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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这件玻璃碗的报告尚未发表，线图参见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页，图1.2。另外两件与之非常相似，一件发现于日本奈良橿原，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图版5.1；另一件发现于南京东晋墓，参见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第19、21页及图69。后者的器底上留有漆器痕迹，可能圜底之下曾有器座，参见王志高、周裕兴、华国荣《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第3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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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页及图2、图版8.3-8.4。原始报告参见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第22页，该报告只报道了玻璃器的碎片，不过后来被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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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Marc Aurel Stein，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Carried out and Di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M. Indian Government by Sir Aurel Stein. 4 vols.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8，p.756，and pl.CX；斯坦因详细描述了这件器物：玻璃杯呈透明的白色，略微泛绿，小平底，器壁略呈外弧，口沿厚而平；饰有凹地圆点纹饰带，凹地上突起七个圆形圜带，其上又有两圈椭圆形带。此器虽破碎，但已完整修复，高2.25英寸、底径7/8英寸、口径2.69英寸。另参见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页及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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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第14、12页及图26、图版3.1；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第173～174页及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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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这首赋散见于《艺文类聚》卷73、卷84，此处引文依据严可均（1762～1843年）《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94，北京，中华书局，1958，第2000页，据广州广雅书局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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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魏书》卷102；《北史》卷97。这段文献被译成英文，参见Joseph Needham，with Wang Ling，and Lu Guei-djen，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4.1，p.108-109。尽管西方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经使用这样的玻璃窗，但中国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窗玻璃。程朱海在其文章《试探我国古代玻璃的发展》（《硅酸盐学报》1981年第1期，第101页）中也引用了这段文献，但另加上了一段关于玻璃工艺失传、天竺人来华做玻璃的记载，我不知道他的文献出自哪个版本。《北史》卷90称玻璃制作技术在隋代已失传，粟特人后裔何绸重又发现，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33页；Joseph Needham，with Wang Ling，and Kenneth G.Robinso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4.1，p.109。原田淑人为证明舶来品玻璃器的较高价值，引用《洛阳伽蓝记》关于北魏河间王元琛夸富的记载，元琛的财物中就有来自西方的琉璃碗，参见Yoshito Harada，“Ancient Glas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cta Asiatica 3（19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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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中文里的“纯碱”即Soda Ash（苏打灰），参见Edward Schafer，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pp.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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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艺文类聚》卷84引万震《南州异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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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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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第252～259页；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23～424页及图版8.6、10.1。玻璃吹制技术直到公元3世纪才从西方传入中国，而此前吹制玻璃产品已输入中国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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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关于李静训墓出土玻璃器及其他隋代玻璃器，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25～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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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这种玻璃器的化学组成，参见清华大学建筑材料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早期玻璃器检验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49～457页。此前由于样本年代的不准确，检验报告不太可靠。C.G.Seligman等报告唐代的玻璃主要是钠钙硅酸盐（soda-lime silicate），只有两例是铅硅酸盐（lead-soda-lime silicate），不过他们并没有对国产玻璃和进口玻璃进行区分，参见C.G.Seligman，Patrick D.Ritchie，and H.C.Beck，“Early Chinese Glass from Pre-Han to T’ang Times，” Nature 138（1936）：721。Ritchie又增加10例汉唐之间的玻璃样本，通过质谱分析，发现半数属铅玻璃（lead-soda-lime silicate），半数是钠钙玻璃（soda-lime silicate），于是提出：汉唐之间的玻璃经历了从铅钡玻璃（lead-barium）向铅玻璃（lead-soda-lime），再向钠钙玻璃（soda-lime silicate）的发展过程（p.220），参见Patrick D.Ritchie，“Spectographic Studies of Ancient Glass：Chinese Glass from Pre-Han to T’ang Times，” Technical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the Fine Arts 5（1937）：22。实际上，清华大学建筑材料研究院等早已根据玻璃中存在的少量钡元素，认为至少在北宋时期已制作铅玻璃，他们采用的测试方法是湿化学法和X光荧光技术，参见清华大学建筑材料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早期玻璃器检验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55～456页，表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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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34～435页。她认为，历史文献中提到这些玻璃易碎，说明当时的玻璃制作工匠尚未掌握退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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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王志高、周裕兴、华国荣：《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第3期，第88页，认为南京地区的强酸性土壤不利于漆器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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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王志高、周裕兴、华国荣：《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认识》，《文物》2001年第3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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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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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报告只是有选择地列举和描述了部分器物，没有准确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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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杨泓：《三国考古的新发现》，《文物》1986年第3期，第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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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2期，第16～24页；郑岩：《南昌东晋漆盘的启示——论南北朝墓藏艺术中高士图像的含义》，《考古》2002年第2期，第77～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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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缪启榆：《齐民要术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第250～252页；石声汉：《齐民要术选读本》，北京，农业出版社，1961，第281～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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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这里的时间所指何意，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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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物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第38～39页及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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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工杂述》，《文物》1979年第3期，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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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Albert O’Hara，“The Position of Woman in Early China according to the Lieh Nu Chuan，” The Biographies of Eminent Chinese Women. 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45，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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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Albert O’Hara，“The Position of Woman in Early China according to the Lieh Nu Chuan，” The Biographies of Eminent Chinese Women，pp.23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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