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72872 [209] Joseph Needham，Wang Ling，and Kenneth G.Robinso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4.1，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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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74 [210] H.C.Beck and C.G.Seligman，“Barium in Ancient Glass，” Nature 133（1934）：982。中国发现的蜻蜓眼玻璃珠可能是对西方输入品的仿造，其中钡的成分一般被认为是本土产品的特征，因为其他地区的玻璃器中极少含有钡。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C.G.Seligman and H.C.Beck，“Far Eastern Glass：Some Western Origins，” Bulletin of the Musue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0（1938）：1-64，其中15页以下有质谱仪的分析结果；Robert Brill，Robert D.Vocke，Wang Shixiong，and Zhang Fukang，“A Note on Lead-Isotope Analyses of Faience Beads from China，” pp.87-109，其中采用了湿化学法、火焰光谱法、原子吸收法，并对铅同位素的比例进行了测试。由于这些玻璃器中铅的含量较高，其比重也相对较高。Bivar则认为钡的存在不能作为玻璃器出自中国的必然证据，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参见A.D.H.Bivar，“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Near East in Sasanian and Early Muslim Periods，”in Pottery and Metalwork，edited by William Watson，q.v.4. Brill又另辟蹊径地提出，对无铅玻璃来说，以前采用的分析方法无法区分中国或西方使用的玻璃灰的类别，参见Robert Brill，“Some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Word ‘Boli’，”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2（1991/1992）：132-133。目前学术界对这些问题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参见Robert Brill and John H.Martin，eds.，Scientific Research in Early Chinese Glass：Proceedings of the Archaeometry of Glass Sessions of the 1984 International Sysposium on Glass，Beijing，September 7，1984 with Supplementary Papers. Corning，N.Y.：The Corning Musuem of Gla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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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76 [211] 《魏书》卷102；《北史》卷97。“颇梨”是玻璃的古称。Brill认为它不是来自希腊语beryllos，也不是来自拉丁语berullos，因为字根beryl一般指的是透明的绿宝石，如翡翠色绿宝石或海蓝宝石，“玻璃”应来自希腊语bolos，即“疙瘩”或“块”之意，可能通过希伯来语或阿拉姆语而来，指用于制作玻璃器的玻璃块；他认为这些玻璃块可能比易碎的玻璃器更便于运输，运到中国后被制成了典型的中国式玻璃器，参见Robert Brill，“Some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Word ‘Boli’，”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2（1991/92）：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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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78 [212] 程朱海：《试探我国古代玻璃的发展》，《硅酸盐学报》1981年第1期，第96页。关于这些名词的进一步讨论、相关文献的引用，以及对外来词“玻璃”出现之前中国缺乏相应的本土词语等问题的推测，参见Joseph Needham，with Wang Ling，and Kenneth G.Robinso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4.1，pp.105-106。我觉得以现代的用法推知古代有些不妥，因为如下文所述，在当时的文献中，有些可能由透明玻璃制成的器皿也被称为“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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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80 [213] 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第83页。报告中称出土的珠子是琉璃制成，但在第101页，又将M20出土的珠子称作“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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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82 [214]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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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84 [215]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晋南朝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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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86 [216]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晋南朝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第358页的表格显示了“琉璃”与“料”的区别，但在其他的一些报告中，所谓的琉璃耳环和琉璃珠却被描述为“半透明”，参见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第82页；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2辑，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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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88 [21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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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90 [218] 张彦煌、龚廷万：《四川昭化宝轮院屋基坡崖墓清理记》，《考古》1958年第7期，第30页。文中将墓葬出土的珠子描述为玻璃，但第27页的表格中又称为琉璃，这可能是笔误，也可能就是称呼上的重复。关于这个问题，另参见Edward Schafer，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pp.235-237，谢弗更关心唐代的称呼，而不是现代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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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92 [219] Yoshito Harada，“Ancient Glas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cta Asiatica 3（1962）：57-69。Harada（原田淑人）似乎认为所有的早期玻璃都是输入品。Krykov重点讨论了丝绸之路贸易中玻璃的重要性，M.V.Krykov，“The Silk Road：The Glass Road，” in Ildikó Lehtinen ed.，Traces of the Central Asian Culture in the North：Finnish-Soviet Joint Scientific Symposium held in Hanasaari，Espoo，14-21 January，1985. Helsinki：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1986，pp.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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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94 [220] 《三国志》卷30，《太平御览》卷808也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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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96 [221] 《世说新语》卷1。玻璃板在公元1世纪时开始在西方使用，但没有实物材料表明当时已传入中国。承蒙John Kieschnick提醒，使我注意到这则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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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898 [222] Doris Dohrenward，“Glass in China：A Review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p.426，认为，中国的玻璃工艺远不能与青铜器、漆器和陶瓷工艺相媲美，因为这种材料只在少数几个时代受到珍重，其中之一是汉代以后作为一种珍稀舶来品受到珍重，受到珍重的原因可能因为其透明，与佛教所要求的纯洁与高尚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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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900 [223] 这些讨论多基于安家瑶的权威研究，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3～448页。另参见Henderson的译文，Mathew Henderson，“Early Chinese Glassware，”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Translations Number Twelve，foreword dated 1987，p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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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902 [224]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5～416页；Mathew Henderson，“Early Chinese Glassware，” p.3，此处将姓氏“王”误译为“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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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904 [225] 参见《世说新语·排调》。另在《世说新语·僻陋》中有琉璃碗与金澡盆相配使用的记载；《世说新语·汰侈》记有晋武帝的一顿盛宴，餐具皆为琉璃器。这些典故皆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第45页）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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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906 [226]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第6～7页；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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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908 [227]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1957年第3期，第33页及图版10.4；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7～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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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910 [228] 以下玻璃器的例子多引自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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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912 [229] 这件玻璃碗的报告尚未发表，线图参见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页，图1.2。另外两件与之非常相似，一件发现于日本奈良橿原，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图版5.1；另一件发现于南京东晋墓，参见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第19、21页及图69。后者的器底上留有漆器痕迹，可能圜底之下曾有器座，参见王志高、周裕兴、华国荣《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第3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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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914 [230] 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页及图2、图版8.3-8.4。原始报告参见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第22页，该报告只报道了玻璃器的碎片，不过后来被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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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916 [231] Marc Aurel 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Carried out and Di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 Indian Government by Sir Aurel Stein. 4 vols.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8，p.756，and pl.CX；斯坦因详细描述了这件器物：玻璃杯呈透明的白色，略微泛绿，小平底，器壁略呈外弧，口沿厚而平；饰有凹地圆点纹饰带，凹地上突起七个圆形圜带，其上又有两圈椭圆形带。此器虽破碎，但已完整修复，高2.25英寸、底径7/8英寸、口径2.69英寸。另参见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页及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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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918 [232]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第14、12页及图26、图版3.1；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174页及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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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2920 [233] 这首赋散见于《艺文类聚》卷73、卷84，此处引文依据严可均（1762～1843年）《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94，北京，中华书局，1958，第2000页，据广州广雅书局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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