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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084 3.肩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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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086 另一种适合一部分人的交通方式是肩舆。《宋书》将其称为“辇车”,后来又出现了“步辇”。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一种轮子可以拆卸的有轮车,不过这种车是何时出现的尚不得而知[145]。史载汉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邀宠妃同乘一舆出游,但遭拒绝,宠妃说他应该邀大臣同乘,而不是妇人。这里提到了汉成帝所乘的交通工具。这个典故见于顾恺之画作《女史箴图》中,但其中细节很不清楚。司马金龙墓的屏风上则较为清晰,是一个后部较高并带有顶篷的精致箱体,上面有一个可能是身份标志的伞盖,四人用两根抬杠肩扛[146]。邓县(今邓州市)画像砖上也出现了略微简单的肩舆,也是一个带有顶篷的座子,由于没有乘坐者,四个人可以轻松地抬起(图12.9)。广西的一座墓里也出土了一件没有顶篷的肩舆模型,两个人抬着一个简单的带有四条腿的箱子,不过抬杠的情况不很清楚[147]。《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肩舆杠的记载,都是发生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事件,不过都没有说明它的结构和抬杠的人数[148]。陶渊明探访一位刺史后回家时,刺史让侍者和两个儿子用肩舆抬着他回家,据说陶渊明很高兴,似乎并不在意这种不够威风的交通工具。或许陶渊明所乘的是“版舆”,这也是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一种肩舆[149]。肩舆一直是不太常用的交通工具,直到南宋才开始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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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091 图12.9 邓县画像砖拓片中的肩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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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093 六朝是上层社会人士使用役畜车舆的黄金时期,但到唐代,除了在一些特别的典礼中,骑马变成常见的交通方式,这无疑是北方人的传统,他们对唐代统治阶层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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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095 4.水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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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097 南方盛产水稻、水源丰富,这是南北方最明显的差别。在北方干旱的黄土地区旅行得坐着车在布满车辙的道路上嘎嘎前行;而与北方不同的是,南方的主要旅行方式是坐着船在密布的河流与运河中穿梭。当然,南方的主要水路是长江,也可简称为“江”,沿途有很多大的支流注入其中,如汉江、赣江和湘江,这些大支流又有自己的小支流和湖泊,沿途汇入长江者,皆可作为重要的水道。首都建康位于河网交汇处,连接各河流的运河可以将富庶的三吴地区产品运抵建康的码头。在所需之处都会建造码头(埭)和中转站,并制定了交通管理和税收制度,不幸的是,有的地方豪强会控制税收并据为己有[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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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099 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李翱经水路从洛阳前往广州花了半年时间,行程约7000里,他的行程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六朝水路交通的信息[152]。《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官员乘船就职或返京的故事,其中一则故事发生在一只商船上[153]。像今天一样,古人远行时也会被别人央求捎带一些东西,殷羡的故事就是一例。当官员殷羡从今江西南昌的任上解职离去时,受托捎带了一百多封要投往首都的信件,但他一到建康的石头港,就将信件全部扔到了水中,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他的这个行为被当成自负[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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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101 水路旅行并非没有风险,河流极易藏匿水路上的罪恶。有一则故事讲到,儿子带着父亲的遗体回家安葬,结果遭仆人杀害,抛尸水中,仆人带着值钱的东西逃之夭夭。儿子托梦给母亲,母亲托别人找到并惩罚了歹人[155]。另一则故事讲道,有人带着长达千步的筏子顺江而下,为梁代某帝建造寺庙,途中遭到一位贪官诬陷而被处死,筏子也被充公,当成建造寺庙的材料送往京师,目的在于贪功。可喜的是,无辜的受害者显灵了,那位官员不久就死了[156]。不过,从类似的陆路旅行故事来看,当时的陆路旅行也不会安全很多。尽管如此,当时更大的旅行危险可能还是来自大自然,一部较晚的文献中提到,“若湖广、江西省舟,则过湖冲江,无端风浪,故锚、缆、篷、桅,必极尽制度,而后无患”[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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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103 中国的造船方式与西方大不相同[158]。西方造船,要先用一根龙骨做出船体,然后加上船肋,最后装上船底,这种形状可能源自最早的水上运输形式——掏空的木头。中国的造船理念则完全不同,基本设计来自竹子。尽管也会有一些例外,但总的来说,中国古船的船体既没有龙骨,也没有船肋,而是做成平底,并且在船底上竖立一排排隔板,从而形成密不透水的船舱;前部是方形的,形成方形船首,后部的船侧板逐渐向上弧,超出方形的船尾,悬在船尾的瞭望台之上,再在上面悬挂一个平衡舵,平衡舵用舵柱分开,其在中轴线上朝向前方的方向占了1/3。舵是悬挂着的,这是便于在浅水里也能将锚升起来。有的则用长长的转向橹或单桨来代替舵,桨有时也会与舵一起配合使用。船的推力会受到船篙、船橹或船帆的影响。划橹者站立在船的两侧,面向前方划橹,或用长篙撑船前行。中国人也发明了双桨,模仿鱼尾的运动方式划船,这就叫“摇橹”,公元3世纪就已使用,现在仍能看到[159]。