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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墓葬中出土的漆器尽管数量不是很多，但种类繁多，包括20多种不同的器型。以耳杯、盘、碗和各式各样的盒最为常见，但也出现了勺、发钗、梭子、尺子、砚甚至鞋子。由于漆器不易保存，只有少量墓葬里出土有漆器遗物（81座，4.66%），可能无法真正勾勒出漆器在当时物质文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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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Yanyi Guo，“Raw materials for making porcelai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rcelain ware in the north and south China in ancient times，” Archaeometry 29.1（1987）：3-19。关于这一时期的陶瓷简史，参见Yutaka Mino and Katherine R.Tsiang，Ice and Green Clouds：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 Indianapolis：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1986，pp.17-19。更广泛的讨论，参见Nigel Wood，Chinese Glazes：Their Origins，Chemistry and Recreation. London：A. and C.Black，and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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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瓷石来自风化或绢云母化之后的石英长石岩，在此变化过程中，长石类的矿物经过热液作用转化为绢云母，这是一种鳞状的白云母（包括普通或碳酸钾云母），具有丝绸般的光泽，是火山活动末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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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anyi Guo，“Raw materials for making porcelai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rcelain ware in the north and south China in ancient times，” Archaeometry 29.1（19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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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igel Wood，Chinese Glazes：Their Origins，Chemistry and Recreation，pp.27-29，正如Wood所称，在烧窑过程中，富含氧化钾的物质与硅结合，产生一种在粗陶器上起胶合作用的坚硬玻璃质，并形成了这种陶器粗糙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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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瓷”的概念很广泛，既包括粗陶器和瓷质器，也包括真正的瓷器，所以翻译成英文比较困难，参见东方陶瓷学会（Oriental Ceramic Society）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编写的Chinese Translations No.9（1979）的注释。这种瓷器的所谓“青色”，概念也很广泛，包括黄色、橄榄色、绿色和蓝绿色；“青瓷”的概念在中文里也非常宽泛，可以指绿釉器、原始青瓷、硅酸盐粗陶器或越窑器，越窑因其主要产地在古越州而得名。为了将这种早期阶段的越窑器与唐代及以后的越窑器区分开来，有时也可将其称作旧越窑器。本书所指的越窑器与中文里的用法一致，专指这一特定地区生产的瓷器。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有一篇关于公元3～4世纪青瓷的特别重要的文章，详细论述了这种瓷器的生产情况、窑炉结构、技术传播等，也讨论了陶瓷生产的社会经济学问题，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这篇文章为青瓷的研究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标准，参见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De L’efficacité plastique à la productivitè：Les grès porcelaineux de Jiangnan aux Ⅲ-Ⅳ siècles du notre ère，” T’oung Pao 84（1998）：21-61。或许由于所用文献资料的不同，本人的研究与这篇文章在某些细节方面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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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浙江衢州的发现，参见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衢州市发现原始青瓷》，《考古》1984年第2期，第130～134页及图版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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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青瓷起源问题的讨论，参见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第102～103页。这种器物无疑成为后来唐越窑器和宋龙泉窑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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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釉面剥落的现象与热膨胀率有关。由于制作青瓷的原料是一种高硅低铁的黏土，所需烧成温度较高，而釉的烧成温度又相对较低。因此，当釉已经玻璃化时，胎还没有完全烧成，胎釉之间的结合还不是很好，很容易导致釉面的开裂或剥落现象。参见蒋赞初、熊海堂、贺中香《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第290页。关于陶瓷生产的大量技术问题，参见叶喆民《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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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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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sahiko Sato，Chinese Ceramics：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and Tokyo：Weatherhill/Heibonsha，1978，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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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sahiko Sato，Chinese Ceramics：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and Tokyo：Weatherhill/Heibonsha，1978，p.35。石灰可通过燃烧石灰石、白垩或贝壳获得。在加热至800℃时，碳酸钙释放出二氧化碳，变成氧化钙，氧化钙作为助溶剂，在硅化合物（石英和燧石）上产生玻璃质的釉，而各种黏土和火成岩中富含的氧化铝则使釉硬化并附着于胎上。Wood所说瓷器上的釉以往被称长石质釉，是一种误导，因为釉的主要成分并非长石。参见Nigel Wood，Chinese Glazes：Their Origins，Chemistry and Recreation，p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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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51页。另参见夏鼐《跋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第106页。他认为氧化铁会导致橙黄色甚至深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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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39页；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From the Ear-cup to the Round Cup：Changes in Chinese Drinking Vessels（2nd to 6th century AD），” Oriental Art 48.3（2002）：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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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下讨论中的很多材料都是基于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3期，第57～62页。《中国陶瓷史》中也有一些关于龙窑的论述，可能也是该书撰稿之一的朱伯谦写的，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52～156页；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龙窑遗址位于浙江绍兴地区，参见谦逊《浙江绍兴富盛战国窑址》，《考古》1979年第3期，第231～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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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Nigel Wood，Chinese Glazes：Their Origins，Chemistry and Recreation，p.34。关于这些投柴孔的出现年代，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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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igel Wood，Chinese Glazes：Their Origins，Chemistry and Recreation，pp.34-35.Wood解释了增设投柴孔后产生的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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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这个地区在先秦时期为越国所辖，唐代行政区划上改称越州，因此这个地区生产的瓷器被称作越窑瓷，不过，既然越窑瓷指的是唐代越州诸窑的产品，那么将六朝瓷器也称为越窑瓷器就不妥，所以有人建议用“会稽窑”来与唐代“越窑”相区分。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37页；文中还提议以“晋瓷”或“青釉器物”来代表早期越窑产品。关于这个地区瓷窑的分布，参见李辉柄《略谈我国青瓷的出现及其发展》，《文物》1981年第10期，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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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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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对这些窑址进行了讨论，参见“De l’efficacité plastique à la productivitè：Les grès porcelaineux du Jiangnan aux III-IV，siècles de notre ère，” T’oung Pao 84（1998）：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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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4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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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43～144页。关于这个地区窑址的研究，参见贡昌《浙江武义县管湖三国婺州窑》，《考古》1983年第6期，第567～568页，以及其论文《谈婺州窑》，第22～31页，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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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44～145页。香港冯平山博物馆出版的双语《中国古窰址瓷片展览》（香港，1981）中有窑址出土器物的清晰彩版，也许由于展品的时间跨度较长，书中对瓷器的分类与上述有所不同。书中发表了东晋至南朝时期的上虞窑（第22～25页）、余杭窑（第28页）和萧山窑（第32页）瓷片的照片。我将它们都称为越窑，而该书只将唐代及以后的器物称为越窑器。该书也收录了部分德清窑的资料，参见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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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asahiko Sato，Chinese Ceramics：A Short History，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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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卫岗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71页。另参见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第824～825页，为了确定金华地区墓葬出土瓷器的产地，对不同窑址的产品特征进行了讨论。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讨论了六朝早期青瓷的商业化和瓷业的传播问题，参见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De L’efficacité plastique à la productivitè：Les grès porcelaineux de Jiangnan aux Ⅲ-Ⅳ siècles de notre ère，” T’oung Pao 84（1998）：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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