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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对这些窑址进行了讨论，参见“De l’efficacité plastique à la productivitè：Les grès porcelaineux du Jiangnan aux III-IV，siècles de notre ère，” T’oung Pao 84（1998）：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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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4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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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43～144页。关于这个地区窑址的研究，参见贡昌《浙江武义县管湖三国婺州窑》，《考古》1983年第6期，第567～568页，以及其论文《谈婺州窑》，第22～31页，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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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44～145页。香港冯平山博物馆出版的双语《中国古窰址瓷片展览》（香港，1981）中有窑址出土器物的清晰彩版，也许由于展品的时间跨度较长，书中对瓷器的分类与上述有所不同。书中发表了东晋至南朝时期的上虞窑（第22～25页）、余杭窑（第28页）和萧山窑（第32页）瓷片的照片。我将它们都称为越窑，而该书只将唐代及以后的器物称为越窑器。该书也收录了部分德清窑的资料，参见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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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asahiko Sato，Chinese Ceramics：A Short History，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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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卫岗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71页。另参见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第824～825页，为了确定金华地区墓葬出土瓷器的产地，对不同窑址的产品特征进行了讨论。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讨论了六朝早期青瓷的商业化和瓷业的传播问题，参见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De L’efficacité plastique à la productivitè：Les grès porcelaineux de Jiangnan aux Ⅲ-Ⅳ siècles de notre ère，” T’oung Pao 84（1998）：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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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这些青瓷传播情况的另一种解释，见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考古》1983年第8期，第712～713页，该文认为苏州西晋墓葬中发现的浙江越窑青瓷属于某位上虞地方官的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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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关于四川青瓷及其地域特征，参见陈丽琼《试谈四川古代瓷器的发展及工艺》，第208～229页，四川省史学会《四川省史学会史学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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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福建的窑址，参见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屏山南朝墓》，《考古》1985年第1期，第28～32页。报告指出，南朝早期和中期墓中出土的瓷器大多数是实用器，但从南朝后期至初唐，瓷器形体变小，制作粗糙，明器化倾向较为突出，参见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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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45页。关于长江中游地区瓷器地域特征的详细研究，参见蒋赞初、熊海棠、贺中香《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第285～294页。他们认为鄂城地区发现的90%青瓷是本地烧造的，在造型和装饰上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仍落后于越窑青瓷；此外，鄂城青瓷在胎釉结合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脱釉现象严重，影响了器物的美观和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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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柳涵：《漫谈中国古代的莲荷图案》，《文物》1958年第9期，第6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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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asahiko Sato. Chinese Ceramics：A Short History，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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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此分期部分依据魏正瑾和易家胜对南京地区所做研究，参见魏正瑾、易家胜《南京出土六朝青瓷分期探讨》，《考古》1983年第4期，第347～353页。该分期结论总的来说与《中国陶瓷史》的讨论和李知宴的分期一致，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58～162页及图48；李知宴《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成就》，《文物》1979年第2期，第51页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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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这种器物的早期造型为鸟形，参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第43、44、42页及图11.6。佐藤雅彦认为，鸡首壶可能受到了当时地中海地区流行的酒坛造型的影响，参见Masahiko Sato，Chinese Ceramics：A Short History，p.38。关于这种造型的讨论，另参见Yutaka Mino and Katherine R.Tsiang，Ice and Green Clouds：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 Indianapolis：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1986，pp.88-90。谢明良认为，鸡首壶在六朝墓葬中如此常见，在吐鲁番地区墓葬中也发现了鸡鸣枕，是因为鸡在当时的信仰体系中具有驱邪的性质，参见谢明良《鸡头壶的变迁——兼谈两广地区两座西晋纪年墓的时代问题》，《艺术学》1992年第7期，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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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李辉柄：《略谈我国青瓷的出现及其发展》，《文物》1981年第10期，第50页。该文将早期青瓷的类型进行了细分：（1）主要沿袭东汉风格的器物，如带系罐、盘口壶和耳杯；（2）新的器型，带有鸡首、羊首或虎首的壶；（3）仿青铜器造型的器物，如熏炉；（4）与东汉相似但器形较小的明器，如四系罐和盘口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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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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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建国：《东晋青瓷的分期与特色》，《文物》1989年第1期，第8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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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魏正瑾、易家胜：《南京出土六朝青瓷分期探讨》，《考古》1983年第4期，第351～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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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刘建国：《东晋青瓷的分期与特色》，《文物》1989年第1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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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魏正瑾、易家胜：《南京出土六朝青瓷分期探讨》，《考古》1983年第4期，第352页。这里所做的分期与魏正瑾、易家胜的不同，后者的分期并不总是与朝代重合，他们的四期是：公元254～316年、公元317～357年、公元357～479年和公元480～589年。这种分期的不同对上文所做概述并无影响。《中国陶瓷史》采用了以朝代进行分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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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Nigel Wood，Chinese Glazes：Their Origins，Chemistry and Recreation，p.91，该文以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片显示了这种难熔性黏土的成型过程，黏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和多水高岭石，也杂有细石英、云母和长石，由于富含铝元素，烧成温度介于1250℃～1310℃，高于南方黏土的烧成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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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李辉柄：《略谈我国青瓷的出现及其发展》，《文物》1981年第10期，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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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宋百川、刘凤君：《山东地区北朝晚期和隋唐时期瓷窑遗址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86年第12期，第1121～1125、1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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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宋百川、刘凤君：《山东地区北朝晚期和隋唐时期瓷窑遗址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86年第12期，第1121～1125、1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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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两座西晋墓》，《考古》1964年第4期，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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