为了给划橹者腾出足够的空间,船室一般尽量靠近船的后部;在船的两侧还设瞭望台。如果船有帆,桅杆要插进桅座里,并对着楔进船舱,以免给拴缆绳造成不便。船帆一般装在斜挂的帆桁上,这是一种四角纵帆,由席子和板条构成:用芦苇做席,用轻型木条加固船帆,使帆能平张。如果顾恺之向上司求借布帆的典故可信,那么布帆显然是官员专用的[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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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105 这个时期的船只遗存没有发现,已经发现的遗存都是宋及以后的,但汉墓中的船只模型表明,汉代的航运建筑已经初具水平(图12.10)[161]。成都发现的佛教造像碑上也刻有船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细节(图12.11),如耙形的桅杆和上弧的船尾建筑,但李约瑟(Needham)认为,画面中被风吹鼓的帆并非那种紧绷的苇席—木条结构的帆[162]。另一幅著名图像出现在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上(图12.12)。麻烦的是,现存的两个版本都是根据公元4世纪的顾恺之原作而画的公元11或12世纪的宋代摹本,所以无法保证顾恺之原作上的船与现存摹本上的船相同。不过从船的特征来看,摹本看起来还是可信的[163],比如后部支起来的平衡舵以及紧挨着它的双桨,还有船体的外形等。船的大小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时期大得多的船都有。颜之推说,当时南方人不信有容纳千人的毡帐,而北方人不信有能装二万斛(约1400吨)的船[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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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110 图12.10 广东德庆出土汉代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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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115 图12.11 四川成都造像碑上的船(公元5~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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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120 图12.12 据传为顾恺之画作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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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122 这么大的船很可能是用于海上贸易的,既与本国的其他地区贸易,也与朝鲜、日本、安南等邻国贸易[165]。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万人入海寻找传为秦始皇军队所到之岛屿,第二年返回,但并没有与那些岛屿建立联系,结果两位将军以无功被诛[166]。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孙权又试图与辽东公孙氏政权建立友好关系,向辽东派出使团,并带着封号和一万之众以支持公孙氏抵御他们共同的敌人曹魏。结果这一计划也落空了,公孙氏将东吴使者的首级送与曹魏,以表忠心[167]。孙权并未气馁,又派人出使南海,使者返回后称南海有百余小国[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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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124 广州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港口,但这里大量的贸易活动可能都是外国人经营的。东晋僧人法显在《佛国记》中讲道,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的那次航海本应从锡兰返回广州的,却到了今山东的青州。船在海中迷失方向,法显及其随从多次死里逃生,由此可见当时的远洋商人是多么艰难。从船靠岸后他还得充当翻译来看,他所乘的这艘船并非中国船只[169]。这艘船能载200人,而且还不是外国船队里最大的。据一部公元3世纪的著作记载,这些船的长度超过200丈(当时的一丈约合2.4米,所以此船长约48米),高出水面两三丈,远看像一座“阁道”,能载六七百人和万斛粮食[170]。这个时期中国远航船只的资料非常罕见,但关于水军的记载却很多[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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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126 正史里一般很少关于战争细节的描述,但史家似乎对水军的遭遇抱有浓厚兴趣。例如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朝水军欲顺江而下攻打东吴,东吴上游边境上的晋朝巴郡太守奉命建造舟舰。其中有长达120步(约600英尺)的大型战舰,能容2000人,上有木制堡垒和弓箭手的楼阁,并开有四出城门,船上可以骑马往来。又在船首绘画鹢首怪兽以惧江神(现代的小船上也画着类似的怪兽),舟楫之盛超越了以往各代所见。在船坞造船时形成的大量木屑顺江而下,本可让东吴朝廷对此次入侵有所警觉,但属下的警告并没有引起吴主的重视。当晋朝舰队顺江而下抵达东吴时,东吴军队在长江狭窄之处拉上铁链,以拦截晋朝船只,并在河床上栽上铁锥,希望划破来犯的船舰。晋朝军队以火炬浸油,点燃之后投向铁链,结果铁锁被熔化,铁链被毁;又命善水者驾着载满伪装成士兵的草人筏子冲向铁锥,铁锥被废。江中的障碍清除之后,自然势不可当。于是这支舰队顺江而下,在攻克东吴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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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74128 格拉夫(David Graff)指出,在战场上,一般来说只有箭矢的往来,少有登船和短兵相接的战斗。弓箭手会受到木制或牛皮制的城垛的保护[173]。晋之攻吴的先例,在公元588~589年隋攻陈时重现,也是一支船队顺江而下,与岸上军队一起摧毁了沿江的防御工事。这个时期的大船多达五层甲板,装配有投石装置,能够从投石机上用人力拉绳子或用平衡锤投掷抛射物。另一种手段是用大型的弹射装置,如带刺的拍竿,当向敌船开火时,可以像抓铁一样抓住敌船[174]。用火船燃烧敌船、用“蒙冲”撞击敌船都是曾经使用过的手段。随着国家的统一,六朝时期长江上规模空前的水战终于结束了。为了确保长江无战事,隋在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下令没收南方所有长度超过3丈(约25英尺)的船只[175],于是这个水域内一度只有较小的船只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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