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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图像中，我们可以看到粟特人在尽情展示他们对音乐和舞蹈的热爱，同样的场面还能在当时一些大城市的西式酒肆里见到[30]。这些来自异域的乐舞表演者与他们带入中国的异域乐器一样颇受欢迎。在河南安阳北齐墓葬（图7.6）中发现的一件黄釉扁壶上，塑造了一幅特别引人注目的场景：一位男性舞者与四位乐师的表演[31]。舞者和乐师有明显的胡人特征，身穿中亚风格的紧袖上衣，翻领，束带，裤腿塞在靴子里。头饰同样也具有中亚风格。他们用琵琶、铙钹、笛子来演奏音乐，还有一位男子显然在和着乐曲拍手。舞者的姿势非常轻快。这幅画面中的莲花座据说相当于舞者通常站立的小毯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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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时期的一件佛座上也描绘了由两个舞者和乐队组成的乐舞场景，其中男性舞者穿着本地的服装，跳着“胡腾舞”，女舞者则穿着中原式的服装，不过袖子比一般的要长一些。乐队一边是中国人，另一边则是胡人，他们演奏的乐器与上述乐器相似，包括琵琶、箜篌、排箫以及箫和横笛（图1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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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北周佛座上的奏乐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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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音乐志》里有一段记录很好地揭示了当时外来音乐涌入中国的情况。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隋炀帝设立九部乐，其中只有一部是演奏中原传统音乐的，其他几部分别演奏来自西凉、库车、印度、撒马尔罕、喀什和安息的音乐。在该志中，西凉乐仅具“西凉”之名（西凉是五凉之一，五凉是公元4～5世纪统治西北凉州地区的五个政权），音乐本身并不属于西凉，可能是从库车传入、在西凉治下的凉州地区演奏的一种音乐。北魏征服这个地区之后，这里的音乐和乐师都被带到了当时的都城，在那里，人们开始称这种音乐为“国伎”，但到了隋代，又重新以“西凉乐”称之。《隋书》明确指出，曲颈琵琶和竖头箜篌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并不是中国的传统乐器。此后，《隋书》又记录了西凉乐由27人组成，演奏19种不同的乐器，包括钟、磬、筝（包括手拨的筝和用琴拨的筝）、箜篌（卧箜篌和竖头箜篌）、四弦或五弦琴、笙、箫、大筚篥、小筚篥、长笛、横笛，以及各种鼓和铙钹。《隋书》记载的其他几部乐与此类似[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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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前（以曾侯乙墓为例），伎乐和他们的乐器会伴随着他们的主人一同被埋入主人的墓里。不过，到了比较开化的年代后，改由随葬俑和壁画组成地下的乐舞场景。在酒泉发现的一座公元4世纪末或公元5世纪初的墓葬中描绘了一个四人组成的乐队，三位女子分别在演奏琵琶、箫和腰鼓，一位男子在弹奏一种矩形的齐特琴。这种齐特琴与以往的不同，不是横向怀抱在乐师胸前，而是将琴纵置，一端放在乐师的腰间腿上，另一端向外伸出，下面用一个短支架支撑（图11.5）。画面中身着飘逸长服的女子在乐队前舞蹈，还有两个杂技演员在献艺，而墓主人在一旁观看[35]。在西安附近的一座十六国墓中发现了大量的女性伎乐俑，衣着和发式与酒泉壁画所见相似，乐器包括笛、琴以及排箫。这座墓中的男乐师演奏的是打击乐器[36]。男伎乐也是嘉峪关画像砖墓中常见的形象，乐器包括琵琶、箫、琴以及箜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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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酒泉墓葬壁画中的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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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中国北方的鲜卑统治者同样喜欢这样的音乐，在呼和浩特的一座北魏墓葬中发现了一组陶俑，由七人的乐队和一名舞者组成，均为女子，但是很可惜，乐器都没保存下来[38]。另外一组这样的陶俑发现在司马金龙墓里，共12个，有着独特的鲜卑头饰[39]。在徐显秀（北齐的一位高级官吏）墓壁画中，描绘的是墓主夫妇及一群侍者，其中就有演奏曲颈琵琶、竖头箜篌和竽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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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乐队无疑也流行于南方，不过保存下来的实物非常少。在陕西安康南朝墓中发现了一组12人的陶俑。这个乐队包括两位鼓手、两位吹号角的乐师、一位弹奏不明乐器的坐姿女子、七位歌者（两男五女）。