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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可惜对这些镜子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缺陷，考古报告上的图片一般都很模糊，对镜子图案元素的描述缺乏统一的术语，此外还过度关注镜子上的铭文而对装饰有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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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Joan Justesen，“A Chinese Bronze Mirror，” Folk 16-17（1974-197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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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此处对镜子的讨论主要根据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第119～136页；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第556～563页，以及王仲殊在1981～1989年发表在《考古》上的一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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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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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关于TLV镜（规矩镜）的深入讨论，参见Michael Loewe，Ways to Paradise：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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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四叶纹环绕在中央钮座的周围。在报告中，根据四叶纹叶子形状的不同而称呼不一，如蒂纹、柿蒂纹、叶纹、桃叶纹和花瓣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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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Nancy Thompson，“The Evolution of the T’ang Lion and Grapevine Mirror，” Artibus Asiae 29（19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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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米士诫、苏健：《洛阳藏镜述论》，《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第47页。他们对镜子图案的变化有着很有意思的论述：人物形象越来越修长、简朴的镜面上出现越来越多的花卉图案，这种趋势与同时期的佛教造像碑和画像石棺的风格演变完全吻合。由于浮雕较高，很难用拓片来反映这种镜子的细部。管维良在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中，通过对这种镜子的分析，辨识出纹饰中的诸多神祇、人物和动物形象，参见管维良《汉魏六朝铜镜中神兽图像及有关铭文考释》，《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第8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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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第822、8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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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蒋赞初、熊海棠、贺中香：《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第290～292页，该文难得地提供了不同类型镜子的数量信息。在鄂城发现的200多面镜子中，神兽镜占58%，兽首镜、连弧夔凤、鸟兽或龙虎镜占27%，其他还有内行连弧纹镜、方格规矩纹镜、四乳四蝠纹镜、变形柿蒂蝙蝠纹镜、“位至三公”铭双螭纹镜等。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考古》1985年第11期，第130～131页，该文认为鄂城制镜业是随着孙权公元222～229年定都鄂城，由会稽引入制镜工匠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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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第557～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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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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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全洪认为铁镜次于铜镜，铁镜的出现是由于当时社会动乱、铜料短缺造成的。同时他又认为，铁镜之所以出现在大墓里或作为皇室礼物，是由于铁镜稀少而物以稀为贵，参见《试论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铁镜》，《考古》1994年第12期，第1118～1126页。他的这种解释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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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Suzanne Cahill，“The Word Made Bronze：Inscriptions on Medieval Chinese Bronze Mirrors，” Archives of Asian Art 39（1986）：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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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赣州市博物馆：《江西赣县南齐墓》，《考古》1984年第4期，第348页。这些小型镜子被认为是旅行时所用，或聚焦阳光而取火之用。关于后者，参见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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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第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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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第561～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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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Yeajen Liang-Lee and Francois Louis，An Index of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Unearth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Zurich：Museum Rietberg Zurich，1996.这是一部很有用的金银器目录，收录了至该书发表时为止所有见诸考古文献的金银器，年代跨度为从商至清。书中的金银器数量与本人数据库中的数量不完全相符，可能是由于各自依据的资料略有不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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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根据钮仲勋的研究，南方地区的金矿资源主要是云南、四川、福建等地的砾石沉积物，而北方金矿则发现于山西、陕西以及汉水流域，参见钮仲勋《魏晋南北朝矿业的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1982年第2期，第140、142、145页。至于汉水流域的金矿，根据《魏书》的记载，当时一次就有一千多户被派往汉水淘金，《魏书》卷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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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6期，第345～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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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第24～26页、图版3.1-4。至于朝鲜半岛的资料，参见Rene-Yvon Lefebvre d’Argence and Diana Turner，eds.，5000 Years of Korean Art，Seoul：Samwa，1979，pl.Ⅸ and text，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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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第2～28页，尤其图版1及图版4.1。关于这种冠饰（称作“步摇”）的更多讨论，参见Albert E.Dien，“Liaoning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Aspects of its Cultural Heritage.” Unpublished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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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麦英豪、黎金：《广州西郊晋墓清理报导》，《文物》1955年第3期，第2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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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郭家山东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第1～7页；另参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第8期，第41～46页，报道仅一座墓中就出土了20件金、银、琥珀、玻璃器，以及各种珠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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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2期，第38～39页及第34页，图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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