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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Yang，Lien-sheng，“An Additional Note on the Ancient Game Liu-p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5（1952）：132-133；《资治通鉴》卷93。胡三省的注里说这种游戏在晋代十分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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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如《世说新语·任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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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晋书》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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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Richard B.Mather，trans.，Shih-shuo Hsin-yü：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88，#16；《晋书》卷66。董理将西安发现的隋代棋子称为“双陆”或“双六”，六朝时期非常盛行，他详述了这种棋戏，参见董理《“隋琉璃、玛瑙围棋子”考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第71～75页。另参见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第206～207页。我认为这是樗蒲的一种，樗蒲之名仅有一次见于六朝正史，即《南史》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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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左传·昭公十二年》；James Legge，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Hongkong，preface dated 1872，p.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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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G.Montell，“The T’ou Hu—The Ancient Chinese Pitch-pot Game，” Ethnos 5（1940）：70-83。他引用了Legge《礼记》的译文，James Legge，Liki，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28. Oxford，1885，pp.39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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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Richard C.Rudolph，“The Antiquity of T’ou Hu，” Antiquity 24.94（June 1950）：17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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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颜氏家训·杂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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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三国志》卷154、卷28；《晋书》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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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G.Montell，“The T’ou Hu—The Ancient Chinese Pitch-pot Game，” Ethnos 5（1940）：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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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郑艳娥：《博赛刍议》，《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译文参见Bruce Gordon Doar，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4.4（2002）：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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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世说新语·巧艺》；Richard B.Mather，trans.，Shih-shuo Hsin-yü：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363，将这种棋称为“reach-five”；而Lien-sheng Yang则援引《汉书》卷64的描述，称其为“blocking five”，并认为与樗蒲有关，参见Lien-sheng Yang，“An Additional Note on the Ancient Game Liu-p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5（1952）：12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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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此处是“弓弹”之名唯一一次见于这个时期的史书，它最有可能指的是前述“弹棋”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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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三国志》卷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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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十三章 佛教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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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方面可以说就是佛教的传入和传播，宗教几乎渗透到了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思想和信仰领域。在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道教当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这个时期佛教显得尤为重要[1]，佛教遗存的数量之巨令人震撼。公元6世纪早期，仅洛阳一地的佛教建筑就翻了一番还多，从500座左右增加到1300多座[2]。大量更为重要的佛教遗存发现于华北地区，尤其是今天的山东省和河北省，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地区有过很多高等级的佛教活动。据说北齐时期共有寺庙4万座，承光元年（公元577年）被北周攻克后，被迫还俗的僧尼约300万，这表明当时可能有多达10%的人口都是宗教从业人员[3]。佛教通过多种方式催生了佛教组织的形成，从而将社会各阶层凝聚在一起。佛像与佛教仪轨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宗教框架，同时也强化了联系他们的纽带[4]。前面几章已经论述了佛教对建筑、陶瓷，以及其他物质文化方面的影响，但如果要公允地评价佛教在这个时期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此处基本不涉及道教的问题，因为相关的六朝物质遗存极少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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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一 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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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佛陀（据传公元前563～483年在世）去世后的几百年里，他在艺术中的形象都用一些象征物来代表，如一顶佛冠、一匹无人乘骑的马或一双脚印。后来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才出现了佛像。由于大乘佛教信奉解脱，据说只要信奉佛陀就能升入天堂，而这就需要一个礼拜的对象。佛像最早出现在古犍陀罗地区（Gandhara，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并受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在此殖民所致的希腊传统的强烈影响。此外，以秣菟罗（Mathura）为中心的印度本地传统也是这种新艺术形式的重要来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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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要尽可能展现佛陀的32个重要的身体特征（即“相”），如肉髻（即头顶上的肉突，一般认为是用来容纳佛陀过人的智慧的）和白毫（即双眉之间的一束卷毛），与印度的卷发和种姓标志有些类似。32相中还有一相是因项光而形成的金身，这也是佛像常常镀金的原因。佛陀本为穿金戴银的王子，尽管出家修行之后不再佩戴任何首饰，但他的耳垂已经被沉重的耳饰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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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斯沃德（Griswold，A.B.）较详细地讨论了佛装的不同样式，并制作了一个有用的词汇表来描绘不同的佛装[6]。从佛像的图像特性来看，这些佛像都严格依照佛教律法来展现僧尼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佛像的制作还有意遵循一些特定的具有法力的佛教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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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僧侣的服装以佛陀曾经的穿着为基础，包括三件未经特意裁剪的长方形布片，质料有亚麻、棉、丝、羊毛、麻布、帆布等。第一件是都提（Dhoti，即裹腰布）或安陀会（antaravasaka，内衣），裹在从肚脐的上部至小腿部位的下身，多余部分收拢成竖向的衣褶，在前部或一侧折叠，上缘向下折叠，塞进去或用绳子绑紧。这件衣服之上是上衣或僧袍（即郁多罗僧，uttarasanga），外面还可再加一件外套（即僧伽梨，sanghati，也叫袈裟或僧祇支，Kashaya），即格里斯沃德所称的披风。我们一般根据佛装的下缘就能确定佛像是否穿了这两种上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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