很可惜的是，墓葬简报里的插图不清楚[41]。在著名的邓县（今邓州市）南朝画像砖墓中发现了一些反映音乐表演的模印砖。其中一块砖上，两个女子在相互鞠躬，类似于欧洲宫廷里的正式舞蹈表演。四个男子站立一旁观看，其中一位在吹竽，竽上挂着流苏，另外一位在打腰鼓（图11.6）[42]。另外一块砖上也出现了竽，不过这里有一只凤凰似乎在合着曲子跳舞（图11.7）[43]。还有一块砖上描绘的是四位老年智者，被认为是“南山四皓”，他们以乐队的组合出现。其中一位在吹竽，另一位在拨弄着可能是琴的乐器（图11.8）[44]。虽然文献中提到过更多其他的南方乐器，但在保存下来的艺术形象中很难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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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邓县画像砖上的乐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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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邓县画像砖上的道教神仙吹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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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邓县画像砖上的“南山四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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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这一时期音乐状况的当属安阳隋代张盛墓内的一组俑了，共13件女俑，包括八位伎乐和五位舞者。乐器包括两把琵琶、一把直颈五弦琴和一把曲颈四弦琴（二者都用琴拨弹奏）、一组排箫、两种笛（包括竖笛和横笛，后者可能是六孔笛）、铙钹以及一只竖头箜篌，而第八件俑则做和着音乐拍手状[45]。到这个时期，乐队已经将传统与外来的音乐融合在一起，为此后唐代音乐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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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显然也是丧葬礼仪的一部分。在忠县涂井发现的房屋模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其中有吹箫的俑，可能代表着一场丧葬仪式[46]。在堆塑罐的口沿部位也塑造了一些乐师形象，可能也与葬礼有关[47]。乐师明显不是中国人，他们演奏着各种乐器，如箫或笛、竽以及各种弦乐器等[48]。可惜的是，乐师模型都太粗糙，没有刻画出细节。这些胡人伎乐很可能是被雇请来参加这样的仪式的，就像在吴国王子的丧礼中，就雇请了这样的乐队来哀悼亡灵，音乐和牺牲都持续了七天七夜[49]。无论是何种情况，这些堆塑罐上的俑的形象很好地反映了胡人伎乐在当时社会存在的情况，不过还有待发现更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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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还流行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音乐——军乐，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50]。与汉代一样，这时的军乐队似乎也包括四种类型的乐器，其中打击乐器是鼓和铙钹，管乐器是箫（通常是排箫或是北方游牧民族传入的笳）。这是一支骑在马上演奏的乐队，随军队一起出征。冬寿墓壁画中就描绘了一幅这样的乐队图。骑马伎乐紧随冬寿马车之后，演奏着排箫、笳以及建鼓。建鼓是用一种支撑物竖直架在骑者前面的鼓，另有大鼓和锣，分别由两个步兵抬着，还各有一人负责敲击，锣鼓是行进在马车前面的，用于战斗中号令军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乐器（图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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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含有骑马伎乐的冬寿墓出行图（东晋升平元年，公元3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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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铙钹似乎在乐队中被摒弃了。军乐队一般由7～16人组成。根据陈太建六年（公元574年）建立的鼓吹之制，皇家乐队由16人组成，其中箫13人、笳2人、鼓1人。乐师的数量随品级的降低而递减：东宫可拥有13人，诸王12人，而庶姓只能有11人，其中9人吹箫，2人持另外两种乐器[51]。显然，箫是主要的乐器。而且到这个时期，这种被称为“鼓吹”的军乐队很可能已经与军队出征没什么关系了，而成为了社会地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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