沿下有一圈薄棱，没有其他纹饰。器物吹制成型后，在口沿和器足部位各贴有一圈玻璃条带[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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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中国发现的这个时期的罗马玻璃器，无论是在叙利亚、埃及，还是在罗马帝国其他地方制造的，除个别的，都是普通吹制的钠钙/硅酸盐玻璃，不用模子。这些玻璃器透明、壁很薄，呈不同色度的绿色或黄色，一般只有一点杂色。直壁和口沿略外卷的形制以前不见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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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玻璃（即类似于公元3～7世纪的波斯遗址所见的玻璃制品）在中国，甚至日本也有发现[228]。这种玻璃的特征是在器表上刻有成排的凹陷圆圈，有时器物上有一排或多排突钉或柱状突，每一面都呈凹陷状。例如，湖北鄂城发现的一件西晋玻璃碗，呈浅黄绿色，器表有一道刻槽纹和三道略微凹陷的花卉形装饰（图7.72）[229]。第二个实例也是西晋时期的，不过发现于北京地区，器表有一排10个柱状突，器底上以一圈7个小突钉作为器足（图7.73）[230]。还有一例发现于新疆孔雀河畔的营盘遗址，外形更像杯子，器表也有类似的成排刻纹，斯坦因将其断为公元5～6世纪时期的物品[231]。此外，宁夏固原李贤（卒于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墓中也发现了一件特别精致的这类玻璃器，呈浅黄绿色，透明度很高，器表上饰有带凹面的柱状突（图7.74）[232]。这些玻璃器通常都是自由吹制而成，不过李贤墓所出玻璃碗是在模子里吹成的，器表的柱状突要么是冷却之前熔到器身上的，要么是将较厚的器壁打磨后出现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器壁都非常薄，几乎薄如纸张，尤其口沿处更是如此。这些器物与在罗马发现的实物一样，也是钠钙合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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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2 萨珊玻璃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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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3 萨珊玻璃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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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4 萨珊玻璃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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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器在六朝时期备受珍惜，甚至成为诗歌吟咏的主题。潘尼（卒于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曾作有一首《琉璃碗赋》[233]，以颂扬玻璃之珍稀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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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其所托也幽深。据重峦之亿仞，临洪溪之万寻。接玉树与琼瑶，邻沙棠与碧林。瞻阆风之崔嵬，顾玄圃之萧参。于是游西极，望大蒙。历锺山，窥烛龙。觐王母，访仙童。取琉璃之攸华，诏旷世之良工。纂玄仪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耀，圆成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靡停。灼烁旁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坚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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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文献，中国的玻璃制造始于公元5世纪，当时有一位大月氏（地处贵霜故地）人来到北魏都城——平城，获许制作玻璃。他的成果之一就是建造了一个可容百人的大殿，从透明的窗户里映出明亮的光芒。这段文献称，中国自此开始制造玻璃，玻璃不再像从前那样珍稀，不过，进口玻璃似乎仍然很受青睐[234]。显然，中国本土制作的玻璃制品一直没有达到进口玻璃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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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玻璃与进口玻璃的差别在于它主要是铅钡玻璃。尽管早在公元3～4世纪，中国就已经知道了用纯碱[235]制造钠钙玻璃的方法[236]，但似乎直到隋代才开始制造钠钙玻璃，即使在隋代，钠钙玻璃的生产量也很小，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纯碱资源短缺的缘故[237]。六朝时期代表性的中国玻璃，包括发现于河北定县石塔基（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内的1件玻璃碗和6件玻璃瓶，采用中国传统器型，以无模吹制技术成型，器物很小，质量也不及亚洲西部的同类器[238]。西安李静训墓（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发现的几件玻璃器比北魏时期略显进步，但由于玻璃里含有大量气泡，严重影响了器物的透明度[239]。到隋代，中国玻璃器里铅的含量已经很高（氧化铅的含量高达60%），只有极少量的钡[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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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制造的玻璃制品器型较小，直径一般不到8厘米，不做装饰，而且由于壁很薄，与进口器相比极其易碎[241]。尽管中国早期玻璃器受到了外国玻璃制作技术的影响，但还是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原料和器型。中国的玻璃制造业一直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的手工业门类，陶瓷才是制造饮食器皿的主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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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十二 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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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漆器难以保存，初始状态的器物早已不存，所以见诸记录的只有漆皮的残片[242]。因此，以下对漆器发现情况的回顾，主要从现存漆器的角度来考察，而不是用来判断其原来的使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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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漆器主要发现于南方，尤其是江苏和江西地区，但在湖北和广西也都有发现，关于湖南和广东漆器仅有零星报告，尚不见四川发现漆器的报道，尽管四川也是漆器的生产中心。早期漆器的种类众多，有碗、耳杯、盘、盒、奁盒、果盒，以及其他零散器皿。在晋和南朝时期，漆器的使用范围变得较小，主要用于盘和盒。东晋时期，漆器的装饰上还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由繁向简的趋势，到南朝时期则变为素面了，不过，这种变化到底反映了漆器工艺的衰落还是审美趣味的转变，尚不得而知[243]。当时备受青睐的青瓷器可能影响到了漆器的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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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国的重要军事据点——今安徽马鞍山发现的朱然（卒于赤乌十二年，公元249年）墓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发现的大量保存完好的漆器。这些漆器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似乎要归功于盗墓贼在墓顶上留下的一个盗洞，正因为这个盗洞，墓内被填充了一层保护性的淤泥[244]。该墓共发现了10多种、60多件漆器[245]。漆胎包括木胎、竹胎和皮胎，装饰上既有素面无纹，也有漆画，器表既有锥刻戗金，也有雕刻，雕刻后露出颜色不一的层次（最早认为这种技法始于唐代），有些器物则以刻、绘技法相结合。漆画为研究这个时期的绘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绘画题材包括历史传说、宴享等现实生活场景，以及花草图案。这批器物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张82厘米×56.5厘米的大型漆案和一件凭几，此外还有盘（有的有漆画，有的素面）、耳杯和一件装饰精美的果盒、一方砚（在漆里加入了细纱）、一把尺子、一个盒子、一把勺子。其中一件漆盘的底部刻有文字，表明产地是四川。由于朱然曾两次征伐蜀国，因此带文字的漆盘可能表明墓中的大量漆器很可能是他在四川所获[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